彭总落难后，这三人始终不离不弃！他们最后结局如何？

1978年12月首都机场，一架航班缓缓降落。三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围在舷梯旁，目光死死盯着机舱门。

当工作人员抬出一个盖着党旗的骨灰盒时，58岁的景希珍突然双膝跪地，颤抖着伸手触碰骨灰盒上的“王川”二字，这是彭老总蒙冤时用的化名。

旁边的綦魁英早已泣不成声，司机赵凤池红着眼眶，对骨灰盒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这三人和彭老总有什么故事？彭老总又是为何蒙冤的？

这一切，要从1959年说起。

1959年7月的庐山，暴雨来得比往年更急。彭总在会议上递交的万言书，让原本轻松的氛围骤然紧张。

当批判声浪席卷而来时，曾经的老部下们纷纷保持沉默，妻子浦安修也顶不住压力提出了离婚。

那天傍晚，彭总望着空荡荡的会议室，对身边三人说：“你们走吧，跟着我没前途。”

警卫参谋景希珍梗着脖子回答：“1947年在陕北，您把最后一块干粮塞给我，1950年入朝作战，敌机轰炸时您用身体护着我。现在您让我走？除非我死！”

这个山西汉子从小跟着彭总南征北战，此刻像棵松树般矗立在窗前，任由雨水拍打在脸上。

秘书綦魁英推了推眼镜，坚定地说道：“我是您亲自挑选的秘书，您教我读《资治通鉴》，教我写调研报告。现在您需要人整理材料，我怎么能走？”

这个山东书生出身的干部，把钢笔往笔记本上一插，仿佛在宣示某种决心。

司机赵凤池则默默发动了汽车：“首长，该去食堂了。”这个沉默寡言的河北汉子，从1954年起就为彭总开车，此刻用最朴实的行动表明了态度。

三天后，三人陪着彭总离开庐山。当其他领导人的专车陆续超过他们时，赵凤池特意放慢车速，让彭总的车稳稳走在最后。

景希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的盘山公路特别陡，可我们谁也没掉队。

被安排到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后，彭总成了闲人。院子里的荒草长到膝盖高，厨房连像样的锅碗都没有。

景希珍带着大家动手收拾，綦魁英翻出藏在行李箱底的《参考消息》，贴在墙上当墙纸，赵凤池把汽车工具箱改造成碗柜，景希珍把自己5岁的儿子抱来，让孩子奶声奶气地喊“彭爷爷”。

“首长，您看这小家伙像不像当年的小老虎？”景希珍指着满地跑的孩子笑。小老虎是彭总在陕北救过的一个小战士，孩子的笑声，让彭总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最让彭总感动的是三人开垦的“红星菜地”，每天清晨，景希珍扛着锄头走在前面，綦魁英背着粪筐跟在后面，赵凤池推着小车运来泉水。

他们种了西红柿、辣椒和玉米，彭总给每垄地插上木牌，上面写着“陕北老品种”“山东大辣椒”。

第一颗西红柿变红时，彭总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切成四块：“你们尝，这是咱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綦魁英后来回忆：那天首长吃得很慢，眼泪掉进了菜汤里。我们都假装没看见，只是默默往他碗里添菜。

1965年，彭总被下放到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出发前一晚，景希珍发现彭总在灯下反复擦拭一枚勋章，那是1955年授予他的一级八一勋章。

彭总低声说：“老景，这次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景希珍接过勋章头也每抬：“回不来就不回来，当年过雪山草地，您也说过这话。”

在四川的日子里，赵凤池的汽车成了移动办公室。这位有着20年驾龄的老司机，总能巧妙避开沿途的监视，遇到坑洼路段，他会故意放慢车速，让彭总多和路边农民聊几句。看到有干部模样的人靠近，他就打开收音机，用嘈杂的广播声掩护谈话。

有次在凉山，一位老大娘跪在路边求彭总帮忙解决缺水问题，赵凤池立刻把车开到了山脚下，陪着彭总徒步走了十里山路找水源。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66年春。彭总在兵工厂调研时，突然有造反派喊着口号冲了进来。景希珍本能地挡在彭总身前，右手紧紧攥着腰间的手枪。

虽然早被要求上交武器，但他一直把子弹夹藏在鞋垫下。綦魁英迅速把彭总写的调研笔记塞进锅炉，眼睁睁看着纸片在火中被烧成灰烬。

造反派被工人拦在门外后，三人才发现后背全被冷汗浸透了。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赵凤池的车灯突然照亮了吴家花园的砖墙。“首长，他们来了。”他简短地说。

景希珍和綦魁英早已收拾好行李，三人把彭总护送上车时，发现他只带了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毛泽东选集》和半罐茶叶。

在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造反派把彭总单独关在车厢连接处。景希珍趁上厕所的机会靠近，隔着铁栏杆喊：“首长！您当年教我们的五讲四美，我们没忘！”

彭总抬头，眼里闪过一丝光亮。綦魁英挤过来，举起手里的搪瓷缸：“这是您给我的杯子，我一直带着！”

赵凤池从口袋里掏出几粒水果糖：“四川买的，甜着呢！”

列车在武汉站停靠时，造反派强行把三人赶下列车。看着彭总的车窗缓缓升起，景希珍突然挣脱阻拦，边跑边喊：“首长！我们等您回来！”

听到这话后车厢里的彭总猛然起身，隔着玻璃用力点头。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彭总。

1978年12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追悼会上，景希珍三人胸前别着黑纱，站在彭总遗像前。

当宣读平反决定的声音响起时，赵凤池低声说：“首长，您听，是真的。”

綦魁英的手指紧紧攥住座椅扶手，关节发白，十年前，他在牛棚里被打断两根肋骨，却始终没说过一句彭总的坏话。

平反后，三人的生活工作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景希珍被调回总参检察院，退休前一直忙着整理彭总的口述历史。2010年病重时，他反复叮嘱家人：“把我的军功章和彭老总的照片放在一起。”

綦魁英参与编写《彭德怀传》，晚年经常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核对史料。他书房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张四人在吴家花园的合影。

赵凤池退休后住在总参干休所，每天清晨都会擦拭那辆早已退役的吉姆车。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这车跟着首长跑过雪山，擦干净了，首长在天上看得见。”

2023年，赵凤池在接受采访时，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1974年11月29日，首长让我们离开，我们没走。

最后一页写着：2010年7月7日，老景走了，他到那边陪首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