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死后不久，袁崇焕随即凌迟处死，崇祯：他活着，我寝食难安

1630年9月22日，北京西四牌楼刑场，天幕低垂，日光惨淡。

当囚车轧过青石路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时，沿途百姓嘶吼着“国贼”、“汉奸”、“卖国奴”，手中的烂菜叶、碎石块、秽物疯狂砸向车中人。

袁崇焕紧闭双眼，未置一词。直到囚车抵达刑场，监斩官冷漠的宣判道：

“犯人袁崇焕，欺君罔上，通敌叛国，罪不容诛，着即凌迟处死，妻女流放三千里，家产尽数充公。”

刽子手刀锋落下，袁崇焕身上带血的皮肉飞溅而起。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紧随而至，观望行刑的人群竟蜂拥争抢割下的血肉，每吃一口，就咬牙切齿的大骂。

千刀之痛，千声之辱。

而在千里之外，孔有德正将红夷大炮对准登州城墙，袁崇焕擅自斩杀他的上司毛文龙，也终于迎来了“强烈”的报复。

那么，袁崇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要擅自诛杀毛文龙？他又是如何招来杀身之祸的呢？

袁崇焕的人生转折点，始于努尔哈赤的“助攻”。

162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挟席卷辽东诸部之威，亲率十三万大军压向辽西走廊最后的屏障，宁远城。

当时，袁崇焕以宁前道身份坐镇宁远。面对八旗铁骑，他毫无惧色，坚壁清野，将城外粮房尽皆焚毁。

不久后，袁崇焕又招募兵民万余人，依托宁远城新筑的坚固城防和从澳门引进的西洋“红夷大炮”，严阵以待。

当八旗铁骑杀入城下，填壕攀梯时，袁崇焕亲临前线，指挥红衣大炮迅速射击，八旗军在冲天的炮火中变得血肉横飞，尸积如山。

就连努尔哈赤本人也遭到了炮火的打击，含恨身亡。

袁崇焕一介书生，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朱由校当机立断，擢升他为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全权经略关外战事。

1627年，朱由校驾崩，年仅十七岁的崇祯，登基初始就以雷霆手段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朝堂为之一肃。

七月，紫禁城平台。一场决定帝国北疆命运乃至袁崇焕个人生死的君臣际会在此上演，史称“平台召对”。

少年天子崇祯言辞恳切，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他力排众议，将“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的帝国最高军职授予袁崇焕，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信任。

面对君恩浩荡，袁崇焕胸中热血奔涌，感激涕零。

当崇祯殷切地垂询平辽方略时，一句豪言竟脱口而出：“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此言一出，众人大吃一惊。

侍立的阁臣李标、钱龙锡皆面露惊愕。在辽东重镇尽失，精锐丧尽，财政枯竭的窘境下，五年复辽无异于天方夜谭。

步出平台，兵科给事中许誉卿急扯袁崇焕的衣袖，说道："五年平辽，计将安出？"袁崇焕竟喟然长叹，苦笑道："圣心焦劳，聊慰上意耳。"

轻飘飘的九个字，如同他亲手为自己埋下了绝命的种子。

不久后，袁崇焕请求饷银八十万两以充军资，要求崇祯赋予他统一事权，尽撤诸巡抚，重用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等将领。

令他未曾料到的是，崇祯竟全部允准，他倾尽国库所出，赋予袁崇焕前所未有的权力。

此刻的平台暖阁中，仿佛重现了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千古佳话。只是袁崇焕不知道，所有的恩宠都在五年平辽的“谎言”启动时，悄然进入了倒计时。

时间如指间流沙，转瞬即逝。

1629年秋，袁崇焕督师蓟辽已近两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以宁远、锦州为核心的关宁锦防线愈发巩固，多次挫败皇太极的叩关企图。

然而，“五年复辽”的宏图却如镜花水月，毫无实质进展。

山海关外，明军依然困守狭长辽西走廊；山海关内，帝国的财政在巨额辽饷的压榨下濒临崩溃，民变渐起。

崇祯案头关于袁崇焕“拥兵自重”、“糜饷无功”、“跋扈不臣”的奏疏纷纷抵达。昔日千斤一诺的重担，渐渐显露出了强大的反噬力。

此时，袁崇焕尚未预感到危机。他的行辕移驻山海关，目光锁定在深埋于后金腹背的钉子，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身上。

毛文龙本人颇具草莽枭雄之气，他利用皮岛独特地理位置，发展贸易。商船帆樯如林，市集彻夜喧嚣，岁入数十万两白银的皮岛，俨然海上金窟。

此外，他麾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悍勇之将，不时袭扰后金腹地，令皇太极如芒刺在背。

然而，毛文龙行事乖张，常虚报兵员，冒领粮饷，游离于朝廷法度之外。

他本性又桀骜难驯，不听节制，与朝鲜的关系也时生龃龉，对登莱、天津官员时有勒索，成为朝廷难以掌控的边陲势力。

当时，袁崇焕有意整顿辽东事务，对毛文龙拥兵海外深恶痛绝，视他为统一事权、整肃边防的巨大障碍。

于是，在1629年，袁崇焕以检阅军伍为名，泛舟双岛。毛文龙不知大祸临头，仅率少数亲兵登船谒见。

当毛文龙踏进双岛大帐时，袁崇焕骤然发难，当众历数毛文龙专制一方、欺君冒饷、劫掠商船、好色诲淫、私通外番、羁押朝鲜使臣、侵盗边海钱粮、掩败为功、观望养敌、拜阉为父、铁山丧师、开镇八年未复寸土等“十二大罪”。

毛文龙尚欲抗辩，袁崇焕却没有奏报朝廷，更未待圣裁，就手捧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斩杀于帐前。

这一剑，斩断了大明二百年"刑不上大夫"的铁律。消息传至京师，举朝骇然。毛文龙固然骄横，可他牵制皇太极的功劳举朝皆知。

更可怕的是皮岛兵变的幽灵，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悍将如失柙猛虎，在袁崇焕看不见的角落里磨利爪牙。

当时，崇祯的震怒，也可想而知。

帝王心术深处，忌惮的岂止是毛文龙之死？更是袁崇焕手握重兵、尚方宝剑，竟可生杀予夺于千里之外，视朝廷法度如无物！

然而，后金威胁迫在眉睫、辽东局势微妙。崇祯强压雷霆之怒，反而在八月下旨，公开认可袁崇焕之举。

他以"毛文龙骄蹇不法，诛之允当"为袁崇焕背书，但诏书里那句"今后勿复尔尔"，已是山雨欲来前令人窒息的死寂。

而毛文龙的骤然消失，恶果立竿见影。

东江镇失去主心骨，迅速陷入混乱和分裂。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骁勇善战的部将，顿失羁縻，对朝廷和袁崇焕充满疑惧怨恨。

更可怕的是，皇太极终于可以彻底摆脱后顾之忧，腾出手来，谋划一场绕开坚固的关宁锦防线、直捣大明腹心的石破天惊的军事冒险。

一场席卷京畿、彻底改变袁崇焕和明帝国命运的飓风，已在辽东以北悄然酝酿。

1629年10月，朔风卷过蒙古草原。

皇太极亲率十万八旗铁骑，突然放弃宁锦防线，绕道蒙古，突破长城喜峰口，随即攻占军事重镇遵化，兵锋直指京畿腹地。

孙承宗急令袁崇焕："扼守蓟州要隘，防止皇太极兵临北京城。"若袁崇焕依计据险布防，八旗铁骑必难西进。

然而，袁崇焕的军事思维囿于他赖以成名的“凭坚城，用大炮”的阵地战模式，对机动作战和纵深防御缺乏足够认识。

他竟置孙承宗方略于不顾，引兵尾随后金军西进，既不占据险要正面阻击，也不冒险急攻断敌归路，两军相隔三十里并驱七日，秋毫无犯。

此举令朝野侧目，京师流言四起，疑窦丛生：袁督师为何纵敌深入？意欲何为？

最终，袁崇焕抵达竟北京城下，背倚坚城，扎营广渠门外，欲复制宁远模式，与皇太极决战于天子脚下。

此乃滔天大忌。

边军无诏逼近京师，已是形同胁驾，更何况列阵城下？这不仅触犯了军事禁区，更深深刺痛了皇帝敏感多疑的神经。

崇祯强压惊怒，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反常的是，崇祯竟脱下貂裘披于袁崇焕肩头。

了解崇祯性情者皆知，这极致的“温存”实则是火山爆发前最后的伪装。可袁崇焕却浑然未觉，竟在此时奏请：“士卒鏖战疲惫，请准入城休整。”

此语如惊雷炸响。

边军兵临城下已是大逆不道，袁崇焕竟还想引兵入城。崇祯面色铁青，断然拒绝。疑云，已浓得化不开了。

京城保卫战随即惨烈展开。

满桂率部在德胜门外与后金激战，明军炮火支援时竟发生误击，满桂身负重创。流言如毒藤疯长：是袁崇焕的炮，是袁崇焕欲借敌手除满桂这个宿敌。

袁崇焕已成众矢之的。

皇太极适时地抛出了那份粗陋不堪的反间计。他故意让被俘的杨姓太监“偷听”到看守对话，再纵他归报。

崇祯心中积压的疑惧、对五年复辽诺言落空的失望、对擅杀毛文龙的愤怒、对引兵胁京的震骇、对炮伤满桂的猜忌，连同雪片般的弹劾奏章，终于汇成无可挽回的决断。

1629年，崇祯以“议饷”为名，召见袁崇焕，随即被埋伏的锦衣卫拿下，投入诏狱。

崇祯当庭厉声质问三事：擅杀毛文龙，视国法为何物？建虏长驱直入，你的守土之责安在？满桂中箭，是否你的部下所为？

袁崇焕张口欲辩，却字字千钧。

毛文龙案已成死结，己巳之变百口莫辩，满桂中箭更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而锦衣卫锁链加身时，距"五年平辽"之诺已过三载。

次年八月十六日，年轻而刚愎的皇帝朱笔亲判：“袁崇焕谋叛欺君，磔示西市，家属流徙三千里。”

袁崇焕不死，崇祯寝食难安啊。

袁崇焕身陷囹圄之时，帝国上下呈现冰火两重天之象。

京城百姓因饱受八旗蹂躏，家园被毁，亲人罹难，惊魂未定之下，对他恨入骨髓；而辽东军民，感念他修筑宁锦坚城、练关宁劲旅、力保桑梓免遭涂炭之功，多视他为蒙冤柱石。

袁崇焕在诏狱半年间，曾手书密信，招回因主帅下狱而愤然率部东归的祖大寿。

祖大寿见袁崇焕手谕泣拜，终以国事为重，引兵回救，在孙承宗调度下，配合其他明军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解除了后金对京师的二次威胁。

然而，这一切在京城鼎沸的“汉奸”呼号和庙堂精妙的权力绞杀中，微弱得不值一提。

袁崇焕的才能在守城御敌、构筑防线堪称一代名将，“宁锦大捷”足以证明他的才华。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辽西方略也有着现实的考量。

然而，他的短板则在于缺乏宏观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

五年复辽的空诺，是书生热血下的轻率，更是对年轻帝王焦虑心理的致命错判；擅诛毛文龙，虽有他跋扈不法之因，更是对皇权底线骇人的漠视，授政敌以柄，自毁藩篱；广渠门列阵，是他战术思维的路径依赖，更是对“天子安危即帝国最高政治”这一铁律的惊人无知。

他始终执着于战场上的“胜败”，却不解龙椅上年轻君主心中日夜煎熬的“安危”和“权柄”。

当然了，崇祯也是这场悲剧的核心制造者。

他励精图治，渴望中兴，对袁崇焕寄予了超越现实可能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当期望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他性格中深藏的多疑、急躁、严苛、刚愎就如毒藤般缠绕上来。

袁崇焕的种种“犯忌”之举，在他极度敏感的神经上不断切割。

他不懂军事的复杂性与辽东局势的积重难返，只直观地看到督师未能兑现诺言，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才，更是一个能完全体察圣心、谨守本分、毫无棱角的“忠臣”。

袁崇焕的个性和行事作风，最终撞碎了崇祯脆弱而功利的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