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当前中国经济的假问题和真问题

今年以来，决策部门把“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面扩大内需”作为九大重点经济任务之首，部署了一系列促消费、扩内需政策。这既是短期逆周期调控的正确决策，也是长期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然而，近期有学者从批评“消费驱动”这个概念入手，以及通过讨论有没有“消费驱动”模式这个“假问题”，并通过片面比较得出中国商品消费早已是世界第一、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比高是价格因素等似是而非的观点，来弱化提振消费的必要性，甚至对“提高投资效益”的要求也提出了质疑，主张继续再扩大投资的“新四万亿”。

问题虽假，但在关键决策时间窗口提出，有可能唤醒深藏在体制内的基建投资惯性冲动，再次造成扩大低效、无效投资的风险，不但会进一步扭曲需求结构，还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因而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澄清。

提振消费是政策资源分配问题，

而非概念之争

提振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是面临长期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挑战时，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和政策选择的“真问题”，而不是探讨国内或国外有没有“消费驱动”概念的“假问题”。

那么为什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真问题”，会变成有没有“消费驱动”概念之争的“假问题”呢？这个真假问题的切换有没有逻辑问题呢？

首先，有学者提出在各种生产函数（一般包括资本、技术、劳动、管理、技术等变量）当中，都没有“消费”这个变量，因此自然不存在“消费驱动增长”这种战略。

然后，这些学者又把各种生产函数中的“资本”换成“投资”，进而把各种增长模型种涉及“资本、劳动、技术”的讨论，都一一换成“投资、劳动、技术”，再提出“投资驱动、劳动力驱动、或技术进步驱动”，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承认“投资驱动”也是合理的，是一种“增长模式”了；而“消费驱动”呢，因为消费根本不是生产函数的变量，当然就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平时讨论投资需求、投资驱动或投资拉动、出口需求或出口拉动、消费需求或消费拉动这些概念的时候，所谈论的投资，是供给侧的、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K）吗？显然不是。

跟消费对应的“投资”概念，指的是房地产投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还有企业厂房设备投资，或按照行业划分，是农业投资、工业投资，还是服务业投资，等等，都是具体的投资项目，是总需求问题，而非供给侧的生产函数、增长模式、增长理论问题。

要投资，既需要资本要素，也需要劳动要素，还需要土地、资源要素，还需要技术、管理等等，怎么能把需求侧的投资（I），当做供给侧的资本要素（K）来讨论呢？

不妨再重复一遍，当我们讨论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时，投资是总需求公式（GDP=C+I+G+NX）中的I，Investment，是宏观政策中的需求侧拉动工具，而不是各种生产函数（如Y=F(K,L,A)）和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资本（K）要素。

总之，不能把供给侧的长期增长问题和需求侧的总需求拉动问题混为一谈。

显然，总需求不足是“真问题”，为了化解总需求不足，要把财政资源更多的用于扩大投资，还是更多地用来提高社保和民生支出、发放更多消费补贴，才是“真问题”，而概念叫不叫“消费驱动”，“投资驱动”，还是什么“投资拉动”，有没有这些概念之争，都是“假问题”。

当然，假问题也有真答案，这个真答案就是：在供给侧，有各种增长模型和增长理论，在需求侧，有投资拉动、消费拉动或出口拉动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经济增长既需要供给侧的增长力量，也需要总需求拉动的力量。

如果这些“假问题”不及时澄清，必然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动摇社会公众对我国提振消费政策的理解，弱化各级政府、各部门对提振消费重要性的认知，甚至对出台进一步提振消费的政策必要性产生怀疑，结果，当对假问题的关注替代了对“真问题”的研究，就会影响“真问题”的解决。

莫让假问题的讨论，影响真问题的解决

有没有“消费驱动”的概念？是不是叫“消费拉动”更准确？这都是没啥意义的概念之争，都是假问题，而如何实实在在地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扩大内需，才是真问题。

就算国外学者没有提出“消费驱动”概念，我们也应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因为中国生产了全球制造业产品的30%以上，而消费制造业产品全球占比则不足15%，提振消费是化解内需不足和外部失衡的关键。

同时，就算证明了有投资驱动这个概念，中国也不能再盲目扩大投资了，因为目前同样一笔财政资金，如果用来搞基建投资，宏观乘数只有1.06倍，而如果用来发消费补贴，宏观乘数大于3倍。同时我国投资率连续多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如果在后基建时代继续扩张投资必然会陷入“过度投资陷阱”。

一说提振消费，有人就讨论该不该刺激老百姓多花钱？或者如何引导老百姓怎么花钱？这些也都是假问题。老百姓花多少钱消费、怎么花钱，他自己说了算，每个家庭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提振消费的主要经济变量，应该是政策能够影响的变量，比如财政支出方向是再干“新四万亿”投资，还是把这四万亿用来提升社保、发钱（消费补贴）、扩大民生支出？货币政策是降息，还是不降息？如何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提振股市信心？

还有一个假问题就是把增加居民收入等同于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这个说法表面上听起来如此正义，为什么也是假问题呢？因为工资是劳动要素的价格，本质上是企业收入和盈利状况决定的，也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市场决定的：如果企业收入和盈利下降，或者劳动力供给过剩，你还要求它加工资，企业就会被迫裁员或更多使用机器人，结果反而减少就业，降低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反之，如果企业收入和盈利上涨，或劳动力供给稀缺，它自然会加工资，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能力。当然，加强最低工资的劳动保障，或用法制化、市场化手段引导就业收入上涨，则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大家都知道耶稣那句名言“假冒伪善的人啊，……..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我们在谈论促消费的时候，也首先要划定政策的边界，让家庭的归家庭、市场的归市场，政策的归政策。

所以，增加居民收入，不是在干预家庭和市场决定的变量上“出虚招”，而是在政策能够决定的变量上“出实招”。

哪些是提振消费的实招数呢？

就在这几天，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从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全力加强社会保障力度，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全面纳入社会保障范围，这些民生支出就是让老百姓长期可以放心消费的实招，但力度还有提升空间。

比如，能不能把每年几万亿的低效、无效投资的资金省下来，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

又比如，既然生产都过剩了，生产补贴都变成内卷式竞争的本钱了，是否把各地方每年给企业的几万亿生产补贴省下来，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

再比如，出口都全球第一了，能不能把每年万亿出口补贴剩下来，给老百姓发消费补贴？

更重要的是，国有股权划转社保试点工作前几年已经顺利完成，如今上百万亿的国有股权，能不能再划转10%，用来大幅提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

为了弱化提振消费的必要性，某些学者还参考了近期一些网络观点提出，“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从消费品支出对GDP比的角度看，中国明显超过美国”，“美国服务业消费占比高主要是因为价格高”等等，对这些来源于网络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我在《中国消费是不是全球第一，重要吗？》一文中，恰好已分别结合消费结构差异、服务业的重要性、购买力平价的核心缺陷（脱离各国收入差异去比较价格）等，一一做出了理性分析。总之，靠这些片面分析，改变不了我们消费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事实，也不能改变弱化我们战胜居民收入占比低、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的必要性。

对当前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争论我们是不是全球第一消费大国，更不是用片面数据自我安慰，而是应该研究更多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费的有效措施。我们千万不能被没有意义的“假问题”争论所误导而偏离正确目标——只要勇敢面对“真问题”，主动寻找差距，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学习怎么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彻底激活14亿人的消费潜力，中国早晚能堂堂正正地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什么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的“真问题”

当然，从长期看，经济增长模式更重要，那么哪些是供给侧的真问题呢？

早在2012年，我就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就供给侧的增长源泉增长模式问题做了探讨，强调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真正的源泉，不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而在于资本、土地、技术、技术和管理这五大财富源泉，同时为了阐述这五大财富源泉的作用，又提出了“新供给增长模型”和“新供给增长函数”，呼吁从供给侧改革，让人口、劳动、技术、资本、管理等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图1：新供给经济学增长模型

——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

（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增长模型中，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条件（precondition），劳动、土地、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factors），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具体参见《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

在2012年的《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我把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归纳为三种：一种是类似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以社会分工效率提高为的典型特征的增长模式，称为“斯密增长”；一种是类似19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以大量的大规模人口和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和资源要素投入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增长，可定义为“库兹涅茨增长”；还有就是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可概括为“熊彼特增长”。

众所周知，关于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思想，十年前就已经被吸纳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当中，关于放松人口生育和户籍制度、推动土地流转、金融供给侧改革、鼓励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减税、放松供给约束等学术主张都已经有相对应的政策决策，《新供给主义宣言》一文所提到的“斯密增长”、“库兹涅茨增长”、“熊彼特增长”等概念也被学界广泛引用。

面对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转型需要，尤其是“内卷式竞争”让中国很多行业陷入恶性循环阶段，我前几年又在《软价值经济学》中提出了“创新函数”相关理论，希望能够帮助创新企业总结创新的规律，并让传统企业找到摆脱“内卷式竞争”的创新方法论。

在经济学者们列举的所有生产函数中，投入和产出都是线性或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一份投入必然带来一份产出，一份汗水就对应着一份收获——沿着这样的关系，所有管理目标都是降低成本、提高产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价格，这样竞争的尽头，必然是“内卷式竞争”。

而《软价值经济学》中提出的创新函数，主要阐述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是非正相关、非线性的概率关系，以及如何提高创新成功概率的原理和方法论。

（在创新函数中，创意产出叫做I，外部条件包括技术条件A，创新环境E，创新函数里没有土地要素，但是有一个新的元素叫做信息元素i，什么是信息元素，画一幅画，色彩就是信息元素；写一个程序，代码就是信息选素；创作一首歌，旋律就是信息元素；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数据就是信息元素。创新函数中的另外两个要素，资本、管理的作用，和它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是一样的。具体请参见《软价值经济学——数字经济时代的底层逻辑》）

在创新函数里，因为只有特定人才、有灵感概率的情况下才会有效的创意产出所以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在这里变为有效劳动。什么是有效劳动？上面第二个公式，有效劳动是总劳动投入和“创意者灵感概率”的积分。为什么是积分？因为创意者灵感概率分布不均匀。

有效劳动到底怎么样提高创意者的灵感概率？创意者灵感的产生跟神经大模型原理一样，左边输入信息，右边产出创意，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如何反应，不取决于神经元的数量，而取决于神经元的结构——这是一种有效信息的组合概率，而它是不确定的，是一种小概率事件。

图2：神经网络模型原理

以生产函数为哲学基础，一百多年来企业家们发明了泰勒制、丰田制等各种管理办法；而以创新函数为哲学基础的新管理方法，已经出现了如IPD战略、OKR、“创客模式”等新型管理方法，在IBM、谷歌、华为、海尔、字节跳动等IT企业、文化产业、创新药、高端制造业和各种创新产业中，已经成为主流管理方法，未来如果“创新函数”的原理被更多企业家理解，就会探索出更多更先进的创新管理方法，在推动中国传统企业转型过程中更广泛地应用。

从呼吁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到探索创新转型的方法论，这些都是新时期中国经济供给侧的“真问题”。

解决“真问题”需要良好学风

很多朋友不理解，为什么在2012年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批评需求侧的过度干预、呼吁供给侧改革，但从2020年以后，我却转而把重点放在呼吁扩大消费、扩大内需方面呢？显然，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真问题在变化。

当一个阶段因为人口政策约束、土地供给约束、资本要素价格过高等供给约束，抑制了增长潜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呼吁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并倡导放松供给约束、放松管制、降低税费等改革主张，更加注重内生的“斯密增长”和“熊彼特增长”等供给侧增长动力。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2013年初出版的《大周期》一书的推荐语中，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这一新兴学术思想称为“新邓小平主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后来评说，滕泰的新供给经济学改革主张“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办法，看上去也比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要丰富些。”

然而，从2020年疫情冲击下的应对开始，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是用扩大投资的办法来稳增长？还是用给老百姓发钱或发消费券的办法来恢复总需求？——这成了当时政策选择的“真问题”。我和研究团队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厂房设备投资已经逐步饱和的现实出发，与2020年4月开始，连续发表了《尽快推出新消费引领的10万亿经济复苏计划》等一系列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什么这一次新老基建都难以“挑大梁”，并提出以救助小微企业和以新消费为主的消费刺激计划。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支持基建投资，并明确反对发钱补贴消费。

当时决策更重视扩大投资的主张，并习惯性地拿起了扩大投资的武器，当年投资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81%，而消费则是负贡献——虽然搞投资短期见效快、达到了迅速稳增长的效果，但是2022年后才发现，当年搞的投资，都已经变成新的供给能力，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更加严重。不仅如此，由于疫情期间中国居民和个体工商户靠消耗家庭储蓄熬过来，因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了严重损伤，疫情以后家庭不但没有“报复性消费”，反而开始纷纷增加储蓄以恢复对未来的安全感，结果消费更加低迷，当年大搞基建投资“饮鸩止渴”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

2022年1月，针对“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职能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等主张，我发表了《后基建时代，稳增长还能靠投资吗？》等一系列文章，呼吁政策深度转型，新时期要更加重视扩大消费。

值得庆幸的是，到2022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第一次把消费和投资在总需求的作用做了悄然调整，并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2023年、2024年，社会各界对提振消费越来越重视，并逐渐从认知转变开始到政策行动转变，直到2025年把提振消费作为九大重点任务之首，从加强社会保障、发放消费补贴等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陆续出台，从中央到地方，提振消费行动全力加速——这是学术界共同讨论和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认知的进步，更是经济决策与时俱进的巨大进步。

从前述理论认识和政策的不断演化发展可以看出，从之前的扩大基建投资，战略性的转向提振消费，是根据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作出的现实选择。为了这个转变，我们前些年已经交过学费，不能再继续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过去几年，由于“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学术争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自媒体博友也加入进来发表看法，这都是关心中国经济的好事。但是也有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这些年对投资驱动的各种攻击和谩骂，显然是不好的；近期也有自媒体对我关于提振消费的观点进行歪曲和攻击，这些做法都无助于理性分析和解决“真问题”。

我国学界关于扩大投资，还是扩大消费的争论毫无疑问是从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的，2022的分歧加大，2023年社会认知逐渐转变。有人提出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的争论发端于20年前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相关评论。即便那时候国外真的确有这样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也未曾在国内产生任何影响。退一万步讲，如果二十年前我关注到这些外国学者的说法，我也会反对并批评，因为那时候修一条路、一个机场就带动一个地区经济，当时中国还处于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房地产、基建、厂房设备投资都是真需求。但此一时，彼一时，曾经成功的经验，如果死抱着不放，就成了刻舟求剑。

把疫情后扩大内需政策选择的学术争论硬跟二十年前这些国外学者相联系，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有些自媒体发挥想象力，把十几年前提出新供给经济学也说成步世界银行什么的后尘，更是无稽之谈。

不久前跟学界朋友聊天，谈起80年代为了推动改革，那些在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上的辩论，既紧扣实践问题，也借鉴国际经验，没有自媒体“诛心”之说，学者们只关心“真问题”，心中只装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又想到前几天去上海看望我的导师伍贻康先生，师徒二人聊起了1988年被称为“狮城舌战”的那场“世纪之辩”。这场辩论赛之所以影响大，不仅仅因为讲逻辑、有风度的思辨之风，还因为跟湾湾队同台而成为两岸别开生面的思想文化交流。当时的国内外媒体这样报道：“在翌日的记者招待会，复旦大学领队伍贻康副教授风度非凡，表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题是限定的，而交流是广阔的；赛期是有限的，而友谊是永存的’，‘这次辩论赛不仅是智慧的交锋，也是知识的交汇、思想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感情和心灵的交融’。”那年领队伍老师刚过50，教练王老师3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代。1992年，伍老师从政后，由王老师担任领队的复旦大学再获冠军，而那时讲逻辑、有风度的儒雅之辩，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且风靡整个1990年代。

一眨眼三、四十年过去了，来到了自媒体时代，要让真理越辩越明，让社会认识和政策与时俱进，自媒体的讨论也应该跟学界的讨论一样，需要当年的胸怀、风度、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国际背景下，在多行业供给过剩影响企业销售、年轻人面临就业形势严峻、家庭部门收入偏低、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挑战下，提振消费不但事关畅通中国经济循环，而且事关深化收入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转型，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切入点。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中国持续扩大基建投资的光辉历史即将成为过去。在更加注重民生支出、投资于人和提振消费的道路上，期待我们继续凝聚共识、大踏步的向前进。正如《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序言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要走消费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