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介》· 访谈 | 在文艺与喜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何妙祺导演访谈录

作者简介

【嘉宾】

何妙祺，编剧、导演，代表作品：《我谈的那场恋爱》《美人鱼》《人间喜剧》等。

【采访】

康 宁，河北新乐人，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香港电影、电影文化等研究。

本文围绕何秒祺导演的编剧经历、导演经历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并针对导演执导电影作品《我谈的那场恋爱》进行深入的探析，进而挖掘出导演的创作思路与方法。何妙祺因《内衣少女》项目机缘踏入编剧行业，大学服装专业背景使她获聘担任助理，后受监制鼓励将剧本改编为小说，从此开启全职编剧生涯。转向导演源于香港首部剧情片计划，面对合拍片主导的市场环境，她以800万港币预算拍摄爱情喜剧《我谈的那场恋爱》。谈及香港电影，她认为各时期有其价值，新港片关注社会议题具现实意义，而自己选择浪漫喜剧是出于“在压抑社会中提供快乐”的创作初衷，坚信喜剧能成为观众短暂逃离现实的窗口。未来计划延续爱情喜剧风格，坦言是否北上取决于市场机会，更专注于将个人特色转化为稳定的创作风格。

康 宁：感谢何妙祺导演接受我的采访邀请。您的新片《我谈的那场恋爱》2024年4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放映，引发较多关注和反响。您首次执导电影便挑战了一部浪漫爱情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以诈骗案为外壳的爱情故事，但并不执意去控诉女性被骗的地位，相反，她反而夺回了主动地位——“只要不觉得被骗，那就这就是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个角度赋予整个故事更多的生命力。影片的那一句“在一个骗局里，去赴一段约”让人心动。通过与您的对谈，相信会了解更多《我谈的那场恋爱》背后的故事，以及您对当下中国香港电影的看法。

1 编剧经历

康 宁：您是如何开始自己的编剧历程的？

何妙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跟随陈庆嘉老师和秦小珍女士，陈庆嘉老师和钱小蕙女士有一间公司名叫尚品电影有限公司，秦小珍是他们经常合作的导演，之前拍过一些电影作品有《江湖告急》（林超贤，2000）、《绝世好Bra》（陈庆嘉/梁柏坚，2001）、《豪情》（陈庆嘉/梁柏坚，2001）等，《内衣少女》（陈庆嘉/秦小珍，2008）和《人间喜剧》（陈庆嘉/秦小珍，2010）反而是我加入后才制作的电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因为拍摄《内衣少女》这个电影，《内衣少女》是监制秦小珍第一部执导的电影，现在我的第一部执导电影由陈庆嘉和秦小珍监制，这是很微妙的缘分，要请一个助理，跟随他们写一些简单的东西。我当时在大学就读服装专业，很巧合的是，我当时一门课是《内衣设计》，他们觉得蛮合适的，我就来了。当时我做了很多资料收集的工作，并没有参与剧本写作，只是旁听他们谈论剧本。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谈论剧本，就在旁边听着。

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何妙祺，2024）海报

后来这个戏真的落实到拍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部小说，因为当时中国香流行电影上映的时候会有一本同名小说上市，同期一起做宣传。当时正好赶上暑假的香港书展，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写。我当时好像当了一两年设计师，觉得蛮无聊，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辞职开始写小说。当时只是把他们的剧本改回小说。之后我的监制看我写的东西，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当一个编剧。很感谢他们。

当时，他们两个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公司，愿意请一个全职的编剧。我很感谢他们当时收留了我，要不然我可能现在还是在做设计师，我不知道会不会做电影这一行。

康 宁：您之前参与编剧过很多的电影作品，例如《内衣少女》《人间喜剧》《八星报喜》《美人鱼》等，是不是大多为喜剧作品？

何妙祺：其实《人间喜剧》是我真正参与剧本的第一部作品。公司拍的影片类型很多，但是喜剧和爱情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我在这一辈的编剧里面，算是很幸运的，一出道便碰上很好的前辈愿意请我全职来工作，要知道香港的电影公司很少会以月薪雇用编剧，一般是以项目（project based）聘请编剧。可以跟着一个导演、一个监制这样慢慢写出来。他们主要写喜剧，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写喜剧。

我看的电影不算很多，因为我本来学的也不是电影专业，但我喜欢看爱情片和喜剧片。我喜欢的导演是伍迪·艾伦，也喜欢那种感觉和风格。

康 宁：您参与编剧的电影《美人鱼》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当时您是怎么样的心情？

何妙祺：电影《美人鱼》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周星驰先生找陈庆嘉老师一起谈剧本，陈老师让我一起跟着写。周星驰先生思路很清晰，跟他谈剧本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在脑中构思好了细节，门是推开还是拉开，是这样推还是那样，每一场要发生的对话都已经想得很清楚，所以当时我就负责把这些整理出来。我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功劳，跟周星驰先生谈剧本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他讲得很仔细，你本身具备整理能力就可以了。

电影《美人鱼》（周星驰，2016）剧照

康 宁：您出版过很多关于两性题材的著作，《男人嬉春，女人思春》《男人的要害，女人的要塞》等，这些作品对于你从事编剧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何妙祺：那些都是和陈庆嘉老师一起写的，陈老师之前写报纸的专栏，这两本书是他报纸专栏的集合。当时打算结集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写好了一个男生如何看到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需要让我补充女性视角，就是把对同一件事情的视角从女性角度再写一遍。比如男生怎么看婚姻，他写完之后需要我用女性角度再写一下。但当时我太年轻了，才二十几岁，对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深刻的看法，写得还不够好。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也感谢那个时候的出版社愿意出版。

坦白说，我现在能这样很顺畅地跟人家沟通，都是被陈庆嘉老师训练出来的。刚入行的时候，我在旁边听他们讨论剧本，我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他们以为我是自闭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幸运的，我一个内向的人能遇到陈庆嘉老师。其实在这个行业要靠自己，你跟每一个导演搞好关系，他才会找你写下一部，如果没有办法认识一个导演给你第一次机会，写得多好都没有用，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写得多好。陈庆嘉老师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给我，加上过去当编剧时，在现场对陈庆嘉和秦小珍拍戏的观察，之后我在自己拍电影的时候，跟其他岗位讨论时才发现，我的审美和应对能力已经慢慢地被培养出来了。

2 导演经历

康 宁：从编剧工作转向导演工作，原因是什么？这个转换过程有哪些困难？

何妙祺：主要是因为参加了香港的首部剧情片计划，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想过要当导演。其实在疫情前，大概是2016年至疫情前，我已很久没剧本可写或可售卖，当时香港电影市场多合拍片，类型多是警匪动作或古装的大制作，投资者都倾向投资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合拍的大制作，对都市的爱情喜剧这个类型不太感兴趣。首部剧情片计划之前几届专业组的资金也不足以拍一部符合人们心目中制作质量的电影，然后到第一年得到资金800万元的时候，陈庆嘉老师说机会来了，于是我就写了剧本发过去。

我们拍的这个是爱情喜剧，跟香港以前传统的爱情喜剧不太一样。其实我想写一种喜剧，观众在看的过程中感觉很愉悦，边看边嘴角上扬，那种很轻松的娱乐性的喜剧，某些观众可能还觉得有点东西可思考品味。

我想把喜剧写得文艺一些，有别于以前很多笑料，让观众捧腹大笑的喜剧，就是在文艺与喜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所以很感谢中国香港的首部剧情片计划，愿意给一些新导演机会，让我们去尝试新东西。如果说拍摄过程有什么困难，其实我是一直蛮自在地当一个编剧，很享受自己偷偷躲在后面写剧本的过程。自己当导演以后，需要自己到现场，我之前没有太多的现场经验，只好逐渐尝试和适应，在现场要告诉每个工作岗位的人员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也很感谢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如此信任我这样一个新人导演，陪我去尝试一样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康 宁：香港的爱情电影中有很多表现方式，例如叶念琛导演一直揭开爱情真相给观众看，而您的这部新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选择以诈骗为切入点，是出于什么考虑？您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何妙祺：我觉得每个导演或者每一个编剧，他们写作爱情故事，都有自己笃信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其实诈骗题材是当下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题材。首先，诈骗题材是能够引发观众兴趣的一层包装。但在表达时，我其实内里仍想说的是爱情。我是很悲观的，我认为所有的爱情最开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欺骗的成分，比如有一些很善意、无伤大雅的一些谎言，比如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可爱，会掩藏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或是把一些东西淡化。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程度的谎言。爱情跟这种诈骗的骗局是同一个道理。他在撒谎，可是你选择相信他，其实你也是帮他圆了谎。

所以就算这是一个喜剧，但是底色其实是蛮悲观的。如果自己有一些抑郁情绪，可能想不开，我会自己想一些东西逗自己笑，这个是我们自救的方法。

康 宁：我看《我谈的那场恋爱》的编剧也是您？您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目标观众群体是什么样的？

何妙祺：我跟陈庆嘉老师和秦小珍老师，是在一个很商业电影的体系里训练出来的人，我们每一个选题和决定都很自然地离不开一些商业的考虑，只是我们要怎么把自己想讲的东西跟这些商业的考量进行平衡。

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何妙祺，2024）剧照

故事选择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的情骗故事。我们相信女性观众对爱情喜剧的需求，MC张天赋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投进一个诈骗世界，很像是一场冒险，也是观众满足对情骗集团的猎奇心态，带观众看看情骗集团是用了什么招数，把人骗得晕头转向的。

很幸运，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又能把它拍出来。我希望喜欢喜剧、喜欢浪漫、喜欢在电影院里面做梦的人，用两个小时享受一下浪漫的感觉。

我认为，爱情是所有人不管多大年龄都愿意去投入的一种感情。所以其实我针对的是市场的类型，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故事，比如婚姻走到最后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散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变了，人就是慢慢相处消耗感情。青年人他们也能反思自己的情感，剧中的MC张天赋就是现在迷茫的年轻人，谁年轻时不迷茫，也不是没有梦想，他们只是不知道能做什么。

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目标观众，那就是希望所有有恋爱经历的、有爱情故事的人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找到共鸣，产生共情。其实我跟陈庆嘉老师写剧本的时候，我是没有哭的。只是觉得中年人回想起一段感情，有唏嘘，有黯然，有无奈，也有遗憾。我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的共鸣点。有很多观众说很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样的爱情片了，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观众能进电影院观看120分钟，我希望大家开心。

我相信我那么渺小的一个人，能做的善事其实不多，我觉得对这个世界最小的善意就是让人开心。如果一个电影院坐满了观众，能为你写的一个情节发笑，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康 宁：《我谈的那场恋爱》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观众是全知视角，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一直到谜底揭开还是忍不住沉浸其中，剧本写作中是怎么样设置的？

何妙祺：在写作上，商业片会考虑怎么抓住观众一直往下看。

例如该片中MC张天赋这个年轻人的看点，他们会看到年轻人的处境，不知道自己可以努力什么，可能还有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诈骗集团是有一点猎奇的，想看诈骗集团如何运作，我有一些底层的创作，然后把它喜剧化。

涉及中年女人的爱情，其实要感谢演员吴君如的演出，因为她给我们看到一个女人投入爱情的心花怒放，我们看着她，好像也陪她经历了一次投入爱情的感觉。

剧中的中年女人和年轻男人都很孤独，吴君如饰演的角色丧偶，然后MC张天赋饰演的角色通过她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量身打造来欺骗她，很容易就吸引了她。

孤独和寂寞是现代广泛的社会问题，大多数人都会感同身受。观众会联系自己的经历对号入座，会联想自身经历来解开自己的心结，因为“走心了”，又会把当中的情节对白再思考，而不是只谈这个骗局。骗局是我们看到的猎奇的东西，我们之后回归到感情是怎么样的。

我创作的目标是“以骗局开始，以感情收尾”，骗子一早就在布局，被骗的最后知道真相，但最后回想过程，都会总结这段故事是“我谈的那场恋爱”。

康 宁：《我谈的那场恋爱》在人物塑造上基本上都是两个主演分开表演，用“和手机谈恋爱”来推进感情的进度，能不能谈一下这样的角色人设？

何妙祺：很感谢两位演员，在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没有真人对戏，就自己对着手机演戏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到位表演，还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导演，我自己回头看片剪片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着手机谈恋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谈感情的过程。以前我们有笔友写信什么的，或者用QQ，现在我们就是用手机，就好像隔着一层，隔着时间和距离，好像对自己有一种安全感，最起码人家给你一个消息，你想着怎么回复，不用面对面，还要注意自己的微表情什么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用这些事把我们那种安全感放置于手机后面了。

我们似乎已不太习惯面对太真实赤裸的感情，我们可以跟距离很远的人谈恋爱。那种浪漫可能就是这样，你害怕，但是你也会想冒险，这样的小心翼翼正是让人心动的地方。

康 宁：对于演员的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

何妙祺：其实我拍这个电影，在香港找一个中年、知性、能做喜剧，还能做正剧女演员，吴君如很合适。而且她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表现很好。

MC张天赋也很适合青年男人这个角色。我其实不太懂现在的潮流，找MC张天赋是吴君如提议的。第一次去见他是去看他的演唱会，他在舞台上很有魅力，唱歌也很好听。我的监制说，一个歌手唱歌唱得好，演戏也不会差的。陈庆嘉老师是第一个找陈奕迅拍戏的人，他说唱歌能投入感情的人，演戏不会差，例如张国荣、梅艳芳等明星。

然后我需要这个男主人公有很多对白，口齿比较清楚有条理。MC张天赋在演唱会讲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故事，讲得很好。之后见面时在吴君如的公司，陈可辛导演也一起来见面。他身上略带颓废的气质打动了我，见到之后就定了下来，就没有再去见其他的男演员。

康宁：影片用了大量的旁白去结构电影，您是有意识地使用旁白么？您觉得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对电影叙事的帮助在哪里？

何妙祺：陈庆嘉老师就很喜欢使用旁白、独白，如果我算师承陈庆嘉老师的话，我也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如果不是很高深，不需要观众理解剧情的一场戏，有时候用旁白/独白给观众一些思考的空间。旁白/独白是一个很划算，也很快让观众了解一个人物的手段，不只是资料性的，可能是角色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例如我很喜欢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伍迪·艾伦，1977）中他自己的独白，有时一、两句精彩的独白比拍一两个镜头，甚至用更大篇幅去拍一场戏要好。我记得他电影中有一句独白：“我永远不想加入一个会让我这样的人加入的俱乐部，这个笑话很好地解释了我长大后和女人的关系。”他总结自己对女性的看法，我觉得很精彩，因为这个比喻要是拍成一场戏，都不及这样立体、一语中的形容好。

我觉得旁白/独白需要的时候就用，不一定写完最后全部用上，有时候剧情或者画面已经充足了，可以不加。

康宁：《我谈的那场恋爱》应该说是一部现实基调的电影，但是它同时又很浪漫，浪漫得有些不真实，您是怎样考虑该片的叙事基调的？

何妙祺：对，我很早就决定了这个叙事基调，其实我身边有朋友真的经历过这种诈骗。我们可以批判地说他们蠢、白痴，但是他自己一定是很开心的。有一些正在经历该过程的人，就算你告诉他这个是骗局，他也不会听，仍然沉迷其中。

我最近听了《三块广告牌》的导演兼编剧马丁·麦克唐纳关于创作的分享，他谈到创作者不要批判你的角色，就算真实的你并不认同角色的价值观。我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只有不批判，你才能走入角色的主观。

我知道这种故事有人拍就会很客观，到底那个人怎么被骗，我们要怎么避免被骗，以及骗子的方法，但是我就想拍这样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从来爱情和浪漫都是主观的。如果我用很批判的角度去看，例如吴君如在戏中的这种角色，我们一定说她傻，读那么多书，一个专业人士一个社会精英，你怎么可能这么蠢？带着批判，很容易把一个写实题材真实地呈现，就算带着怜悯，也是一种自以为高尚一点去看当事人，这不是我这次想做的。我想写的故事本来就不真实，电影就是不真实，我自己是觉得电影是浪漫的，我就是想投入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康 宁：影片的画面非常好看也很治愈，关于美术方面，您是怎么设想的？

何妙祺：有很多内容我在剧本中已经写出来，比如服装的变化，就是我想要一个中年女人，她没有爱情的时候，穿衣服是很保守，颜色是灰黑白那种很沉闷的颜色，可是当他开始恋爱时颜色越来越亮，你会看到他的世界色彩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我专业是服装，所以对这些是提前思考的。

我觉得爱情片，尤其是考虑到观众是一些中年女性，甚至不只是女生，每个人也希望看一些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在爱情片中。我觉得电影定调是浪漫的话，要比真实更好看一点，观众才愿意接受这个假定的世界，所以不只服装组和美术组，摄影师的构图也提升了画面的美感。

青年男性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一个邋里邋遢的青年人，开始想投入一个角色，从小朋友变成大人的过程，同样也会改变造型。影片中诈骗集团就是不真实的一个世界，所以造型和美术帮我丰富了很多，是由一个服装公司改装出来的，有一点怀旧，布料层次也丰富。

很感谢我的美术指导，他弄了一个服装公司，收集了一些布料对场景加以呈现。整个拍摄的过程像是一个平台，然后大家一起加不同的创作，有很多创新性的东西。我很开心这个剧本有空间，让每个岗位都有发挥的空间，大家互相配合，感谢大家帮我提升到现在这么丰富的程度。

康 宁：揭开诈骗真相时候的爱情是一种想象性的呈现，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呈现方式的？

何妙祺：当时警察问吴君如那个角色，相信是真的么？那个时候她回答是爱情，她自己信就是真的，旁人可以觉得她不过是嘴硬的自欺欺人，但她无所谓，坚持自己谈了一场恋爱。可是到最后她看见那个男生，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傻，在这一场好像是爱情又不是爱情的关系里，一个人陪着她傻，把谎言里的承诺当真，其实就是这么一点，她会觉得谈了是一场恋爱，不是只有她自己。

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何妙祺，2024）剧照

对于MC张天赋饰演的那个角色来说，他不会觉得用自己真实的身份跟这个女医生谈了一场恋爱，可是他投入那个角色，假装成法国人的时候，浪漫是真的，那种关心也是真的。在他的世界里，他也是以一个假身份谈了一场恋爱。也可以说最后的结局，是我对这些被骗的受害人一点善意的安慰，现实残酷，难道在电影中做梦也不行吗？

有谁敢说这种情况真的不会发生在千奇百怪的现实，世间本就有很多“如果…”。很多创作也是从“what if...”开始的。

康 宁：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何妙祺：拍摄过程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短缺。我觉得一般观众不会有这个理念，800万港币能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制作上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拍摄，还要在中国香港和日本两地拍摄，是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中国香港电影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会随机应变，见步行步。庆幸是我们有制作商业电影的经验，有很棒很卖力的制片组，因为政府规定我们不能收现金赞助，他们找到不少商品赞助，借产品给我们拍摄，譬如汽车、食品、航空公司等。我们适度以植入广告交换，借以省掉一些制作费。

康 宁：您自己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何妙祺：我总说要选择善良的人。如果你跟一个善良的人在一起，他分手的时候，不会用一个太伤害你的方法离开你。这就是一个悲观的人做的准备。所以我从内心深处觉得MC张天赋饰演的那个角色，不会是一个一坏到底的人。

我觉得爱自己和爱他人之间是一个很挣扎、纠结的平衡，到底我能愿意为你放弃多少自我来爱你，是很矛盾的。我觉得最浪漫的是“义无反顾”，义无反顾是不理性、不计算的，但人大了，心思多了，愈来愈难做到了。

大家喜欢看爱情片，但自己不谈恋爱，都觉得谈恋爱很烦的。反而电影院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爱情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经历那些起起落落，不如在电影院体验两个小时的开心。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不关我的事，不是有人要跟我分手，也不是有人背叛我。所以能如戏中一头栽进一段真人未见过、旁人都觉得你傻的爱情，在当事人的主观看，怎么不算浪漫。其实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看，也觉得很浪漫。

3 对于当下中国香港电影的思考

康 宁：您认为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是哪个阶段？原因是什么？

何妙祺：对香港电影的思考，其实我觉得每一代人回头看都说以前的好，但当你用很实在的票房数字和电影数量，跟现在相比，一定是以前会好一些吧。徐克在拍摄他那些现在大家觉得是经典电影的时候，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是创新，他拍《蜀山：新蜀山剑侠》（徐克，1983）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回头看已是经典。

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再过20年以后回头看是怎样的。可能希望到最后，大家回看我们这一段好像还蛮艰难的时期，香港电影业低潮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动力往上冲一次。就好像电影一样，如果电影的情节一直是很好笑，一直是高潮，其实就是平的，可是有时候要落一落，然后可能大家再重整一下，想想是不是真的是现在这些方向，是不是真的还做以前的东西，再有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我们常开玩笑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有些所谓烂片，但后来又变成经典，每个时期都有人感慨以前好一些。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人说，如果我20世纪80年代就投入电影行业，现在已经很有成就，或者有很多机会，我就不会在这里，一年都不知道能不能开一部戏。我心里会想，如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我们恐怕连入行的机会都没有。不怕见笑说，世道再差还容得下我们，其实也不算太差吧。

康 宁：香港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新港片，尤其是一些四字电影《白日青春》（刘国瑞，2022）、《流水落花》（贾胜枫，2022）、《窄路微尘》（林森，2022）、《正义回廊》（何爵天，2022）等，对于当下的香港本土电影的创作，您怎么看？

何妙祺：虽然我是商业电影出身，但我不认为电影就只有娱乐片，以票房论成败。一些非主流电影、艺术电影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它们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白日之下》《年少日记》这些港片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让大家去关注。

电影《白日之下》（简君晋，2023）海报

如果市场健康的话，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我会比喻成大家是不同小分队，有人负责娱乐大众，做比较商业化的东西，有人负责唤醒大众关心一些议题，有人走艺术路线。

每一个创作人，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故事想讲，大家就各自在自己能做好的范围做好，如果观众同意的话，每一种电影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坦白说比如《正义回廊》也好，《白日之下》《年少日记》也好，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都有勇气直面一些残酷现实，敲醒观众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

可能是性格问题，所以我选择拍浪漫爱情片，我想在我的电影里创造一个人们会向往的世界，当然你也可说是我逃避现实的修饰。我希望观众看一部开心、放松的电影。所以大家各自做自己相信和擅长的事情就好。

康 宁：有很多影评人说，当下香港本土的电影戾气很重，总是表现不尽如人意的部分，而您在这个时候选择拍摄一部浪漫的爱情片，是基于什么考虑？

何妙祺：这几年不开心的影片居多，开心的反而很少。大家拍摄不开心的题材，会引起共鸣，也启发其他人拍摄类似的类型，这些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我觉得每个创作人，对同一件事的观点角度是可以不同的。

写爱情片、喜剧片是我一个很悲观很不开心的自救方法。当下人们生活很压抑，受到限制。这个世界不开心，但我要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东西。这个世界不开心，大家想看喜剧，喜剧便会有票房。有票房后，相信就会有更多投资者和创作人加入。

拍写实的东西成本比较低，所以很多新导演在起步的时候会尝试拍摄这样的电影。我这部电影若真要以正常的电影制作规模，800万港币的预算是不够的，能做到现在这个完成度，有赖于专业的团队，用他们专业的经验来变通和解决制作上不论是时间或是预算上的掣肘。

我每次看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名单，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何德何能一个新导演能有集齐行业精英团队的能力。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团队，特别要多谢两位监制用尽人情卡。

康 宁：您怎么看待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的问题？未来您会北上么？

何妙祺：是否北上，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也得市场邀请我才行，我不抗拒任何发展的机会。

康宁：未来有什么具体的拍摄计划？

何妙祺：可能还是会拍摄爱情喜剧这种类型的电影吧。因为除了这个类型，其他类型我都不会拍，也拍不来。未来要是仍然可以主导创作，也都会是爱情和喜剧类型。

我蛮同意之前看过的一个评论，说如果第一部电影成绩理想，第二部更难。第二部能不能把前面做得好的东西延续下去，变成自己的风格，才是真正的考验。

制作 |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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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俊

二审 | 申云帆

三审 | 曾 珍

终审 | 常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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