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教了一辈子书，教出无数个大学生，她死了一个来看她的都没有

粉笔人生

追悼会上，空荡的灵堂只有我和几位亲戚。

＂怎么一个学生都没来？＂舅妈小声问我，眼神里带着不解和一丝怜悯。

我攥紧了拳头，喉咙发紧，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她教了一辈子书，教出无数大学生，临了竟无一人来看她。＂

母亲走得很安静，就像她生前那样，不声不响，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那天，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突然晕倒在厨房，送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

我从北京赶回县城，看见父亲坐在母亲的房间里，手里捧着她生前最爱用的那只青花瓷茶杯，杯沿已经有些磨损，却被擦得一尘不染。

＂你妈说过，她走的时候不要大操大办，更不要通知学生们，说是耽误他们工作。＂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我不能接受这个安排：＂妈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怎么能这么悄无声息地走？＂

父亲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仿佛早已习惯了听从母亲的决定。

我执意要办一场像样的追悼会，通知了能联系上的亲戚和母亲的几位同事。

母亲是八十年代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教了四十年书。

那时候，能考上大学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全村吃席庆祝，敲锣打鼓，热闹得很。

母亲的学生有考上北大清华的，有进省厅当领导的，还有下海经商发了财的。

她却始终在三尺讲台上，一支粉笔，一本教案，写满了大半生。

母亲的严厉是出了名的。

她上课铃声一响就进教室，迟到的学生得在门外罚站，冬天的寒风中哆嗦着背课文。

作业错一处，她能让你抄十遍，直到字迹工整，答案正确。

期末考试不及格，寒暑假得到她家补课，把落下的知识点一一补上。

那时候我们县城的孩子都说：＂宁可撞上牛，不敢碰到周老师。＂

我小时候常抱怨母亲对我太严格，要求太高。

＂别人家妈妈都会在孩子考砸了安慰几句，你只会让我写检讨。＂十三岁那年，我因为月考数学只得了八十五分，被母亲罚抄错题三遍。

＂我对你严，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比谁都清楚这世道的残酷。＂母亲放下红笔，揉了揉眼睛，镜片后面的目光疲惫却坚定。

我不服气地嘟囔：＂那你干嘛不对学生那么严？＂

＂我对他们更严。＂母亲的语气没有一丝动摇，＂他们中有的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有的父母是文盲，全家的希望都压在他们身上。＂

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母亲冷酷无情，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上心。

可母亲的严厉下，藏着难以言说的柔软。

我整理她的遗物时，在衣柜深处发现一个旧皮箱，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本发黄的笔记本，每一本都标着年份和班级。

翻开一看，竟是她记录每个学生的情况。

＂李明，父亲下岗，家里困难，我资助他五十元买参考书，要找机会和校长说一下减免他的住宿费＂；

＂张红，成绩下滑，与男生早恋，单独谈心三次，已有改善，但需继续关注＂；

＂王刚，理科好文科弱，调整至理科班，考上省重点，應該能行＂；

＂刘芳，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建议申请特困生补助，前途无量＂……

密密麻麻的字迹里，是她对每个学生的牵挂和关怀，有些名字我甚至从未听她提起过。

笔记本的角落，时常夹着学生们寄来的明信片、贺卡和简短的信件。

有的是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有的是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条，还有的是结婚请柬的相片。

这些学生把生命中重要的时刻与母亲分享，而她将这些珍贵的片段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

那个下雨天，我永远忘不了。

那时我上初二，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母亲打着伞，送一个瘦弱的男生回家。

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淌，母亲的半边肩膀已经湿透了，但她把伞更多地偏向了那个男生。

回来后，她脱下湿透的外套，轻声对父亲说：＂小李家揭不开锅了，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借给他爹治病。＂

父亲没说话，只是默默地递给她一条干毛巾，然后把暖水瓶里的热水倒进脸盆。

那一刻，我懂了什么是无声的支持，什么是夫妻之间的默契。

＂你咋又拿钱给学生了？咱家也不富裕啊。＂我忍不住抱怨。

母亲擦着头发，语气平静：＂他爹得了肺病，要是不治，这孩子就得辍学了。＂

＂那也不能老拿咱家的钱救济别人啊！＂

＂你懂什么？＂母亲难得地提高了嗓门，＂那孩子学习多好啊，全班第一，要是耽误了，这辈子就毁了！＂

当时我只觉得母亲偏心，顾着别人的孩子，不顾自己家。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不仅资助了那个叫小李的学生，还默默帮助过许多贫困学生。

她的工资不高，却总能挤出一部分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有时是买几本参考书，有时是交一学期的伙食费，有时是一件过冬的棉衣。

这些事，她从来不向外人提起，也很少跟家里人说。

为什么追悼会上没有学生来？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我整理母亲的手机，发现她的通讯录只有寥寥几个号码，大多是家人和同事。

原来母亲不会用微信，不玩手机，她退休后与学生的联系全靠几个老同事转达。

而那几位老同事，早已搬去大城市与子女同住，与母亲的联系也逐渐减少。

＂你妈太老派了，＂父亲叹了口气，＂现在谁还写信啊，都用手机联系。＂

我翻开母亲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几叠信封，有的已经泛黄。

那是她多年来收到的学生来信，每一封都被她仔细保存。

最新的一封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了，寄信人是她九八届的学生小张，信中说他已经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希望能像周老师一样影响更多的学生。

我在母亲的遗物中找到一张纸条，上面是她熟悉的瘦长字迹：＂如果我走了，不要麻烦学生们，他们各有各的忙碌。＂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啊，您一生都在为别人着想，连离开都这样悄无声息，生怕给人添麻烦。

您教书育人那么多年，难道真的没有一个学生记得您吗？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母亲的书房里，看着满墙的书和那个装满学生笔记的旧皮箱，泪如雨下。

母亲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个年代的教材和参考书，还有她最爱的《红楼梦》《论语》。

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只旧粉笔盒，里面躺着几截已经用得很短的粉笔头。

这是她教书生涯的见证，每一截粉笔头都曾在黑板上写下知识，引导无数学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我拿起一截粉笔，感受着它在指尖的触感，仿佛能看见母亲站在讲台上，认真讲解课文的样子。

＂先生不应该只教书，还应该教人做人。＂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可是那些被她教导过的＂人＂，如今在哪里？

为什么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一个人来送她？

我的怨气越来越重，甚至开始后悔办这场追悼会。

可能母亲的叮嘱是对的，既然没人在乎，何必自取其辱？

就在我准备办完后事离开县城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请问是周老师的家属吗？＂一个陌生的男声从听筒里传来。

＂我是，您是？＂我的声音有些冷淡。

＂我是周老师96届的学生小王，听说老师去世了，我们几个同学正赶过来……您能告诉我追悼会的时间和地点吗？＂

我一时语塞，心里翻江倒海。

原来还是有人记得母亲的啊。

接下来的两天，我的手机几乎没停过。

越来越多的学生打来电话，询问追悼会的安排，表达他们的哀思。

有些是从母亲的老同事那里得知消息的，有些是通过已经联系上的同学得知的。

我将追悼会延后了三天，给远道而来的学生们留出时间。

一天后，县一中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从各地赶来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追思会。

他们有的已是两鬓斑白，有的领着孩子一同前来。

他们带来鲜花、照片和回忆，诉说着母亲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周老师的课堂纪律严格，但谁的作文本上没有她密密麻麻的批注？＂一位已经是大学教授的学生说，＂她常说＇批得多的作文，是老师最看重的＇。＂

＂我高考前焦虑得睡不着觉，是她熬夜陪我复习，＂一位医生模样的中年男子说，＂周老师说，＇紧张是好事，说明你在乎，但不要让紧张控制你＇。＂

＂我家交不起学费，她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学校的助学金，后来才知道是她自己的钱，＂一位穿着朴素的女士擦着眼泪说，＂如果不是周老师，我现在可能还在村里种地。＂

＂我高中早恋被发现，差点被开除，是周老师站出来保我，＂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子说，＂她没有批评我，而是问我：＇你确定这段感情值得你用前途去赌吗？＇那句话让我醒悟过来。＂

听着这些故事，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原来，消息被阻断了。

母亲的追思信息被屏蔽在老旧的通讯方式之外，而当消息终于传开，四面八方的学生如涓涓细流汇聚而来。

这些故事中的母亲，和我记忆中的有些重合，又有些陌生。

对学生温柔耐心的周老师，和对我严厉苛刻的母亲，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您就是周老师的孩子吧？＂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走到我面前，＂我是您母亲的第一届学生，七九级的。＂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母亲是我见过最敬业的老师，＂老者的眼里含着泪，＂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暖气，冬天上课她手都冻红了，还坚持给我们批改作业。＂

＂她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总说我们是最有出息的。＂

老者从包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这是她当年送给我的，扉页上写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陪伴了我四十多年。＂

我接过笔记本，看到扉页上熟悉的字迹，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会议室里，我看着那些与母亲有着相似神态的学生们——谦逊的微笑，专注的眼神，执着的精神。

他们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企业家。

不同的人生道路，却都承载着母亲的期望和教诲。

＂你妈退休后，总是念叨学生们，＂父亲坐在我旁边，轻声说，＂每次看到报纸上有学生的消息，她都高兴得不得了，剪下来贴在相册里。＂

＂那她为什么不和学生们联系呢？＂我不解地问。

＂她说不想打扰他们，＂父亲摇摇头，＂说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活在过去。＂

＂而且啊，你妈从不认为自己功劳有多大，总说她只是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

听着父亲的话，我的心里又酸又暖。

这就是我的母亲，严厉中藏着柔软，骄傲中带着谦卑。

追思会结束后，一位年轻女士走到我面前。

＂周老师是我的恩人，＂她眼睛红红的，＂我是周老师最后一届学生，当年家里穷，是她偷偷给我交了学费。＂

＂后来我考上大学，写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回信说：＇芳芳，你的未来由你自己创造，老师只是推了一把而已。＇＂

＂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工作，这些年一直想回来看看她，却总是被工作绊住脚步。＂

＂我……我真没想到再见面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女士哽咽着，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我大学毕业时和周老师的合影，她还记得我的生日，给我寄了一本书作为礼物。＂

照片上，母亲穿着整洁的蓝色衬衫，笑容温和地站在年轻的女孩旁边。

那是我很少见到的笑容，充满了骄傲和欣慰。

追思会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礼物。

那是学生们集资做的一本纪念册，里面收集了几十位学生的回忆和照片。

扉页上写着：＂粉笔人生——献给我们敬爱的周老师＂。

翻开纪念册，一幅幅照片记录了母亲教书生涯的点点滴滴。

有她在讲台上挥洒粉笔的身影，有她带学生参加比赛的场景，有她和毕业生的合影……

每一页都配有学生写的文字，记录着他们与母亲的故事。

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母亲，一个我并不完全了解的母亲。

在学校，她是严厉而公正的周老师；在家里，她是对我要求严格的母亲；而在这些学生眼中，她是引路人，是启蒙者，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人物。

＂您母亲生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一位学生问我。

我想了想，说：＂她一直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学生走出农村，改变命运。＂

＂那她实现了，＂学生坚定地说，＂我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因为她才有今天的。＂

回到北京后，我把那个旧皮箱和母亲的粉笔盒带回了家。

每当夜深人静，我就会打开皮箱，翻看那些泛黄的笔记本，感受母亲留下的温度。

有时候，我会拿出一截粉笔，在家里的小黑板上写几个字，仿佛这样就能和母亲对话。

后来，我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件和电子邮件。

那些得知母亲去世消息的学生，纷纷写来表达他们的思念和感激。

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参加追思会，但他们的心意同样真诚。

我把这些信件和邮件打印出来，和母亲的笔记本放在一起，让她的故事得以延续。

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教书不只是教知识，更是点亮一盏灯，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如今，这盏灯虽然熄灭了，但它点燃的千万盏灯依然在照亮着这个世界。

那个曾经让我抱怨的严厉母亲，其实是用她的方式教会了我生活的道理。

她的严厉是因为她深知这个世界的不容易，她希望我能够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

她对学生的关爱，是因为她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她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飞得更高。

如今，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时，我常常想起母亲。

我继承了她的职业，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

虽然我教的是计算机而非语文，但我努力传承她的教育理念——严而有度，爱而不言。

有时，我会在无意中发现自己用了母亲的口头禅，或者做出了和她相似的手势。

那一刻，我知道，她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她的精神也将通过我延续下去。

母亲走了，却从未真正离开。

她存在于她教过的每一个学生身上，存在于我的言行举止中，存在于那一尺粉笔灰的记忆里。

那些曾被粉笔灰染白的手指，写下了无数人生的可能；那双总是站得笔直的腿，支撑着几代人的精神脊梁。

严师如灯塔，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而粉笔灰下，是一颗始终炽热的心。

我终于明白，教育不是一时的事，而是生生不息的传递。

母亲虽然离开了，但她播下的种子已在无数人心中生根发芽。

这，或许就是一个平凡教师最伟大的成就和最温暖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