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生崇拜现象观察：当“学霸人设”成为社会情绪的投射镜

当湖北襄阳五中历史类考生李铭尘发现自己的高考成绩被系统屏蔽时，这位全省前20名的学生给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论断："如果没有所谓天赋，我相信只要别人能写出来的题，我就一定可以。"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关于智商与努力的全民辩论。

李铭尘事件折射出当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深层矛盾。作为湖北首批"高分屏蔽政策"的受益者，她的"努力决定论"与科学界公认的"智商遗传基础"形成鲜明对比。遗传学研究显示，70%-80%的智力差异源于基因，这一数据在双生子研究中得到反复验证。广东、云南等地实施屏蔽生政策的本意是遏制"状元炒作"，却意外催生出新的社会崇拜现象。

在红河州女生"查分时看书"的细节被无限放大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套成熟的传播模板。媒体通过构建"淡定神话"，将应试技巧包装成"可复制的成功学"，用"考生淡定vs老师狂喜"的戏剧化对比消费公众焦虑。统计显示，"错题本""时间规划表"等词汇在学霸报道中的出现频率高达78%，这种简化教育复杂性的叙事，实质是应试思维的延续。

支持者将李铭尘视为"成长型思维"的代言人，认为其观点具有对抗教育分层的价值。但心理学研究揭示，成功者往往更倾向将成就归因于可控的努力因素。基层教师访谈显示，中下游学生面对"努力万能论"时，更容易产生自我否定。这种激励机制暴露的深层矛盾，远非简单的"天赋-努力"二元对立能解释。

从80年代"神童报道"到当代"屏蔽生访谈"，媒体始终在强化"非人化"特质。虽然表现形式从报刊神化转向短视频人格化，但内核仍是"唯分数论"。近年增加的"家庭背景"描述，实则是阶层固化焦虑的另类表达。当李铭尘的奶奶误解"屏蔽"为成绩不佳时，这个细节恰恰揭示了公众认知与制度设计的脱节。

教育评价需要建立更立体的三维模型：在认知层面承认神经可塑性的边界，在制度层面借鉴MIT"隐形录取"机制，在文化层面建设"多元优秀案例库"。李铭尘事件的价值不在于验证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而在于促使我们思考：当教育被简化为分数竞赛时，我们是否正在制造新的崇拜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