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回忆1922年到省会太原读书参加了共产党

三、到省会太原读书

1922年夏季我高小毕业后，去到太原，考进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不过这件事很费了一番周折。

继续升学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已经快15岁，成了半大小子，有自己的主意。读书救国，学习真知，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才，这样的想法在我心里生了根，对外面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一心想走出山沟，去见见世面。我父亲也不再反对而是支持我继续升学。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在儿子上高小时已经解决了。

这时定襄中学已经停办。我报考了崞县的崞阳中学，但在考上并交了学费后不久，学校却以“不收外县学生”为由，把学费给退回来了。我决心到太原去。因为当时听说，太原有所“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不收学费、饭费、讲义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套制服，这是当时我唯一能上得起的学校。

没料到的是，第一次报考我没被录取，第二次报考又没被录取!好些平时学习成绩和我差不多或者不如我的同学都考上了，而我这个“第一名”却偏偏没有取上。我感到委屈，不公平。正在我灰心丧气、进退两难的时候，我父亲来了。他迟迟得不到我的消息，不放心，特地沿着土公路，步行200里，赶到太原来看我。他鼓励我不要泄气。

说来也巧，国师校长赵戴文从河北省请来了一批有学问、会教书的老先生，决定再办一个模范班。这一次我终于被录取了，不过是备取第11名。学校挂牌补了三次，最后一批总算把我补进去了。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创立于1918年，是为了培养国民学校(小学)的师资办起来的。阎锡山为表示他对“兴办国民教育”、“开发民智”的重视，曾拿出一个团的经费，每年2. 3万大洋，想把国师办成一所模范学校。开办的当年，就招了26个班，1500多学生，规模是很可观的。可阎锡山万万没想到，当他自己走上反动的道路后，这所学校竟成了共产党在太原的活动中心，培养了一批批为推翻他的统治而奋斗不息的革命人才。

国师的校址设在小北门内。小北门外就是阎锡山煞费苦心经营的军事工业基地。

这所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军事。当局钩打算是双管齐下:既可以培养小学教师，又可以培养军官。学校开设了正规的军事课程，如《步兵操典》、《军事典范论》、《内务条令》等，每周有两次军事课，每学期有一次野外演习，还要打靶。军事教官有张荫梧等七八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八期学员。后来在军阀混战中，阎锡山打出山西时，有不少国师学生被拉入部队当了见习排长。

二是重实践。办了好些工厂，有肥皂厂、粉笔厂、纽扣厂、毛织厂、木工厂。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周要有五次到工厂做工，每次两小时。每个学生都要掌握一门职业技术。此外还有农场，每个班都有15亩地，自种自收，收入归己。还有一个小卖部，出售文具和日用品，也由学生轮流经营。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举，学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纺毛线和织布的。

我进国师时，学校已经初具规模，走上正轨。原来学制很不统一，这时已取消了一、二、三年制，只保留了五年制，后来开办了六年制，还成立了高师部。我入学后编在四十四班，属于五年制的完全师范科。教师中既有外来的洋学士，也有土生土长的老儒生，他们的思想、志趣各不相同，学识、见解差异极大。教学内容也就显得纷繁复杂。

我进国民师范那年15岁。从15岁到17岁，是我一面潜心读书，一面涉足社会的三年。这也正是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时期，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龄段。

从一个小县城来到省会太原，就像跨进了一个新世界。眼界开阔了，接触到了许多新东西，新的书本知识，新的社会层面，新的思想观念。原来在县城时也能听到一些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但那都是些片断的，或者是走了样的传说，就像听故事一样。现在不同了。外面发生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太原，事件的起因、进展、变化、结局，接连不断地传来，叩击着你的心。这是现实，不是“故事”。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了时代脉搏的搏动，我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开始有了一点点认识。这也使我不得不深深地思索，并开始去寻求社会生活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答案。

因此，这时读书已经有了某种目的性。我的阅读范围比较广泛了，但难免有些杂乱无章。我曾经从纸坊的废纸堆里找到一套装帧精美的《十子全书》，当时看不懂，现在文字障碍不大了，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课外读物。《孟子》的雄辩和严密的逻辑，《庄子》出人意表的思想和色彩斑烂的词藻，很吸引了我一阵子，我记得还写了关于孔孟和老庄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师校刊》上。后来还读了梁漱溟的《东西方哲学与文化》，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读了一些关于佛教的书。可以说对儒、释、道都感兴趣。但回头一想，这些东西距离现实生活实在太远了，回答不了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这才开始找一些近现代的书籍来读，记得读过论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书，读过曾国藩的《家书》，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还读过《胡适文存》和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独秀文存》和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时，读书已不再是单纯的求知，而是通过读书来了解社会，来寻求救国方略了。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我终于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的书籍，先后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博洽德的《通俗资本论》等。当时太原有个“觉民派报社”，能从秘密渠道引进进步书刊，我就成了那里的常客。读过的许多进步书刊，都是从那里借来的。有时还能读到我们党创办的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这两种刊物上的文章既有针对性，又有战斗性，读后往往有豁然开朗之感，但那时不容易找到。1924年间，一次我在国师门房突然看到有从上海寄来的一卷印刷品，打开一看，竟是《向导》，我自然要先睹为快了。后来常常到门房去察看，果然时有所获。

这样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三年。1925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一心一意做党的工作，不能再按时上学校的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