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阿英在天津的22天

阿英，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作家、学者。阿英在青年时期投身五四运动，并广泛参与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10月，阿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与蒋光慈等人创建“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作《麦穗集》《文艺批评集》等文学评论，倡导“革命文学”。1928、1929年阿英出版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中篇小说《一条鞭痕》、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多部现实主义作品。1930年，阿英与鲁迅、夏衍等人共同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时期，阿英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编印《文献》月刊。1937年阿英所著《晚清小说史》出版。阿英还积极参与电影发展事业，创作《碧血花》等剧本。新中国成立后，阿英研究、整理中国民间艺术，梳理晚清文学史，编写出《鸦片战争文学集》（上、下册）等九卷著作。

今年是阿英诞辰125周年，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吴述桥、王秀涛、鲍国华，以及阿英之孙钱荣毅撰文，评述阿英多彩的写作人生，追怀其为文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编 者

《阿英日记手稿》，阿英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5年3月

2025年3月，钱荣毅先生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之《阿英日记手稿》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阿英先生的日记手稿首次大规模地影印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和文献价值，还为研究1940至195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及阿英本人的生平经历，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949年春，阿英先生完成了对大连工厂文艺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后，曾在天津短暂停留，随即赴北平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13日，阿英从北平来到天津工作，直到1951年夏天调回北京，担任华北行政区文联主席。在天津近两年的时间里，阿英先是就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军管会撤销后，改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后又当选为天津市文联主席兼戏剧家协会主席，领导天津解放初期的文化工作。阿英在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的广泛兴趣和突出成就，以及出色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使他成为以上职务的不二人选。他为天津从解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次影印出版的《阿英日记手稿》，包括《平津日记》，其中1949年8月13日至9月3日一段，撰写于天津。这22天的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了阿英在天津的工作和生活。

阿英于1949年8月13日抵津，当天即撰写了日记。此后逐日记录，至9月3日不曾中断。阿英记日记的习惯，与鲁迅相近，惜墨如金，如流水账，只是简要记录一天之内经历的人和事，大多以简笔书之，绝少铺陈渲染，更不披露自家的感受和心境，可谓质朴无华。对日记而言，文胜质则史。阿英日记又不避琐屑，事无巨细，均予以记录，体现出鲜明的日常性，独具一格。这类日记的拟想读者，往往只有作者自己，因此不以表演性见称，表面上信息有限，反而更为真实可感。以上种种，使阿英日记更具有史料的可靠性，可以作为研究作家生平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信史。

在这22天里，工作无疑是重中之重。由于正值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天津的文化事业亟待重建，担任文化工作领导者的阿英，马不停蹄，几乎每天都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中。抵津后的第二天，即8月14日，“早饭后，到文艺处开会，会［汇？］报各部门情况，并提出需要解决之问题”。8月17日，“与黄部长商定，先成立文委，并草拟计划，交市委讨论……晚饭后，黄敬同志派车来接。对新拟计划，无意见”。8月20日，“晨，往文艺处开会，讨论新的组织计划，及文联筹备会事宜，至午后二时许结束……三时，至赤峰道文教部，访黄部长，谈文联事”。8月22日，“午后，至艺术馆，开文联及各协筹备会”。8月23日，“二时半，至赤峰道文教部开部务会议，尽报社、电台、文艺处三报告，已八时”。8月24日，“晨至文艺处，开文联筹备会，至午后二时完”。8月25日，“午后三时，至文教部开部务会议”。8月26日，“上午，至文艺处，与剧团同志开剧本会议，至十二时许完”。8月27日，“到文教部开部务会议，六时完”。8月29日，“早饭后，至文艺处开会”。8月31日，“去文艺处，讨论处内诸问题。至一时始返”。9月1日，“九时去文艺处开旧剧科会议，十二时半完”。9月2日，“晨饭后，至文艺处开会”。9月3日，“开文艺界代表会”，被选为负责人，“填写各议案署名”。此外，阿英还频频接待文艺界人士的来访，接洽工作及处理各类私人事宜。抵津当天即8月13日，入住镇南道（今睦南道）招待所，遇到前一天来津并寓居于此的茅盾夫妇。此后数日间，与艾青、严斐、蔡冰白、贺宾、胡梦华、何迟、穆木天、彭慧、蒋锡金、王林、白云鹏、何永奎等见面。8月30日，田汉之弟田沅在天津去世，阿英参与处理殡葬事宜，并接待从北平来津的田汉，直到后者9月1日返回北平。当然，日记中不尽是对工作的记录，一些细节也颇能体现阿英的真性情。8月23日日记记载，“文联新闻刊出，筹委名单过于内部化，明日会议，将设法纠正之”。是否纠正，未见记录，但阿英对原则问题的坚持，从中可见一斑。

在这22天的日记中，有关戏曲的记录较多。天津是北方戏曲重镇，演出市场发达，戏迷众多，于戏曲艺人，更有“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之说。阿英关注戏曲事业和戏曲艺人，既与他本人的兴趣相契合（阿英对戏曲颇为熟悉，并曾将自家话剧剧本《洪宣娇》改编为京剧），又是其作为文化事业领导者的职责所在，因此戏曲在阿英日记中有较多记载。8月15日，“李少春、袁世海、翁偶红［虹］一行来访”。8月18日，“同去皇宫访［李］少春，不在，到中国戏院，又不在，到国民饭店，亦不在，乃留条”。8月19日，“与云儿母女去中国［大戏院］看少春及世海《野猪林》，杰作也。”8月25日，“收到梅兰芳信”。8月29日，到平安戏院看戏，“戏码为杨韵［荣］环《起解》《会审》及谭富英、小［筱］翠花《坐楼杀媳［惜］》”。

除记录繁忙的工作，以及与天津市委市政府及文化部门的管理者和文艺界人士的频繁交往外，阿英和亲友的日常生活，在这22天的日记中也有详细记录。8月14日，即抵津的第二天，阿英与艾青至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漫步。8月17日，“到文艺处借二万元，为云儿买维他命B、C，用去一万三千元。又买杂物、香烟等，三四项尽矣”。8月23日，为生病的女儿“买橘汁一听，三五○元……云儿昨夜食药后，今日已较好。食橘汁后，病势更减轻”。对家人的关爱，使阿英这一天的日记一改惜墨如金的风格，舐犊之情，洋溢其中。同时，日记对物价的记录，也成为研究天津解放初期社会生活史的可靠史料。由于正值暑热，日记中还有多次“食冰”的记载。如8月26日，“至起士林（天津拥有百年历史的西餐店，以法式、俄式西餐和各类西点、冷饮知名）食冰而归”。8月27日，“与云儿母女到罗斯福路漫游并食冰”。8月28日，“吃冰淇淋”。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阿英工作繁忙，在短短22天的日记中，却有多次买花的记录。如8月18日，“归途中，买华［花］一束，插瓶”。8月21日，“与云儿母女同访严斐夫妇，同至市政府公园散步，十一时买花而回”。8月22日，“买夜来香一束而归”。天气炎热，工作紧张，但生活情趣和质量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日记对阿英的个人兴趣爱好也有所记录。如8月14日，“误将人面兽身俑坠地，碎，须待补缀，终不成完品矣”。似乎砰然有声，痛惜之情，显现其中。8月21日，“登记在平新买书籍……晚，看画拓。”8月22日，“登记在平新买书竟”。8月29日，“灯下，重看拓片，选出十件，待其回平抑价，又录其会目备考，至三时许始就寝”。9月3日，“启第十箱，取出造象［像］、瓦、砖、铜器拓片各一部加以整理。至一时许完”。于文学艺术，须臾不离，情之所钟，跃然纸上。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呈现出阿英在文学家、学者、收藏家和文化事业领导者以外的更为朴实亲切的形象。阿英之所以在文艺创作（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文艺批评、学术研究（近代文学、民间文学）、书刊和文物收藏、文化组织和管理等不同领域均取得引人瞩目的杰出成就，除天赋和努力外，也和他广泛的兴趣、对家人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密切相关。《阿英日记手稿》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也使阿英的形象更为鲜活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