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中后期防“盗”措施收效甚微？民愈难，盗愈猖，这是本质

浩舞默画

引言：

大明王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自明太祖朱元璋开朝以来，共有16位皇帝、近三百年的历史，先后经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堪称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典型代表。

然而，明朝中后期的“土木堡之变”成为其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国力大幅衰退，天灾外患不断，各地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其中还混杂着一股特殊的势力，那就是数量暴增的绿林强盗。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官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走投无路之际，一部分人开始另寻生计，走上了偷盗的不法之路，使得地方盗贼日益猖獗、屡禁不止。

明中后期，朝廷出台了一系列禁绝盗贼的政策，走过了一条漫长艰辛的治“盗”之路。然而，这些举措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一、明朝中后期盗贼蜂起的原因：自然灾害、官场腐朽、民不聊生

与海晏河清、文昌武盛的盛世年间相比，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面貌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而这一切的开端并非完全是人为导致，还有自然灾害的客观因素。这还要从那场百年罕见的“明清大灾荒”说起。

明朝初年，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但过度的开发也使自然环境受到不可避免的恶化。

明朝社会下的中国，正赶上全球气候极端化的小冰河时期，原本肥沃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旱涝灾害。

广大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到头来却是颗粒无收。导致国家粮食减产、府库亏空，老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自然环境的恶化不仅使明朝国力陷入衰退，更引来外部势力的窥视和觊觎。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族、南方海上的倭夷盗寇，都瞅准了明朝国力虚弱的绝佳时机，无不对富饶繁华的华夏大地虎视眈眈。

正当统治者费尽心机对付外部势力之时，腐朽的官僚阶级不思为君排忧、为国解难，大批贪官污吏反而懈怠公务、以权谋私，官场中出现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朝廷的不作为为民间的非法组织大开方便之门，明中后期蜂起的盗窃集团，就是在这个时候滋生出来的。

对于“盗窃”二字，古人对其具体含义有着明确的划分。窃贼总是趁夜深人静，悄无声息地潜入富贵人家偷取财物，终究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职业”；而强盗则是明火执仗地打劫抢掠，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来往商贾威逼恐吓，逼迫他们交出钱财，以免杀身之祸。二者相比，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性显然更大。

全国各地绿林蜂起、盗贼鹰扬，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治安，都构成了极大的祸患。贩夫走卒携带贵重的财货，从来不敢走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就是在大马路上也要相约结伴而行。

即便是不做生意的普通百姓，待在家里也是战战兢兢，时刻提防值钱的物件，不知何时就会不翼而飞。

明朝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虽然民间的失窃、偷盗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无伤大雅的小偷小摸，可一旦这些地方上的犯罪分子结成团伙，像梁山好汉那般啸聚山林、有人有枪，那可就不是闹着玩儿的了，到时候必然会对中央政权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源头进行遏制，在盗贼团伙还未起势之前，将其逐个击破，彻底杜绝困扰官民百姓的社会乱象。

二、明朝治“盗”的刑罚手段：斩首、宵禁、连坐

明朝统治者殷切期望，广大老百姓翘首以盼，盗贼防治已是张弓待发、势在必行，一系列看似完备的律法制度也相继出台。

但是，由于其方法偏颇、漏洞百出，终究没有收获好的效果。明朝国家从律法层面治盗的方法，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防盗”，二是“捕盗”。

立足于“防盗”的层面，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盗窃行为采取极为严苛的刑罚，以求达到震慑不法分子、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一）斩首

在唐朝国法《唐律》当中，无论是抢劫还是盗窃，犯罪者往往只会受到杖责或笞刑，哪怕情节最严重的，也不过只是个流放罪而已。与之相比，《大明律》的规定明显要严格得多。

在“治盗”一章中，杖责和笞刑都被删掉了，只剩下最重的两大刑罚手段：其一为流放，其二则是直接斩首。

比方说，如果一个唐代的窃贼偷取了祠堂内的祭祀用品，他即将面临的最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被流放到千里之外的不毛之地，永远回不得中原。

但如果同样的情节在明朝上演，那个人的下场就截然不同了，必然会披枷带锁，在闹市被斩首示众。

（二）宵禁

除了斩首之外，明朝还实行严厉的“宵禁”政策，严禁老百姓在夜间随意出门走动。所以明朝的大街小巷，一到晚上总是空无一人。

古代的“一更”对应现在的晚上七点到九点，“五更”对应凌晨三点到五点，从一更到五更这段时间，街道上只剩下打更人员和巡逻的卫兵。

他们一旦发现身份可疑的闲人出没，就会二话不说将其扭送进班房。

为了彻底禁绝盗窃之风，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贯的严刑峻法。但凡夜间看到有人在外行走，除非他是有公务在身，或是临时犯了急症需要看大夫等正当理由，否则一律视为有盗窃嫌疑。

虽然这些人只是违反了宵禁政策，并没有实施任何的具体的盗窃行为，但他们同样会受到杖笞之刑。

（三）连坐

除此以外，明朝还开创性地出台了“保甲”制度，将农村地区的人口户籍以保甲为单位进行划分。几户为一甲，几甲为一保，每家每户有几口人，都要详加载录登记造册。如果某一天家中来了个歇脚的客人，也要第一时间进行报备，将名字记录下来。

一但某一户中出现了盗贼，那么同一甲的所有人都要实行连坐，以同罪论处。相反，如果其中一家人遭到盗贼抢掠，同一甲的邻居们则应当群起攻之。

如果能当场捕获盗贼的话，就会受到朝廷的重赏。可如果一不留神被盗贼逃脱了，一甲之下的几户人家同样会受到重责。

这种针对倭寇盗贼的“保甲”连坐制度，本质上是通过让老百姓相互牵制的手段，达到遏制盗贼滋生的目的。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过于理想化了。敢于铤而走险迈上犯罪道路的，都是一些不怕死的人，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与他们抗衡的能力。所以每家每户宁愿自扫门前雪，即便盗窃案件真的摊到了自己头上，也不愿意上报官府自找麻烦。

三、“民愈难，盗愈猖”：明末的官盗勾结乱象，为明朝灭亡敲响丧钟

朝廷治理盗贼的手段层出不穷，然而民间的强盗窃贼反而屡禁不止、愈发猖狂。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国家律法矫枉过正，没有落到实处。

但是第二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地方官员腐败堕落，为了谋取一己私利，竟然对盗贼团伙包庇纵容，甚至相互勾结。

在防治和监管层面，明朝出台的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全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两大块：奖惩制度和“由帖”制度。

奖惩制度是针对官场专门设立的，规定地方官员无论官阶大小，只要碰到了窃贼，都有权先斩后奏，在尚未奏报中央的情况下，先抓起来审问一通再说。凡是证据确凿、为民除害的官员，都能够得到丰厚的奖励。

至于所谓的“由贴”制度，则类似于今天的人口普查。社会面上鱼龙混杂，无国籍人士、外来流民、以及来历不明的僧人，道士等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全部都要受到国家监察体系的监管，以防有强盗、窃贼混迹其中。

明初建立起的奖惩制度和“由贴”制度，在盗贼防治方面，一开始确实收获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连年饥荒导致流民遍地、饿殍遍野，这些措施就慢慢开始显现出巨大的漏洞。

安身立命是人生于世的第一需求，当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的。

于是乎，民间盗贼团伙逐渐壮大，开始呈扎堆出现的趋势。为了站稳脚跟，他们甚至会对地方官员进行贿赂，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官盗勾结、欺压民众的保护伞。

更有甚者，某些无良官员为了获得朝廷的赏格，甚至会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无辜平民，并用自己的家当充当所谓“证物”，将一身清白的老百姓诬陷为盗贼。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天子深居龙宫、难辨真伪，就对这些官员一律进行奖励。

到后来，地方上的盗贼团伙数量实在太多，朝廷精力不济、应接不暇，无奈之下只得采取“以盗治盗”的非常手段，广泛招募了一批昔日的土匪头子，临时编入朝廷兵马，对地方上的猖獗的盗贼势力进行清剿。

比如大名鼎鼎的兵备尹耕、操江高捷等人，昔日都是身居要职的朝廷官员，但是他们徇私枉法、监守自盗，曾经被朝廷罢免了职务，干脆加入盗贼团伙，沦为强盗头目。

到了全国内乱、无人可用之际，朝廷又再次招揽他们协助破贼。这一点，与当年宋徽宗招安宋江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语：

明朝后期民生凋敝、政治腐朽，整个社会乱成了一锅粥。民间土匪、盗贼屡禁不止，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各股势力盘根错杂，有时候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面对越治越乱的社会现状，统治者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到最后索性撒手不管，放任自流。

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只能听天由命，最终酿成了官逼民反的结局。直到王朝灭亡，困扰明朝政府数百年的盗贼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参考：

1、《明史》

2、《唐律》

3、《明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