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特殊性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初级阶段末期

消费能力萎靡-订单不足-企业困难-加紧压缩工资、裁员-消费更加萎靡

这样的死循环，我们陷在里面很久了。

这个死循环并不是什么“东方特殊国情”，许多国家都曾陷入这个死循环，当年，人家也用命把路趟了出来。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采取人家探索过的方法。

还是要继续欺骗自己，说我们没有死循环，我们这是东方特殊性。

回想市场经济草创之初，处处是未开垦的蓝海。胆大的先行者凭借一招鲜的技术、一套高效的管理，就能迅速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那是遍地黄金的时代，创新者收获着令人眼红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好光景注定难以永恒。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样擅长“抹平”差异。你研发了新产品？用不了多久，相似的竞品就会充斥货架。你优化了管理流程？对手的工厂很快也能依样画瓢。整个市场陷入一种“高水平复制”的怪圈，各行业竞争变得面目模糊，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和管理上的护城河被迅速填平。

当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像阳光下的露珠一样蒸发，企业主们环顾四周，惊恐地发现：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成了账本上最醒目、也似乎唯一还能动刀子的数字。于

是，一场静默却残酷的“压薪竞赛”悄然拉开帷幕。A厂试探性地延缓了加薪步伐，B厂立刻跟进，甚至变本加厉地削减加班补贴；C公司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D公司则把正式岗位拆解成更廉价的零工。劳动者们发现，谈涨薪成了奢望，保住饭碗已属不易。当压低工资从个别企业的“精明策略”演变为全行业的“生存法则”，一场灾难的引信已被点燃。工薪阶层口袋里的钱普遍缩水，直接掐灭了消费市场的火苗。商场里试衣的人多了，买单的人少了；餐馆推出各种优惠套餐，上座率依然低迷。需求像退潮般迅速萎缩，企业的仓库却堆满了卖不动的产品。订单锐减，资金链紧绷，裁员、降薪的循环被再次强化，甚至最终走向破产清算。更多的失业人群诞生，消费能力进一步坍塌……

一个自我强化的“死循环”狰狞地转动起来，宏观上赤裸裸地呈现为：一边是大量闲置的机器和厂房（产能过剩），一边是百姓捂紧的钱包和空荡的购物车（需求不足）。这就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走到尽头的典型困局——一个由极端马太效应驱动的、将所有人拖向通缩泥潭的致命循环。

时间拨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那时的世界，沉浸在“永久繁荣”的迷梦中。工厂的烟囱日夜不息，流水线源源不断地吐出汽车、收音机、洗衣机。然而，耀眼的工业产能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分配失衡。新技术带来的巨额财富，像被无形的漏斗汇聚，疯狂涌向金字塔尖的资本家和投机者。流水线上的工人，工资增长远远追不上生产力的狂奔和老板们膨胀的利润。农民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苦苦挣扎。社会购买力与庞大的生产能力之间，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结果呢？商店的橱窗琳琅满目，却少有人能真正掏钱购买。生产出来的汽车在仓库里积灰，牛奶被成吨倒入密西西比河。企业主看着滞销的库存，本能的选择不是提高工人工资以刺激需求，而是变本加厉地削减成本、解雇工人——这无异于往燃烧的需求之火上泼冷水。股市的虚假繁荣最终如泡沫破裂，信贷链条瞬间冰冻，银行接连倒闭。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席卷全球，千百万人陷入失业和贫困的深渊。

审视当下我们面临的通缩压力，与百年前那场浩劫的前奏何其相似！同样是资本回报率（企业利润、资产收益）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严重失调，普通劳动者分享到的增长蛋糕份额持续萎缩。同样是底层民众和庞大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被系统性压制，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心无力。同样是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下，堆积着因低水平同质竞争和无序扩张形成的庞大过剩产能。当购买力枯竭的消费者遇上库存高企的生产者，一场剧烈的碰撞、一次需求的“总退潮”便难以避免。这绝非巧合，而是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在缺乏有效制度调节其内在矛盾（尤其是分配矛盾）时，必然走向的终局。

要扼住滑向深渊的势头，挣脱那个窒息的经济死循环，核心要害在于初次分配环节——必须让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实实在在地多分一杯羹，拿到足够支撑起消费市场的真金白银。这绝非慈善施舍，而是重构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

首要之事，是让现有的《劳动法》真正成为劳动者腰杆挺直的“硬靠山”，而非墙上的装饰画。法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八小时工作制、足额支付加班费、强制缴纳社会保险……这些基本权利，在现实中却常常被“灵活”规避。必须让劳动监察长出锋利的牙齿，让违法企业付出难以承受的痛感。当超时工作必然带来丰厚补偿，当逃避社保面临重罚，企业主随意压榨人力的“低成本”幻觉就会被打破，劳动者的实际时薪才能真正得到提升，这是最基础的保障线。

其次，最低工资标准不能沦为“僵尸数字”。它需要活起来，科学、动态地向上调整。这不仅是为最弱势的劳动者兜住生存底线，更具有强大的“托底”和“引导”双重效应。当最低工资线稳步提升，会像水涨船高一样，带动其上各层级工资水平的参照系上移。它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依靠无限压低人力成本来竞争的模式，此路不通！迫使企业将竞争焦点转向提升效率、创新产品或开拓市场，这才是健康的竞争方向。

最为关键的一环，在于重塑劳动者集体博弈的力量——工会改革势在必行。目前的许多工会，常常被诟病为“福利发放站”或“老板的传声筒”，在决定劳动者核心利益的薪资谈判中缺位、失声。改革的方向必须清晰：增强工会的独立性和代表性，让工会干部真正由工人选举、对工人负责；赋予工会实质性的谈判权和必要的斗争工具。只有当工人能通过自己选出的、强有力的代表，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与企业主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博弈时，才能有效扭转资本单方面主导定价权的失衡局面。让工会成为劳动者争取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议薪铁拳”，是破解“压薪竞赛”的制度性基石。

初次分配的调整是基石，但仅靠企业层面的工资博弈，仍不足以完全填平鸿沟、激活消费。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系统性地为劳动者减负、增收、稳预期，把钱导向能撬动真实需求的口袋。

第一刀，要切向压在劳动者心头的“大山”——社保、医疗、教育等刚性预期支出。现行的社保医保体系，个人缴费负担不轻，保障水平和公平性却常受诟病。异地报销难、养老金差距大、孩子上学贵、老人看病忧……这些问题像无形的重担，迫使百姓即使有点余钱，也死死攥在手里不敢花。改革必须动真格：大幅提高社保基金的全国统筹层次，让保障更公平更可持续；在财政可承受前提下，适当降低某些过高费率，或加大财政对医保、养老金的补贴力度；更重要的，是显著提升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清晰地看到，看病、养老、孩子教育，国家能托住相当一部分底。只有卸下这些“后顾之忧”，人们才敢松开捂紧钱包的手。

构建一张更结实、覆盖面更广的社会安全网，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定心丸”。这并非要立刻照搬北欧模式，但方向是明确的：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让年轻父母敢生孩子；建设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缓解“房奴”压力；完善失业救助，让暂时失去工作的人不至于立刻跌入谷底。一个能兜住基本生存风险、减少重大生活焦虑的“类福利国家”体系，是稳定社会预期、激发消费意愿的基石。当人们对未来不那么恐慌，才更愿意为当下的生活买单。

在特定情境下，财政直接发力，将钱注入居民口袋，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强心针”效果。比如在经济转型阵痛期、技术性失业冲击严重时，或面对突如其来的需求“休克”，由政府财政主导，向全民或特定群体发放消费券，甚至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试点。这种方式绕开了复杂的中间环节，资金“直达”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能最快速地转化为消费力，提振市场信心。当然，其成本、可持续性和对劳动积极性的潜在影响需要审慎评估，但在非常时期，不失为一种可选项。

最根本、也最具变革性的再分配手段，在于重构我们的税制“靶心”。

现行税制下，工薪阶层通过个人所得税、以及隐含在商品价格中的增值税（流转税），承担了相当重的税负。而资本利得（炒股、炒房收益）、财产性收入（房租、利息、股息）、巨额财富积累的税负则相对较轻。这种“抽劳动”为主的模式，在分配失衡的背景下，无异于雪上加霜。

改革必须“劫富济贫”？更准确地说是“课资本、济民生”：大幅提高对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征税力度；加快推出并完善针对多套房产、豪华住宅的房地产税（资产持有税）；研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强化对超高收入群体、垄断性暴利的税收调节。同时，应配套降低中低收入工薪阶层的个税负担，简化甚至降低部分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率。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逐步、坚定地从依靠广大劳动者的“汗水钱”，转向更公平地抽取资本收益和存量财富的“红利税”，让税制本身成为矫正初次分配失衡、促进社会公平的利器。

冰冷的现实摆在面前：CPI的低迷徘徊，消费市场的持续乏力，企业订单的普遍萎缩，绝非周期性波动那么简单。它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在历经数十年高速奔跑后，行至其初级发展阶段的必然关卡。驱动这一困境的核心引擎，正是那个由极端马太效应催生、不断自我强化的“压薪-需求塌陷-更压薪”的经济死循环。历史（1929大萧条）与现实的双重镜鉴，无情地昭示着：放任自流，只会坠入通缩的深渊，重演大萧条的悲剧剧本。

破局的钥匙，有且仅有一把——那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改革智慧，启动一场深刻的分配制度革命。

这是一场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深层变革，阻力必然巨大。然而，其意义早已超越应对短期通缩的战术层面。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国运兴衰的历史性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