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印度俘虏对解放军说：我要永远当中国的俘虏

1962年10月，随着毛主席大手一挥，我军如风卷残云，将入侵我国领土的印军杀得屁滚尿流。西方媒体形容我军的这次大胜就像“热刀切黄油”。

1962年11月22日，我国宣布停火。根据印度国防部自己的统计，在这次战争中，印军共有1383人死亡，1696人“失踪”，另有3968人被俘，是妥妥的大败亏输。

直到今天，印军内部还流传着一种观点，那就是在1962年，印度不只在战场上输给了中国人，在心理上，同样输给了中国人。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举个例子：有个印军俘虏在被释放时，竟然对我军干部说：“我要永远当中国的俘虏！”而在战俘中，像他这样的人还非常非常多。

好了，今天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军当初是如何对待这些印军战俘，以至于他们会如此感动？

提瓦力是印7旅的通信中校，1962年，他随部队驻扎在了南卡楚河畔的桑格哈尔，一直梦想击败解放军，占领塔格拉山主峰。

不过，在1962年10月20日凌晨，随着一阵阵炮声，他这愿望落空了。当时，他刚拔出手枪试图反抗，就被冲进来的我军战士缴了械。后来，他才知道解放军只用了1天就全歼了第7旅，达尔维旅长也成了俘虏。

开战前，印度政府大肆宣扬所谓的“军人荣誉”，驱使大批印军入侵我国领土。同时，印军官兵还被警告，如果当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中国军队将和二战中的日军一样虐待他们。

所以，在实战中真被我军击溃后，很多印军士兵直接跪地求饶，连头都不敢抬。

提瓦力在刚被俘时，也特别害怕。旅长达尔维准将则一直担心自己的大金表会被抢走。

可第7旅的被俘官兵很快就发现解放军根本不是可怕的“恶魔”，对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不但没有侮辱殴打，没用绳子捆他们。甚至还提供了水和食物，他们的个人财物在登记后也被归还。

至于达尔维准将的大金表，我军战士连动都没动。

随后，解放军生火供他们取暖，还掩埋了死亡印军的尸体，并做好标记。

看到解放军如此仁义，印军战俘纷纷打消疑虑和恐惧，有人还主动交代了同伴的下落，并帮助喊话，劝降。在打扫完战场之后，被俘的3000多名印军战俘被集中到察隅、隆子、琼结等几个后方收容所，进行妥善安置。

1962年10月26日，提瓦力和100多战俘一起，就是被我军1个班的战士押送到了西藏中部的琼结县收容所。

据提瓦力的回忆，我军按照“日内瓦公约”，非常重视俘虏的登记工作，并准备了中英文对照的登记表。

在登记的过程中，一位姓佟的我军中校和提瓦力打交道最多。

因为佟中校的英语虽然很好，却发现很多印军士兵的文化水平很低，甚至只会说，但不会写本民族的语言，更别提用英语交流了。所以，在登记印军俘虏的姓名和军衔时，佟中校会经常向提瓦力请教。

在开始战俘生活后，最让提瓦力动容的是我军官兵平等的原则。

印度本来就有种姓制度，再加上印军在管理上师承英军，内部的等级十分森严。因为干体力活在印度属于低贱的工作，所以，印军军官都配有勤务兵，士兵呢，也认为伺候军官是应该的。

有一次，一位我军军官带着提瓦力所在的俘虏中队去捡柴火，提瓦力他们发现这位军官拿着绳子，就以为谁不好好干活儿，就会被捆起来。结果，他们发现这位军官自己也在捡柴火，那根绳子是用来捆柴火用的。

见此情形，印军俘虏大大感慨：中、印军队真是太不一样了！

另外，印军俘虏不愿意干理发和打扫厕所的活儿，因为这在印度是“贱民”和更贱的“不可接触者”干的。但我军军官却带头打扫厕所，有的收容所区队长还会给俘虏理发。

一个印军的理发兵说：在印度，我是最下贱的人，可在中国，我却被平等对待，过这样的日子，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

除了被平等对待，印军战俘在收容所甚至还享受到了比“日贝瓦公约”的要求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待遇。印军战俘说自己在这里没觉得是战俘。一个当过日军俘虏的印军二战老兵承认自己在收容所更像是客人。

那么，这些印军战俘到底享受了哪些“超规格”待遇呢？

在对印反击战前后，我国也正处于困难时期，食品和物资都十分匮乏。但是，收容所仍然想方设法保证了大米、面粉和肉类等食物的供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出的菜还尽量满足印军战俘的地方口味。

后来晋升为印军准将的贝尔在被俘时还是少尉，据他回忆，收容所始终能保证伙食的供应，而且，在冬天，他们每人还能配发棉衣，棉被，而收容所的干部却两三个人合盖一床棉被。

1963年初，西藏察隅收容所的印军战俘提出，1月26日是印度的国庆节，他们想在收容所里庆祝一下。

收容所的领导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向总政进行了汇报。总政对此的回复是：同意战俘庆祝，收容所干部也可以去祝贺，但不要参加战俘的宗教活动。

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还是不放心，又进行了第二次批示：印军战俘提出要求的，可以批准庆祝，没提要求的，我方不主动建议；同时，联系外交部，咨询国际惯例，然后再做决定。

12月19日，总政给外交部打电话，进行咨询。条约司的董司长回复：国际上并无定例，可按罗总长批示，为争取印军战俘，同意他们的庆祝请求。

就这样，印军战俘在异国他乡开开心心地过了国庆节。

当然，除了这个事儿，收容所在平日里也给战俘们安排了很多文化娱乐活动。不过，俘虏官兵对此的感受是完全不同。士兵们很感激我军的宽待政策和为了照顾战俘而做出的各种努力，而军官们则担心这是我方在进行“洗脑”。

此外，在日常交流中，边境问题的真相是双方肯定绕不开的话题。

包括提瓦力在内的印军被俘军官都坚持认为所谓的“麦克马红线”就是两国的国界。

对此，收容所的干部也没有强迫他们接受我方的观点，而是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是如何形成的。

随着交流的深入，印军被俘的军官中，也慢慢有人承认印度当局过去根本没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当然，因为害怕回国后被清算，在公开场合，很多印军战俘是不敢承认我国进行自卫反击战的正义性。

1963年4月21日，我国国防部宣布将通过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俘虏。

其实，在3月26日，印军战俘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很多战俘还提出想在释放之前，到中国各地参观一下。

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国宣布战俘中的校级及以上军官将通过内地遣返。提瓦力也在其中，那时，他虽然还是俘虏，但已经不再被我方视为敌人。我方还为所有到内地进行参观的印军被俘军官定制了西装、皮鞋，并准备了个人用品。

1963年4月6日到5月4日期间，达尔维准将和9个中校及17个少校在我方的组织下，到上海、南京、武汉、杭州、无锡、北京等城市参观。

在最后一站~北京，他们参观了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和烟火，达尔维甚至还被安排坐到了观礼台。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我方还允许他们到印度驻华大使馆和有关官员见了面。

5月4日，他们从昆明转道回国。

在参观期间，我方接待人员非常尊重这些战俘，一直称他们为“先生”或“印度朋友”，从来不会用任何羞辱他们的言语。

一位印军被俘中校感慨道：在中国参观期间，从来没见过任何反印的标语和漫画，中国人民对待他们也没有敌意，这和自己过去在印度国内听说的情形大不相同。

提瓦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场战争是新德里自取其辱。

而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代表了绝大多数被俘印军官兵的真实想法。不过，与军官们的含蓄相比，被俘印军士兵的表达方式更加直接。

在收容所短短几个月的生活中，被俘印军士兵都被中国军人的真诚相待和尽职职责深深感动。

第一批被释放的战俘在欢送会上，高声齐唱“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有的士兵主动给收容所干部写感谢信，有的士兵用印度纸币折成花环，作为临别留念。

一个叫底旺辛的年轻士兵在一块手帕上绣了“Forgot me not”，也就是“不要忘记我”的意思，然后送给收容所的干部，还有的印军被俘士兵坚持把祖传的手镯或戒指留作纪念。

在临别之时，很多印军俘虏都流下眼泪，还有人保住收容所干部的大腿，说自己不想走。

有一位被印军遗弃的士兵叫车隆，他是被54军的韦统泰副军长救下，并被送到了收容所。否则，他必死无疑。

在返回印度前，有记者询问他在中国的感受。他激动地说道：过去，我恨中国人，但那是过去！现在，我愿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

与我方的善待不同，印方代表对归国战俘的态度十分冷淡。

在面对这些接收代表时，很多印军俘虏留给收容所干部的最后一句话是：过去，虽然我把你们当成敌人，但你们这么关心我。而我的祖国却如此刻薄，今后，我绝对不会把枪口再对准中国！

除了冷漠、刻薄，印方接收代表还企图在交接战俘时，鼓动战俘“闹事”，希望借此找回些面子。而战俘们不但拒绝大喊“印度万岁”，反而高呼“印中是兄弟”。

而且，很多战俘都没有把我方送给的纪念品和书籍当场扔掉，而是藏在行李里带回国，有一个士兵甚至带了37本书之多。

这一切让居心叵测的印度当局十分狼狈。

说实话，我国对印度已经算是仁至义尽。

本来，两国没有太多历史纠葛，两国人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本来，两国携手，可以共创亚洲的明天。

而印度当局却始终执迷不悟，偏偏要在“霸道”的路上越走越远。

殊不知，“王道”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

素材来源：

《 文摘报 》（ 2020年12月26日 05 版）丨三千印度战俘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