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文摘：晋剧雏形班社的创立

​晋剧雏形班社的创立

刘俊礼

社会动乱造成戏剧演出的真空时代

正当晋中大地上士、农、工、商各界人士都沉迷于看大戏的欢乐之中时，一场难以预料的世事变更打乱了安定的社会局面。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驾崩，诏令天下停戏一年。接着，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很快与活动在河南、山东等地的捻军互相联系，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致使相对稳定的晋中各州县的官员有战乱在即的预感。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派李开芳、林凤祥等率 5 万大军北征,一路上声势浩荡,所向披靡。同年七月就打到我省平阳府(今临汾），九月又围攻天津，直接威胁首都北京。此时，不论是京城的大小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及晋中的商人、财主，都已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他们一边调动军队防堵，一边动员富商大贾捐输银两、物资，而后又强逼人民群众修城墙、垒寨堡以及操练乡勇，准备御敌。据《山西大事记》载：咸丰三年六月，太平军由河南人晋，清政府从察哈尔急调战马 5000 匹解赴山西、直隶。七月，又命山西、陕西地方官组建团练，由富者出钱，贫者出力。九月四日，太平军攻占垣曲，知县晏宗望丧命，河东道观察使张锡藩被杀，山西巡抚哈芬革职留用。同时命直隶总督纳尔经额调兵两路，分别人泽州府迎击，入太原府作后援。再是命陕安镇总兵郝光甲驰援平阳府，命大名府总兵董子元进入潞安府。但太平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九月七日占绛县，知县潘元魁被杀。八日占曲沃，知县丁璜及教谕魏景书、训导胡彭龄等自杀。十二日攻入平阳府，知府何维墀被杀，临汾知县周春阳自缢。十三日占霍州，知州逃跑。同日，与陕西来的清兵援军血战，攻占了洪洞县，已对省城太原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另据《平遥县志》载：“长毛兵发平阳府，知县万逢时在西武庙内设团防局，招兵勇千人，选地方绅士刘充实、雷育德、董烈章等带兵勇防守各个要口。”又《榆次县志》载：“长毛军林凤祥入山西，榆次知县办防务，增固城墙。”据《辽州志》（今左权县）记载：当知州得知太平军进入潞安府之时，吓的浑身发抖，不敢出门,只得让衙役们出去催促四乡民众停止商市、农活，有钱出钱，有物捐物，有人出人，加快巩固城池，培训乡勇。

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晋中各县乃至山西或邻近各省都处于战争或备战阶段，地方官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整天忙于防堵，而晋商富户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期间，戏剧演出活动自然也就基本停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晋中城乡的戏剧演出已经出现了真空时代。

市场需求促进晋剧雏形班社的创立

咸丰七年（1857），战乱的阴影和余悸逐渐消失，各府州县的地方官和富商财主们开始重新追求包括戏剧演出在内的各种文化娱乐享受。但是，戏剧演出的市场需求有了，戏剧演出的戏班却已经没有了。原来承包的蒲剧戏班及艺人都七离五散，各自逃生。外地来的剧种、戏班、艺人也在动乱时期四散逃亡，难以找寻。想演戏却找不到戏班和演员，这使酷爱看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倍感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在这种环境和需求下，榆次聂店村富商王家建立起了四喜班，使蒲剧向晋剧的演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的需求、晋商的财力、以及以前承包戏班的经历，为晋中创立一个中路地区自己的新剧种和新戏班，奠定了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基础，于是，一个新的剧种——中路梆子，也就应运而生了。

聂店村位于榆次县城以北 15 里，是京省官道（北京至太原）进入榆次境内什贴驿站和鸣谦驿站的连接点，也是榆次和附近各县通往乌金山煤窑和孟家井瓷窑的必经之地。一年四季大小车辆、驴驮、驼队及手推车来往不断，因而村中旅店林立，饮食方便，遂将村名叫作聂店。从明代中期的“马市”开通起，早有商业意识的部分村民开始远足大同、宣化一带，并在与蒙古族互贸中逐步致富。到明朝末年，聂店村已有“七张、八王、五李、三康”等二十多家成为望族富户。其中，八家王姓大户尤其显赫，建立四喜班的王钺一支，就盖有高楼大院 5 座，并与当时太原县城内的马家、太谷县城内的孙、孟两家有门当户对的姻亲关系。时人称为“四连环，门楼高；门楼高，树不倒”。王家的祖先，原本是当地有名的吹鼓手世家，并且由于乐器特殊、技艺超群，曾引来众多弟子拜师学艺，以致又形成了太原古城营高家班和寿阳县中闫庄王家班两大支派。王家后人发财致富之后，并不因为祖先曾是吹鼓手而曲笔讳饰。相反，认为正是在前辈人东奔西跑、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下，才使后代人奋发图强，家业振兴，成为榆次首富。因此，从王氏祠堂建成起，就在献殿的供桌上正正当当地摆放着锣鼓笙箫等 18 件古老乐器，目的是用以警示子孙不忘祖恩，继续奋斗，再创辉煌。其中，疙瘩锣和葫芦两件为王家独创，一直被视为传家宝，并引以自豪。王家人非常喜欢戏曲，因为有钱，也就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开始是请来票儿班，以唱堂会的形式各自取乐。王家还在家门对面盖了一个在山西来说都少见的戏台，戏台工艺上乘，盘龙雕风。在皇帝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民间雕龙是要杀头的。王家不仅戏台雕着龙，还修建了一座雕着二十多条龙的雕龙院，据说是王家向朝廷捐了几十万两银子，当朝御封准建的。王家有了戏台，先办起了自己的票儿班，逢年过节一天三开戏，王家人也时有上台与戏班同台娱乐的，但当时唱得大多是蒲州梆子。

王家血脉中流淌的艺术细胞，传到村里人称为亚元财主身上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为晋剧的创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劳。亚元财主生于乾隆晚期，他8岁人私塾读书，16岁开始外出经商，40岁时被派往张家口、北京及苏杭二州等地的分店去当坐客。由于此职务不直接参与分店的业务操作，只是负责监督、考察、通风报信以及互相联络等工作，所以便有很多的闲情逸致到当地的山陕会馆或茶园、戏园去看戏、赏戏、评戏。道光二十八年(1848),亚元财主离职回村掌门当家，与家人团聚，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他经常看戏，也时常化了妆上台娱乐，长年累月滚泡之中，对戏曲有了一定的研究。可在太平军、捻军的农民起义中，他也终日担惊受怕，度日如年，曾经有过的欢乐生活变的冷冷清清，苦闷不堪。

咸丰八年（1858）的秋天，王家各分号的掌柜们回来向东家汇报经营情况，谈完生意，掌柜们纷纷提起，早年回到总号汇报完生意，总能美美地看几场戏，这几年因为战争，辛苦一年回来，连场好戏也看不上。掌柜们的这番议论，仿佛像一枣木大棒戳痛了亚元财主的心病,同时也引发了他多年来憋在腹中的一股激情。

于是他便把自己早已想要成立戏班和创立中路地区新型剧种的愿望全盘托出，请求在座同仁慎重商讨，看看有无成功的把握。谁知话音一落，掌柜们的情绪一下也沸腾起来。有的说：“王当家真是有志气，有器识，有远见，可谓是咱中路戏剧的开宗立派者。”

有的说：“咱们榆次人有句老话，地要自种，儿婴自养，唱戏看戏也一样，有了自己的戏班，再创立自己的剧种，我们下次回来见面，哪还有这种难堪的场面。”有的还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凭借咱王家财势和声望，又有祖先留下的古老乐器和无数曲谱，创新剧种虽有难度，但只要多请一些懂行艺人，多费一些排练时间，一年半载之后，总会有个眉目的。”

又经过两天的讨论和策划，亚元财主终于下定了成立新戏班的决心，并且立马派出三路人马去筹备，第一路是去太原一带请当地的器乐名师；第二路是去蒲州请有经验的老艺人；第三路是去苏州订置行头。他把重点放在音乐的改革上，先将仍在继承王家吹奏乐的太原县古城营高家班的高福贵、寿阳县中国庄的王虎儿、以及高家班的再传弟子刘宏计和杨庆友等正宗传人召集回来共同商量创新大计。让他们提前到王家集中，再请一些懂行艺人参加，要求在蒲州艺人到来之前把当地的老套曲翻一遍，从中挑选一些可供参考的鼓点和曲牌。鉴于高福贵、王虎儿二位师傅年届古稀，只求动口，不必动手具体操作，因而未来戏班的鼓师、琴师要由刘宏计、杨友庆二位来担任，必要时还可再请一个文化人帮着抄写整理。

亚元财主告诉外出招聘的人：蒲剧艺人要聘请在中路地区演唱过的蒲剧戏班或蒲州地面的戏班中艺术好、有谋略、又多少识些字的有名艺人；到苏州买行头，不说钱多钱少，只要精品。此外，王家要腾出一座楼院做为戏房院，凡是聘请到的客人一律管吃管住好招待，要统一食宿，统一行动，共同商讨创立中路地区新剧种的大事。待将来正式成立戏班后，艺人的薪金实行长年包份制，最低年俸为白银 60 两，最多为 200 两，比榆次县衙内人品、九品等铺佐官员的年薪都高。

到旧历十月十五戏班封箱之后，聘请的各路名艺人果然来到王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器乐名师，聘请的蒲剧名人有“秃红”、“秃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一条鱼”、“一杆旗”等。此时，亚元财主又把自己的打算与南路艺人做了说明，并且鼓励两路艺人要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大胆试验。觉得不妥，可以重来。于是各路老艺人在王家开始对蒲剧、秧歌、皮影等当时流行的民间艺术曲谱、剧本唱词进行研究改进，兼收并蓄创建符合晋中当地口味的新剧种。特别是新的剧种有什么角色分类，用什么板式唱腔，上演什么剧目，又由什么乐器伴奏，以及表演程式和服装道具是否要改革变化等，一样一样都开始研究创立。

接着是双方艺人在口头商量的基础上，开始一边排练一边完善。经过三个月紧张的研讨、改革和排练，春节快到了，在王家的戏房院里，一个具有新唱腔、新格调、新特点的雏形剧种也基本形成了。王财主非常高兴，认为：战争结束，社会平稳是一喜；王氏家族上下和睦、人丁兴旺是二喜；本人操劳一生，身体康健是三喜；新剧初成是四喜。新戏班就定名为四喜班。同时，为了与南边的蒲州梆子有所区别，新的剧种就叫做中路梆子。为此，王家还决定提前 3 天过年，大摆宴席招待全班师傅，共同庆贺改革初见成效。

大年初一至初三，四喜班在本村开始亮相和试演 3 天。初八至元霄节即到榆次城内城隍庙戏台正式表演。期间，为了扩大影响和广泛征求意见，王家还特地邀请来附近各县的有名财主 50 位和邻近的村长社首 30 人，台下摆有桌椅，让他们尽情地观看、评论和提出改进方法。前来观赏的各地财主们深感这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认为王家是中路梆子开宗立派的大功臣，既为晋中商人长了脸，争了气，也为晋中民众造了福。果然，榆次的戏还没有演完，上门写戏的已经络绎不绝，太谷县捷足先登，与四喜班签订了正月十八太谷城内的灯节戏。太谷县的灯节原本是在正月十五，是太原府十县的头一份红火热闹。灯节期间，人们从周围各县赶来，从四里人乡聚到城里，走亲访友，观灯看戏。这次四喜班不能按时到来，只好推迟了三天举办。但就是这样，仍为这一年的太谷灯节增添了无限风采，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的中路梆子改革成功的影响。接着又赶台到祁县演唱三天，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沿途观众都为有了自己的新剧种欢欣鼓舞。之后，四喜班又到东四处和汾八县演出，几乎都是走一处响一处，唱一方红一方。观众和戏迷是连演连看，场场不误。有的甚至是跟着戏班到处跑，演到那里看到那里。由于四喜班财大气粗，演员阵容强大，行头华丽漂亮，加之演员做戏认真，台风正规，技艺出众，所以虽然属于雏形时期，但仍是盛誉载道，闻名遐迩。

时至今日，仍在年老观众中流传有赞美的戏谚：“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着一杆旗；京大花脸唱得好，京二花脸福喜喜；饥了吃的大碗肉，渴了喝的一条鱼。”

其中，所说的“秃红”、“秃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一杆旗”、“京大花脸”、“京二花脸”、“福喜喜”、“大碗肉”、“一条鱼”等，都是四喜班名角的艺名。

四喜班以全新的面貌演出成功，但这个新剧种，还是一个多剧种兼收并蓄的样式。只能算作是一个新剧种的雏形。

新剧种的表演还有很大部分的蒲剧成份：表演艺人不论角儿或底包，基本上是蒲剧的人马，本地人一时还难以插入；行腔中的板式转换还是蒲剧的平板、二性、介板、夹板、导板、垛板、流水及少量花腔等；道白到唱词，仍用蒲剧的声韵。

新剧种在剧目、唱腔、服装道具上实现了兼收并蓄：上演剧目是人们喜欢观看的《春秋配》、《富贵图》、《反棠邑》、《日月图》、《梵王宫》、《炮烙柱》、《红梅阁》、《梅绛亵》、《六月雪》、《狐狸缘》、《火焰驹》、《血诏带》、《忠保国》、《芦花》、《明公断》、《教子》、《黄鹤楼》、《凤台关》、《坐窑》、《折桂斧》以及昆曲戏《大赐福》、《嫁妹》、《宁武关》等，可以说是几个剧种的剧目都有。唱腔上，一方面以蒲剧唱腔为基础，找出了适合新剧种的部分；另一方面参照了孝义猴儿班和太原秧歌的唱法；再一方面是从王家老祖宗留下的 200 余套锣鼓经点和音乐曲谱中寻找出合适的加以运用。服装道具是新的精品，衣裙麾帔是真丝绸缎，蟒靠旗帐用人工刺绣，刀枪箭戟是雕工精致。

新剧种在乐器伴奏上有大的改革。乐队为九手场面，即武场5人，计鼓板、铙钹、疙瘩锣、小锣、水钗兼梆子；文场4人，计葫芦、二股、三弦、四弦。其中，疙瘩锣和葫芦是王家祖上的传家宝，疙瘩锣的特点是疙瘩铸在锣面中间，打击下去，声音均匀四散，显得柔和，没炸音；葫芦是用椰子壳制成，口径大，用桐木板蒙面。再是乌木杆、黄梨木轸（扭把儿）、用牛皮做老弦，真丝做二弦，马尾做弓弦，扫帚把的切块做底码，黄铜或白银做中码，拉出的声音圆润浑厚，悦耳动听，有利于中低音唱腔，从而避免了蒲剧演唱中拔嘹子的刺耳高音。这两件乐器，在当时流行的北昆（北方昆曲）、南弋（江西弋阳腔）、东柳（山东柳子腔）、西梆（陕西秦腔）四大剧种中都没有。即使是新兴的蒲剧、黄腔戏（京剧）中的主奏乐器也是板胡，多由竹简制成，口子小、杆子短,蒙面用蛇皮或蟒皮,只求声音宏亮,不求与其他乐器配套。

因此，在新剧种中用的这两件主奏乐器，实属全国首创。

四喜班的成功，引发了富商们自己承班的积极性，在平遥、祁县、榆次等地，很快有一批班社成立。参加的艺人中除了滞留的蒲梆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蒲梆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