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神话背后被遗忘的历史

1968年夏天，在东京郊外西多摩郡的一个深山村落几近废墟的仓库中，意外发现了一部明治初期的人民宪法草案，同时发现的还有关于开设国会相关的建议书以及诸多关注国家建构与人权议题的书籍与学习笔记。随着对这些尘封了86年的珍贵文献解读研究的展开，一个不为人知的“明治”逐渐揭开了面纱。

近百年前，在明治日本的新生期，围绕着应该在传统之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各地曾经涌现过热火朝天的讨论和斗争。参与者不仅有曾经的明治维新志士，也有草根层面的广大民众，包括这部新发现的五日市宪法草案的作者们。在这个国家逐步蜕变的过程中，这些思潮与运动遭到了镇压，被人遗忘。本书重新聚焦于那些被历史洪流所淹没的人物，如一生漂泊求道的“浮士德博士”千叶卓三郎、热爱汉诗又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深泽权八、组织山村公社并参与秩父起义的底层农民们……

《何谓明治》,[日]色川大吉 著，郭 颖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一个一言难尽的国度

日本是一个奇妙的国度。空中俯瞰地面，只见在欧亚大陆东端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串细长的弧形小岛。

这里长年薄雾氤氲，由四个岛屿组成，南北横跨两千公里。放在欧洲的话，其距离相当于从伦敦到意大利半岛的靴子尖，或是从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到西班牙与法国的国境线。

中央有一座山脉如同脊梁般贯穿其间，使得左右两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类型。山海之间的盆地平原上是一片绿油油的水田，玩具般大小的农耕机穿梭其间。

白砂细浪的海岸一带，是微缩盆景般大小的民居与街道，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景，与工厂一带乌烟瘴气、不见天日的杂乱无章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未曾向大陆强国臣服过，这并非单纯是出于一种地理上的偶然，抑或是日本人勇猛的武士精神，而是受惠于其亚洲季风性气候、基于该种风土的水田耕种方式，以及该种生产方式孕育出的一种温和忍让、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作为日本坚强的防护壁垒的中华民族与朝鲜民族，千余年来使其免受好战的骑马民族的不断侵扰。

这些心向和平的难得的世界好邻居从未主动出兵过日本。至于元军，则不过是蒙古征服东亚的一段小插曲。反观历史，倒是日本对邻国如此源远流长的友谊忘恩负义，这种行径简直有悖东方道德、有悖日本灵魂导师释迦牟尼之“爱”及孔子之“仁”。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降70年间的历史中，日本民族擅自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与掠夺，时至今日，也未见日本统治者的反省之色。

就这样，两千年来，日本得以躲避外族入侵而繁衍至今。这与欧洲大陆民族争斗的血泪史相比，更体现出日本环境之特殊、文化观念及日本式居民社会与社会意识之独特。正是这种深受庇护的岛国属性，成为日本文化形成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单凭和辻哲郎的“风土”论是无法充分进行说明的，而是需要一种以导入人类学家近年来使用的比较文明史方面的研究，以及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方面的成果的综合性的风土论。

总之，长期来看，日本虽有过内乱，但依然能保持国家独立，这使其思想文化之中形成了一种无法抽离的固有属性，其人种、语言、宗教、衣食住行样式因此具有单一的均质性，其思维方式、审美意识、自然观、精神结构，也都带有一种共通属性。与印度、中国、东南亚的多民族国家相比，这种单一且均质的属性不言而喻。即使在亚洲以外，就民族形成进程中各要素而言，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保持着民族的单一性。“万世一系”不过是带着历史烙印的一个语言符号而已。

这种基于上述条件的民族文化固有性是无法套用欧美文化史之模式的。那些在思考日本文化的诸多要素时试图用西方现代主义方法将其简单划分为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近代部分与前近代部分的做法本身就不可取。或许日本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但这样做却与成千上万民心渐行渐远，以至二者之间最终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我看来，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形成的进程中，民众与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各自遵循两种不同的规则。但进入现代，二者突然间并轨，即使现在也依然未能实现真正的融合。我觉得其原因在于日本文化带有强烈的本土性，大多数民众也一直都静静地身处这民间世界之中；而同一时期，从西方又涌来一股性质迥异的强大的文化洪流，最终形成了日本在世界史上的这种特殊属性。

按照冈仓天心的宏观论来看，日本文化史上的最大变局非明治时代莫属。自绳文时期起，日本文化虽遭到印度、中国、南洋文化巨浪的洗礼，但到了一两世纪之后终于得以沉淀，完成了其固有的风土化、日本化进程。但即使是其巅峰即7世纪至8世纪的奈良时期，与19世纪后期的明治大变局相比，其影响力与冲击力都是无法企及的。杂沓的明治不仅冲击了统治者，也激发了中间阶层的激昂情绪，甚至在底层民众深处也掀起了一股波澜。

这也让日本这个民族对异国文明产生出极强的好奇心，面对璀璨的文化能抱以锐敏的反应，这种感受性优势正是封闭的岛国民族所特有的。而这一全新的文明虽然产生于产业革命与资本制近代国家的强大威力之下，但也强烈地催发出日本人的对抗意识与好奇之心。明治维新中志士们那些过激行为、各派中互有抵牾的开国论与攘夷论便是其中一种体现，此外还有海外苦行僧般求学的留学生、民众间的匡世义举，也是其亢奋的产物。针对明治新政府成立而发生的内乱亦如此。因此，明治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被视为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时代，明治日本简直可以看作是研究世界文化史的试验田。

或许外国人曾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过日本，如此一个落后的亚洲农业小国，究竟是否能先于中国经受住近代化的冲击？是否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承受住考验的重压呢？

众所周知，110年以前，美国提督佩里给这片荒蛮的武士之国带来了一节火车模型，并当着日本人的面发动起来。当时的情景如下：一开始日本人畏畏缩缩地远远围成一圈，看到蒸汽车发动起来了，便大呼小叫、长吁短叹，继而贴近，仔细打量，还忍不住上手摸，上腿骑，太阳都落山了也依然意犹未尽。孰料仅仅百年之后，同样是这些日本人却建造出了时速稳定在200公里的东海道新干线，独自研发出了超级特快光号列车。如今的事实证明，日本已经成功逆袭美国，实现了最新技术的反向输出。

当然，倘若过分夸大这一点，则会一叶障目，无法客观审视日本近代文化的整体样貌。眼中只有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仅看到数十个工业部门中有二三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便为此去赞美日本璀璨的封建文化，这对为日本全盘化改革而奋斗的日本人而言毫无裨益。我们现在需要的，并不是通过这种评价将现状加以合理化、正当化，而是为了变革而究明现状之病理，进行全面的、本质的、结构性的研究。

因此，本书所论述的并非外国学者猎奇式的“奇妙国度如何奇妙”。我们生活在当下的日本，为了实现自我的变革必须进行实践活动。不过，我们也并不赞同那些意识形态论者所主张的文化不过一种阶级统治工具的论调。一直以来，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人类总能想出各种办法，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慰藉与愉悦，享受节日、信仰、艺能、技术、衣食住行、生活仪式等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或者物质上的满足。

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之中，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它所发挥的作用看似无心插柳，却潜移默化地规训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无时无刻地暗中操纵着人类的行为模式。我同意T.S.艾略特的观点，与其说文化的灵魂寓于每位作家的作品之中，不如说寓于“我们所有规划的无意识背景”之中（当然我本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轻视每位创作者的作品）。

例如，南方熊楠在阐释日本社稷之下“氏神”对民众所发挥的精神力量时如此论述：“不言一语、不施一笔，而是借助古老的传统威仪，那些用语言、文章及问答所无法言传之物，瞬间便能从头到脚响彻全身，令人深深为之感化，无法忘怀。”这是一种令民众“不知此处何神在，感德感恩双泪流”的灵验之物。

文化和思想只有深深渗透到民众的根部，方能真正发挥作用。在近代日本，“作为一种精神结构的天皇制”成功下沉到其最底层，荼毒生灵，至今也依然如此。如果说这种“明治文化”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不解之谜，那不妨将其视为日本特殊风土思想之下的一种产物更好理解。而天皇制问题，正是本书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