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抓捕12年的斯诺登，如今入籍俄罗斯，过得怎么样？

2013年5月20日，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人来人往，一个身着普通T恤、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低头快步走向登机口。

他叫爱德华·斯诺登，30岁，表面上只是个普通的IT技术员，但包里装着的四台笔记本电脑却藏着足以震撼世界的秘密。

几小时后，他将飞往中国香港，开启一场改变命运的旅程。

斯诺登出生于1983年，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背景显赫的家庭。

他的爷爷是海岸警卫队少将，父亲也在海岸警卫队担任军官，母亲是地方法院法官，姐姐则是华盛顿司法中心的律师。

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从小就对国家事务充满热情，立志要为美国效力。

2004年，他加入美国陆军，希望通过军队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命运却开了个玩笑，在一次训练中，他不慎跌断双腿，无奈退役。

身体上的挫折并未让他放弃，他转而钻研网络技术，凭借自学积累的扎实技能和过人的天赋，顺利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简称NSA。

从最初的基层保安做起，他一步步晋升，最终成为一名技术分析员，接触到NSA最核心的机密项目，年薪高达20万美元，生活在夏威夷的阳光与海风中，日子过得令人艳羡。

然而，这份看似完美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道德困境。

在NSA的工作中，斯诺登逐渐接触到一个名为“棱镜计划”的绝密项目。

这个计划从2007年开始实施，由美国政府主导，通过接入微软、谷歌、苹果等九家国际科技巨头的服务器，对全球范围内的个人通信数据进行深度监控。

无论是电子邮件、视频通话，还是照片、文件传输，几乎无一能逃过监控的触角。

监控对象不仅包括普通民众，甚至覆盖了美国的盟国，如南非和土耳其，还有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以及中国境内的数百个个人和机构。

据斯诺登后来披露的数据，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多达6.1万次的渗透行动。

这种以“反恐”为名的大规模监控，实际上是对隐私和人权的严重侵犯。

斯诺登开始质疑：自己效忠的国家，究竟是在保护人民，还是在剥夺他们的自由？

这种内心的挣扎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一边是国家赋予的职责和忠诚，一边是作为普通人对于正义的信念。

他反复思考，如果真相永远被掩盖，公众将永远活在无形的监视之下。

2013年初，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将“棱镜计划”公之于众。

他深知这一决定意味着放弃高薪工作、舒适生活，甚至可能是自由和生命，但他选择了这条路。

为了实施计划，斯诺登以治疗癫痫为由向NSA请假，悄然准备好一切。

他将大量机密文件存储在四台笔记本电脑中，做好了离开美国的一切安排。

2013年5月20日，他从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登机，目的地是中国香港。

他选择香港并非偶然。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香港拥有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能为他提供一定的保护。

同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氛围，也便于他与国际媒体取得联系，将真相传递给全世界。

抵达香港后，斯诺登入住九龙的美利亚酒店。

他通过加密通讯方式，联系上了英国《卫报》的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以及美国《华盛顿邮报》驻港记者。

几天密集会面后，他将上千份NSA的机密文件交给他们。

这些文件详细揭露了“棱镜计划”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政府如何通过秘密项目监控全球网络和通信活动。

消息一经发布，全球舆论为之震动。

各国政府和公众纷纷谴责美国的监控行为，美国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斯诺登的名字迅速成为全球焦点。

然而，这场风暴的代价很快降临。

201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以违反《间谍法》和窃取政府财产的罪名对斯诺登提出正式指控，同时撤销了他的护照，将他列为全球通缉犯。

斯诺登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接下来的日子将是一场与强权的生死博弈。

香港的街头，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但对爱德华·斯诺登来说，这座国际大都市却像一个巨大的猎场。

2013年6月，随着“棱镜计划”曝光的余波席卷全球，美国政府对他的追捕力度骤然升级。

每一个街角的监控摄像头，每一个路人的目光，都可能成为威胁。

他知道，自己必须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追捕者的手中。

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监视，斯诺登采取了极端的谨慎措施。

他戴上帽子和墨镜，尽量掩盖自己的特征，频繁更换住所，有时一天之内要换好几次。

他甚至在难民区短暂藏身，混迹于人群之中，试图让追踪者无从下手。

他不敢使用信用卡，所有费用都用现金支付，以免留下任何电子痕迹。

与外界的联系也极为有限，仅通过加密通讯与少数可信的人沟通。

每一次行动，他都精心计划路线，常常突然转向，走进拥挤的商场或地铁站，利用人群掩护自己。

有时，他会在列车关门的前一刻跳上车，甩开可能的跟踪者。

这样的日子充满了危险。

一次，他与律师罗伯特·蒂博在某处秘密会面，商讨下一步计划。

就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他接到消息，美国特工已经获悉他们的位置，正迅速赶来。

斯诺登和律师当机立断，立即离开房间。

他们没有选择电梯，而是沿着楼梯向下飞奔。

楼梯间回荡着上方传来的急促脚步声，显然追捕者已经逼近。

他们加快步伐，最终从大楼的侧门逃脱，暂时脱离了危险。

这只是他在香港经历的诸多险境之一，每一天，他都在与未知的威胁周旋，精神始终紧绷。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逼近。

美国政府不断向香港当局施压，要求引渡斯诺登。

他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庇护地，否则一旦被捕，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之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他开始向多个国家寻求政治庇护，将希望寄托在那些可能敢于挑战美国权威的国家身上。

他向冰岛、厄瓜多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1个国家发出了避难请求，在申请信中写道：“我揭露美国政府的监控行为，是为了捍卫人类的隐私和自由，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希望贵国能够伸出援手，帮助我摆脱美国政府的迫害。”

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波兰直接拒绝，称申请不符合法律程序；巴西外交部没有任何回应；德国和印度干脆一口回绝；奥地利、厄瓜多尔、芬兰、挪威等国家则表示，必须人在当地才能申请庇护。

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大多数国家畏惧美国的压力。

美国政府公开放话，谁敢收留斯诺登，就将面临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甚至情报共享的中断。

据《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后来爆料，德国副总理西格玛·加布里尔曾透露，美国威胁如果德国给予斯诺登庇护或安排他入境，就将停止共享情报。

这样的高压政策让各国望而却步。

斯诺登发现，自己几乎被全世界孤立，内心的希望逐渐破灭。

就在他陷入绝境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伸出了援手——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阿桑奇与斯诺登有着相似的经历，他创办的维基解密网站曾曝光大量美国政府机密，包括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内幕，以及美国外交电报，这些行动让美国政府对他恨之入骨。

阿桑奇本人也因此被迫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多年。

当他得知斯诺登的处境后，决定提供帮助。

6月初，阿桑奇通过加密通讯与斯诺登取得联系，随后派遣得力助手萨拉·哈里森前往香港，协助他逃亡。

阿桑奇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后来他公开承认维基解密支付了斯诺登在香港的住宿费和离境机票，还通过自己的人脉为斯诺登弄到了一份紧急旅行证件。

此外，他和维基解密团队为斯诺登设计了一条复杂的逃亡路线：从香港飞往莫斯科，再转机到哈瓦那，最后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

选择俄罗斯作为中转地，是因为这个国家足够强大，能够抵抗美国的压力，且与美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阿桑奇甚至考虑过让斯诺登搭乘某个南美国家总统的专机离开俄罗斯，以确保安全。

在维基解密的帮助下，斯诺登看到了继续逃亡的可能，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

2013年6月23日，香港国际机场内人流如织，爱德华·斯诺登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低调地走向登机口。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手中紧握着维基解密提供的紧急旅行证件，登上了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SU213航班。

这架飞机将载着他飞往莫斯科，飞向未知的未来。

办理登机手续时，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尽管内心充满不安。

幸运的是，一切顺利，飞机缓缓起飞，香港的灯火逐渐在窗外远去。

飞行途中，美国政府获悉了他的行踪，迅速采取行动，向俄罗斯施压，要求拒绝他入境并将其引渡回美国。

斯诺登在飞机上度过了数小时的煎熬，不知道降落后等待自己的是自由还是牢笼。

最终，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但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

美国政府直接取消了他的护照，使他无法继续转机前往哈瓦那或厄瓜多尔。

俄罗斯当局因他缺乏有效证件，不允许他正式入境，而其他国家也不愿接收他。

斯诺登被迫滞留在机场的过境区，这一待就是39天。

过境区内条件艰苦，他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经过漫长的等待，2013年8月1日，俄罗斯政府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斯诺登一年的临时庇护，允许他离开机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本不想卷入此事，以免恶化与美国的关系，但既然斯诺登已身处莫斯科，且被美国堵在这里，俄罗斯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初到俄罗斯，斯诺登的生活并不轻松。

他几乎身无分文，靠比特币捐款维持生计，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也让他适应艰难。

不过，他很快找到了一份网站维护的工作，经济状况逐渐稳定下来。

在异国他乡，情感上的支持成为斯诺登最大的慰藉。

他的女友林赛·米尔斯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远赴俄罗斯与他团聚。

2017年，他们在莫斯科秘密结婚，之后育有两个儿子，家庭的温暖让斯诺登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了一丝归属感。

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他的身份也在俄罗斯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2014年，他获得了为期三年的居留许可；2020年，俄罗斯授予他永久居留权；到了2022年9月，普京签署法令，正式授予斯诺登俄罗斯公民身份。

同年12月1日，斯诺登宣誓效忠俄罗斯，并领取了俄罗斯护照。

如今，斯诺登在莫斯科过着相对平静的日子。

他担任自由媒体基金会的董事，通过视频会议参与世界各地的活动，继续为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发声。

他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对政府的监控权力进行了限制；公众对隐私保护的意识空前提高；科技公司也开始重视端到端加密和数据保护措施。

这些变化都与斯诺登当年的曝光密不可分。

尽管关于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争论从未停止，但他的勇气和牺牲已成事实，用行动证明了一个普通人也能挑战强大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