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狂潮中，更应重拾教育与人文的温度

2025年6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加布里埃拉·拉莫斯（Gabriela Ramos）到访全球化智库（CCG），并与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博士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基石与全球治理这一热点话题对话交流。以下为对话全文：

多边治理的核心在“人”

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今天我们在座嘉宾中有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的张凌寒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人工智能安全与超级对齐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专家曾毅，以及多位大使馆官员，还有来自智库和媒体界的众多专家朋友。拉莫斯女士，您刚才发表了一场极具深度和启发性的演讲，全面阐述了您对全球治理的看法，分享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及其重要意义与贡献的思考。

据我了解，您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工作近二十年，期间担任主任幕僚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事务协调人，推动了包括全球最低税率提案在内的多项重要倡议，这项举措对全球税收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任职，负责多个领域的工作，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方面发挥了开创性作用，致力于构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伦理基础。这些努力不仅体现了卓越的战略远见，也体现了如您所强调的“通过执行力实现领导力”的理念。

因此，结合您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对全球多边机制的深入参与，谨请您分享如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实现更加高效的多边治理？在协调各国利益诉求、推动成员国合作的同时，您是如何制定激励机制并有效推进议程的？相信您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独到的见解。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过去数十年中致力推动的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创新，如何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如阿兰查·冈萨雷斯所说，她曾是WTO的G20峰会事务协调人，而我是经合组织的G20峰会事务协调人。她曾告诉我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一个机构的生命力来源于其中的人。”也就是说，机构的运转取决于其领导力的质量、与成员国的互动质量、关系的质量，归根结底，是信任。而最终，一切归于“人”。

这非常值得思考。我们往往容易被宏大的制度设计和架构所吸引，但真正关键的是人。关键在于是否有优秀的代表在谈判桌前，他们是否能够理解所面临的挑战，是否愿意共同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是否愿意接受共识规则。对大国而言，共识机制有时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这一机制下，你不可能获得100%的诉求满足，通常只能获得80%、70%，甚至60%。因此，我认为营造一个高质量的合作氛围至关重要。而这样的氛围必须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并且让各方相信，通过多边机制达成的成果要优于单边行动。

我很幸运——或者说，也归功于我本人、我的团队以及与我共事的领导者——曾处于一个“可行性很高”的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伦理建议的制定为例，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最佳实践。

首先，必须有坚定的领导。我当时非常坚定，持续推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组建了一个专家组，增强了国家间的信任，因为整个过程体现了全球区域的广泛代表性。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我请我在北方国家工作的朋友写了一个文件，请大家讨论”，那必然会引发抵触情绪。但我们采取了包容性的方式来推进这项工作。专家组的主席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女性，同时小组成员来自中国、美国、非洲等地，真正做到了多方参与。这种方式建立了信任。

当然，仅有包容性还不够，还需要具备高超的领导能力。我认为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我在竞选UNESCO总干事的过程中也深刻体会到，国际组织的领导岗位，并不总是以能力为唯一标准来做出决定的。

我非常清楚，我并非初出茅庐，我了解其中存在诸多双边考量、地缘政治因素，也存在“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式的利益交换。但我始终认为，一个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往往正是因为其具备真正的能力与领导素质。

在我任职OECD以及后续在UNESCO社会与人文科学部门工作的过程中，我始终强调，对于多边体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归根结底，多边体系反映的是我们自身的投入。当成员国或领导人批评多边主义时，也应视为一种自我反思。因为一个体系的运行效果，取决于你投入了什么、你参与了多少。

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使制度和平台已经搭建好，如果有一方不愿参与或投入，合作就难以推进。基于当前全球高度极化和多重裂痕的现实——正如我所指出，并非所有主要国家都愿意真正投身于多边主义，也许在现阶段，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差异化架构”的方式。即由那些真正有意愿、愿意积极推进的参与方先行行动，推动取得实际成果。

最后，体系本身必须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国际机构应当不断改革，这应成为一种常态思维，因为现实不断变化。而在许多情况下，制度中存在大量规则，反而导致效率低下，最终使得许多事务难以落实。因此，我认为，这些是当前多边体系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的关键问题。

我们不能总是在追赶技术

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非常感谢，您的发言让我深受触动。您提到“与人合作”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对于国际组织的领导者而言至关重要。领导者要能够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深入交流和合作。

我了解到，您能够使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更为重要的是，您在OECD工作期间，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与不同国家开展合作的全过程，而如今在UNESCO，您面对的成员国更多，这种与国家和人民深入互动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我非常赞同您关于改革的看法，我们不能原地踏步，必须不断前行、不断创新，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更应积极推动变革与进步。

因此，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如何最初开展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政策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它已成为各国之间的竞争领域，同时也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从技术竞争到能力竞赛，这一领域正经历剧烈变革。

当然，如今在诸多地缘政治冲突中，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例如无人机、智能作战系统等，人工智能的作用无处不在。展望未来，这一领域还将面临诸多挑战：伦理问题、安全问题、风险防控、隐私保护等等。因此，我非常想了解，您是如何关注并推动这一议题的？作为联合国体系中的一个国际组织，教科文组织如何全面系统地思考这些问题——无论是安全、伦理，还是全球标准建设？我们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启动全球治理机制。也请您谈谈，这一愿景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您对此问题的表述非常清晰而有条理，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似乎总是在“追赶”的状态中。我们好不容易理解了某个“黑箱”系统是如何生成结果的，结果模型发展的整个基础又突然发生了变化。

我们原本在思考如何确保数据质量，以避免歧视现象、避免系统或模型被错误地构建，但很快又出现了合成数据，或者是大规模抓取网络信息的做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如何讨论“数据”的问题？当数据来自网络抓取，我们开始讨论数据来源的问题，而一开始这些来源甚至都没有被标注。现在虽然有些来源得到了引用，但其质量如何？如果你深入研究技术细节，就会发现我们始终处在“追赶”的状态，因为技术本身非常复杂，而我们并非都是技术专家。

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拓宽讨论的视角，把“主动性”还给那些需要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决策者和机构。在这方面，我找到的一个较好切入点，是从技术的“结果”和“影响”出发来思考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去穷尽所有可能出错的类型——我认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机构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非常有价值。比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建立的一些研究机构，中国也有很多专家在研究相关风险，通过测试系统来评估哪些地方可能出问题，以及如何控制潜在的负面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

但对我而言，更可行的方式是这样思考：比如在荷兰，政府使用一个算法来帮助更好地管理社会福利系统，防止福利滥用。一开始开发这个算法，或许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而且即便代码是专有的，这也可以理解。但后来我们发现，数以千计的移民因此受到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出质疑：如果这个模型在实施中主要针对移民群体，并剥夺他们的福利，那显然出了问题。事实证明，这个模型存在偏见，因为它把“移民”群体过度地标识为“滥用者”。

因此，在那一刻，必须确保问责机制的存在和有效运行。这正是我所关切的问题。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将法治所赋予我们的线下保护机制有效延伸到线上环境。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开源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各类模型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一个模型再开发出另一个模型。如果出现问题，责任归属将变得十分复杂，远非表面看上去那样直接清晰。

但归根结底，真正的关键点就在于系统的问责机制，以及制度应当具备的责任承担能力。《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中就纳入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它的逻辑并不是要求我们去追踪所有的代码，或逐一审查每一个算法。相反，全球范围内有数以千计的模型正在带来积极成果，无需逐一了解。但如果出现问题，就必须能够建立起一套责任体系，以便及时纠正错误并对受影响者进行补偿。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组织思路，自然需要具备相关技术背景的专家提供支持与建议，但最终的治理框架将更加有结构性，也更具可操作性，而不会陷入过度复杂的困境。

教育应超越就业，培养公民意识与批判性思维

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非常好。那么在请在座专家和朋友们发言之前，我想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使命涵盖文化、教育、文明等“软实力”领域。正如刚刚辞世的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所强调的那样——您作为哈佛校友应当也非常熟悉——软实力在当今世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作为UNESCO总干事职位的有力竞争者，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教科文组织未来发展的总体愿景是什么？在当前这个充满“硬实力”博弈的世界中，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不断强化这种趋势，但与此同时，关于软实力，包括文明、教育、文化、人才等方面的力量，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与弘扬？

我们确实需要更多依靠软实力来平衡当今世界日益增长的硬实力倾向。当今，各国纷纷提高军事预算，但我们或许应当回归初心，重视软实力的价值，通过文化、同理心、共情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例如学生交流、旅游往来、历史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这些正是教科文组织的核心工作内容。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才可能真正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安全、更加宜居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我想说，UNESCO是推动多边主义的一个安全且重要的平台。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曾负责跟踪贸易措施、金融危机及金融体系崩溃，以及金融改革和税收改革的相关工作。我很庆幸现在不再承担这些任务，因为那确实非常艰难。

我认为正是现在这个时刻，应当加强UNESCO的影响力，因为正如您所言，该组织提出了另一种将人类联系在共同愿景中的方式。文化、教育、科学赋予了我们“人性”的定义。这不仅仅是贸易、交流，也不仅是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而是交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来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共同的未来。

是什么让我们作为人类彼此相同？是创造力、学习和交流。我认为这些正如您所说，是极具力量的工具，前提是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利用。正如我开头所说，关键在于坐在谈判桌前的人，真正共享为善而行动的紧迫感。其他领域亦是如此。

因此，我希望教科文组织能够在过去几年所提供的服务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首先，继续推动技术转型相关议题，并以更加基于人类价值观的方式进行，因为技术发展可能带来分裂，也可能促使我们更加团结，这一点毋庸置疑。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整个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及诸多方面。

其次，是教育问题。但我们应当反思：教育的目的为何？过去几十年，教育被视为帮助年轻人就业、增强竞争力、实现个人成功的平台。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是为了培养公民意识、促进和平和培养批判性思维。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对社会和谐共处至关重要的工具，同时也是帮助我们掌控技术的重要手段。因为批判性思维以及对技术影响和后果的意识，极为重要。

所以，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应有更广泛的内涵，即我们希望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仅仅是“经济人”。保护文化遗产固然重要，但我更希望能有更多对文化的投入，让文化焕发生机，将其从博物馆中带出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

因为有时候，当我作为G20峰会事务协调人来到中国时，每次都会见到由各地区带来的盛大音乐和舞蹈表演——那种感觉，令人深刻体会到中国的文化魅力。你坐在那里，看着这些表演，有时会觉得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像墨西哥的文化，或者不尽相同。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将文化融入发展之中。这也是我所称之为“包容性”议程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纲领包含包容性、创新和影响力。第二个部分——创新，是要真正利用科学技术带来的飞跃性进展，让部分国家取得的成就惠及所有人，确保科学开放，保护科学家权益，保障言论自由。

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民粹主义、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数字平台的弊端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极为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刚刚通过了《神经技术伦理建议书》，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力”。

所以，包容性、创新和影响力——这就是我对未来UNESCO的设想和主张。

重启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张凌寒：谢谢您，拉莫斯女士。非常荣幸见到您。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张凌寒，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同时，我也是曾毅教授的同事，我们二人均为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专家，是该机构中的两位中国成员。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因为在我们参与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工作期间，我们关注了众多极具影响力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我们注意到，最早的倡议之一是OECD的《人工智能原则》，其次就是UNESCO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这是我首次了解到该建议书完全由您发起推动，能有机会与您见面并对话，实在是我的荣幸。

我的问题同样聚焦于UNESCO的未来发展。祝您在竞选总干事的过程中取得成功。我非常喜欢您的竞选口号：“包容性、创新和影响力”。正如您在演讲开头所提到的，UNESCO以世界遗产、文明和文化闻名，但在科学领域的影响力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实际上，正如我所提及，您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推动了经合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的伦理规范建设，影响深远。

因此，我想请教您：如果您当选为总干事，或者在未来的工作中，您将如何进一步提升教科文组织在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您已经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取得了卓越成果，我认为科学领域，尤其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将成为教科文组织未来愿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请问您对此有何规划？谢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很高兴认识您，也祝贺您！我非常欣赏您在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中的工作，更高兴的是，您在报告中引用了UNESCO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您参与撰写的两份报告以及对《全球数字契约》的贡献都非常出色，衷心祝贺。

关于科学问题，首先，国际组织的作用在于设定议程。我认为，目前科学本应拥有更高的可见度，而科学合作往往还处于边缘位置。我们偶尔会推进一些合作项目，但现在是时候呼吁各国对其本国的科学生态系统负责，包括对科学的投入，以及对科学家群体的保护。

此外，现在正是UNESCO重新启动“科学使命”的良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开展类似的工作了。但我们曾经成功促成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建立，也就是位于瑞士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

那我们为何不能围绕某些关键议题启动新的科学使命？我愿提出一些正在伦理委员会中讨论的议题，因为我也负责UNESCO科学与技术伦理专家委员会和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

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人类是否具备通过技术手段改变气候或环境的能力。技术上这已是可能，尤其是在美国，已有机构在研究这一方向。还记得冰岛火山喷发时产生的火山灰粒子覆盖全球，从而阻挡部分强烈太阳辐射，这启发了科学家们：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人为方式达到类似效果？若能如此，或许就能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种新可能。

但这也令人警惕。一方面，它确实可行，另一方面却也令人不安。若操作失误，我们是否会“冻结”整个地球？又是谁来决定是否启动这样的干预？可能具备实施能力的，全球不过寥寥几人。我们如何确保围绕这类技术展开真正包容性的全球对话？这正是UNESCO应当发挥作用之处，正如我们在推进神经技术伦理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围绕重大科学前沿议题开展系统性思考，而这些议题不应仅由“能做到的人”决定，而应纳入所有人共议，因为其影响将波及全人类。

另一重要方面是：当前的全球科学生态系统结构，令全球南方的很多科研机构难以获得应有的代表性。由于各种制度门槛，目前全球80%的科研成果集中在G20国家之中。而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主要就剩下中、美、英等国。这就严重缺乏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多样性、认知差异、愿景表达和学术抱负。

因此，我认为，UNESCO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让各方知识都能进入全球对话的议程中，真正实现互学互鉴。其中一个常被提及、但始终缺乏系统整理的角度是原住民知识。如何对其进行整理和规范化？如何真正将其纳入全球知识体系？这是一项亟待推进的工作。

UNESCO应当全力开展这些工作。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比如，OECD正在编写非常优秀的《科技展望》报告，这非常好。我们教科文组织每年也发布关于“女性与科学”的权威报告，这正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因此，各机构之间应加强协作。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新的理念和出版物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我担任社会与人文科学部门负责人期间，我特别享受与思想领袖的合作。他们往往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是我们原本未曾设想过的。

例如，我们曾邀请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来做关于“社会能量”的演讲。我从未以那样的方式与哲学家交流过，甚至不确定在座听众是否都完全理解了他的观点。但正是这种挑战我们认知边界的过程，才真正有价值。我相信，UNESCO完全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提供思想碰撞与知识探索的平台。

从误解到共识的合作历程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人工智能安全与超级对齐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专家曾毅：我没有特别的问题，主要是想表达支持，并回顾一些我们与UNESCO的合作。我认为这些合作不仅对我个人有益，更展现了UNESCO这样的平台所能够实现的积极作用。

我想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最初如何开始参与《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的制定工作。这项工作的起点其实是一场“争执”——我和艾玛·鲁特坎普-布鲁姆（Emma Ruttkamp-Bloem）教授之间的“较量”非常有意思。秘书处想启动该项建议书的讨论，并希望我和艾玛共同牵头负责其伦理基本价值的框架设计。

于是我们互相发邮件沟通，但却一直未能收到对方的回复，也许是网络问题，也可能是邮件被误删，总之始终未果。后来我就自行开始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参与工作组的一些成员也参与了问卷。艾玛看到问卷后说：“咦，曾毅，你怎么能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就启动调查？”于是她表示“不想和这个人合作”。而我这边也说：“她从未回复过我的邮件。”我们的共同同事、伦理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她没回邮件。”艾玛说：“天哪，是你没有回我邮件，是你先开始的！”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这其实也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常态——充满了误解和无意间造成的伤害，而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秘书处的首要工作便是先化解我们之间的误解。之后，我和艾玛开始共同主持工作组，合作非常顺利，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最喜欢我们所达成的成果之一，便是“相互关联的原则”——即在一个和平、公正且互联的世界中共处。这正是我与艾玛共同提出的主张。

当我提出“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理念时，大家都很认同。我记得当时秘书处的负责人达芙娜还说：“这也许是第一次有非西方价值被纳入UNESCO正式文件。”这非常重要，因为过去文献中充斥着西方价值，非西方价值却少之又少。

艾玛非常认同这个理念。她说这不仅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南非文化。她提到：“在南非的‘Ubuntu’哲学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相互依存与协调共处。”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应将“相互关联”“和平共处”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写入伦理建议。

我记得在2024年UNESCO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上，我们共同推动建立了“无国界人工智能伦理专家网络”。当时，加布里埃拉从两个候选人中选择了我和艾玛。一位男士（我），一位女士（艾玛）。如今我们已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每次国际会议前，我们都会邮件联系互通有无。我去年邀请艾玛参加中国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参与我们的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项目。有位同事给艾玛安排了太多任务，结果她说：“我退出了，实在做不来。”

后来我发邮件劝她：“你只需要作为支持留在团队中，不要求你承担工作，是否参与完全由你决定。”她回复说：“我留下，只是因为你。”所以，我们从最初的争执走到如今的互相支持，并共同提出“和谐共生、相互关联”的伦理原则。

我从UNESCO的合作中真正学到了很多。艾玛曾说：“曾毅，虽然我们差异很大，但我仍愿与你合作。”我回应说：“我们能不能不再说‘虽然我们差异很大’，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差异很大？”她说：“因为我来自非洲，而你来自中国，我们的文化非常不同。”

这是事实。在申请联合国世界遗产时，必须展示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否则不能入选。但我尝试挑战这一逻辑，提出：“我们是否也能谈谈人类文化之间的共性？”当然，每一个文化遗产项目都有其差异与独特性，但也正是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推动《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的过程中，不仅强调利用人工智能保护世界遗产与文化遗产，更提出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文化交流。

最后，我想表达对UNESCO未来发展的支持，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我认为中国应当重建一个更高效的合作框架。目前对接UNESCO的主要是教育部，但我建议应由更强有力的机构牵头，协调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形成合力。因为UNESCO涵盖教育、科学、文化三大领域，而教育部的职能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因此，我认为中国应当建立更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更有力地支持UNESCO的使命，使其倡议更好地在现实中落地实施。

最后补充一点：当UNESCO制定《神经技术伦理建议书》时，秘书处曾咨询我是否有合适的专家人选推荐。我说：“请找一位既具备神经科学专业背景，又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人，这样他就能真正推动伦理的落实。”因为我在人工智能伦理培训过程中深知，要推动落地实施，仅有学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力。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邀请了中国的骆清铭教授——他是海南大学校长，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神经科学家。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给予更多支持，推动《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的落实。这不仅是一个起点，更可作为典范，推动中国建立更强大、协同更高效的机制，真正与UNESCO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形成紧密互动。正如加布里埃拉所言，UNESCO的工作不仅是“发布建议”，更是引导各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未来的关键在于“行动与落实”——由UNESCO聚集的思想领袖推动实施，才是通向未来的正确路径。谢谢大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关于人的挑战与合作。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但最后我有一点想法想要分享。

培养适应力与韧性，超越单纯技术培训

CGTN记者：感谢您的演讲。我是来自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拉莫斯女士。UNESCO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大支柱：通用框架》中分析了防止人工智能技术加剧教育不平等的必要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背景下，UNESCO是如何推动会员国建立一个跨文化的数据治理框架的？谢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处理技术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因为在较小的范围内，这种关系体现了人工智能对我们世界和生活所产生的整体影响。

但如果将其具体落实到教育体系中，正如你所说，我们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如何确保这项技术不仅仅服务于那些“幸运者”——即已经接入网络、知道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并能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自身学习能力的个体？这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进一步看，是学校体系的问题——教师是否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是否能将其融入教学、改善孩子们的学习体验？抑或由于完全不熟悉任何技术工具，而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这点非常值得深思。因为我认为，讨论的重点不应放在技术本身。如果学校因为担忧而选择完全禁止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我认为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相反，我们应当将其作为工具，规范使用，在透明、申报的前提下，协助学生完成特定学习任务。

我记得在OECD任职期间，我们曾做过一项研究，分析引入更多技术的国家与其学生学习成果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在课堂上大量引入技术的国家，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出现下滑。原因在于，他们的讨论集中在“技术”本身，而没有考虑学校体系为引入技术所需进行的组织性变革。这种变革应服务于教学目标，而不仅是单纯引入市面上的技术产品。相反，学校需要开发适配本地课堂的内容，使用本国语言，并设计出适合本地区孩子审美和认知习惯的视觉呈现方式。

因此，这就像企业引入新技术时所面临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企业内部的转变——领导者的观念、员工的能力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的准备。

所以，在教育中引入新技术，其实质是推动教育体系的改革，以适应技术的使用。因为，最终我们不可能，而事实上也不应该，仅仅为了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去培养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很快也将成为“过去式”，后续还会有新的技术涌现。我们真正需要教会孩子们的是适应力、预判力和韧性，所有这些能够帮助他们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环境中灵活应对，同时不忘教育的根本目的：提升学习过程和效果。

最后，回应你的问题，有一点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某些学校落后，那就加大对这些学校的投入；如果某些国家落后，那就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支持。这不是高深的科学，但现实中常被复杂化。

我们已经制定了《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的指导方针》，但正如前面所说，核心仍然在于——培训教师、准备学校、开发内容，并确保这些内容与文化背景相契合。

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好的，看来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我认为今天下午的讨论非常富有成效。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加布里埃拉·拉莫斯女士，她专程来华访问。我知道您此前也曾访问过中国，但此次是以UNESCO助理总干事的身份，并且正在竞选UNESCO未来总干事这一重要职务。您与我们分享了您的理念、经验，以及对UNESCO未来发展的远见，同时也介绍了您在过去所推动的一系列创新工作和领先成果。这次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更深入了解您的观点和洞察。因此，这场对话确实非常有价值。

此外，我们也希望将今天的活动纳入“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已经持续五年，与近百位全球领导人、专家以及政界人士开展了对话，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后，或许可以请拉莫斯女士发表简短的结束语，然后由苗绿博士对您表达感谢。现在请拉莫斯女士做最后发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莫斯：我刚才的回应，其实是针对记者所提到的内容。因为除了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技术变革、气候转型、人口结构转型等，各种转型正在同时发生，人类正共同处于这一剧烈转变的时代。

但事实上，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理念、全新的实践方式，需要摆脱那些已被证明在诸多领域未能带来有效成果的“传统智慧”——无论是在应对不平等、还是气候变化方面。

因此，我觉得曾毅与艾玛之间围绕“互联性”和“和谐”所展开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曾毅提出了“和谐”的概念，有些西方国家会说，“我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它太有中国特色了”；而他们提出别的概念，东南亚国家又觉得那太西方化了。这些分歧，其实我们都很熟悉。

但我认为，未来的UNESCO应当具备真正整合不同知识体系的能力，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共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我看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本身，很多问题的根源正源于此。现行的体系往往奖励个人成功，推崇竞争，强调利益最大化，是利润导向下的技术发展逻辑。

我们确实应当改变激励机制，把那些真正对人类有意义的维度纳入考量，而这些往往在现有的经济模型和政策决策体系中被忽视。

我曾在冰岛参加“福祉经济论坛”，深受启发。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人类并不仅仅是“工人”“消费者”或“生产者”。人类还是需要相互联结的社会个体。而疫情期间，我们的应对策略几乎只关注“保护身体”或“维持经济”，却忽略了人的精神、情感与社会关系层面，这正在给年轻一代带来严重的心理健康挑战。

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需要从伦理、哲学，甚至从更深层次的理解出发，寻找新的社会与经济构建方式。就像非洲的Ubuntu理念或中国提出的“和谐”概念，它们都强调我们是更宏大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或许，集体的成功并不等于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新的思考路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我相信，UNESCO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非常感谢大家。

CCG秘书长苗绿：感谢亲爱的加布里埃拉·拉莫斯女士，感谢您就这一重大议题发表的精彩讲话。我们都深知，这一议题至关重要，它关乎未来发展，是对全人类提出的一个开放性问题；对每一位个体而言，也都意义深远。因此，我们高度赞赏您今天的发言，您带来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新理念，也让我们得以共同深入探讨这一重要话题。

同时，也要感谢来自各地的专家参与今天的对话。亲爱的拉莫斯女士，您知道吗？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对话。王辉耀博士主持过众多场次的“全球名家对话”活动，对话对象包括劳伦斯·萨默斯、约瑟夫·奈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嘉宾，围绕全球治理展开深入讨论。但今天，您关于人工智能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一个精彩的回应，更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开放性命题。

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也感谢所有参与今天“CCG全球名家对话”的嘉宾。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再次与您相聚。特别感谢曾毅教授、张凌寒教授等中国专家学者，他们都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者。

CCG非常希望与UNESCO开展更多互动。UNESCO不仅是一个推动文化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也在人工智能与新技术等全球性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愿继续围绕这些重大议题开展深入讨论。再次感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