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父母离世，大伯养我，小姨要带我走，我抱着大伯：爹，我不走

文／去远方 素材／李默

声明：作者@去远方在头条用第一人称写故事，非纪实，非纪实！情节有所演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图片来源网络

1978年，我出生在皖南山区一个叫青瓦巷的小村落。

我的童年，像山涧里的溪水，清澈而明亮，贫瘠的物质生活，因为父母的爱而变得格外富足。

说起来，我的父母并非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他们是76年最后一批返城风潮中，选择留下的上海知青。

我爹温文尔雅，会拉手风琴；我娘灵秀聪慧，能画一手好丹青。

对于泥土色的青瓦巷来说，他们就像是两只偶然落入麻雀群里的画眉鸟，新奇、独特，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孤单。

我爹娘的家，是村东头一间废弃的牛棚改造的，土坯墙的缝隙用黄泥糊了一遍又一遍。

虽然简陋，却被我娘收拾得一尘不染。

墙上贴着我娘画的山水，窗台上摆着我爹用竹根雕刻的小马，屋子里总是飘着一股淡淡的墨香和旧书纸的味道。

这间小小的土屋，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密不透风地充满了温暖和安宁。

村里人对我爹娘客气，但那客气里总隔着点什么。

真正不把他们当外人的，只有住在隔壁的马大伯。

马大伯是我们村手艺最好的木匠，也是个四十来岁还没娶上媳妇的光棍汉。

他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人也像木头一样，闷，不善言辞。

但这并不妨碍他和我爹成了能坐在一块喝酒的朋友。

我爹讲城里的高楼、讲外面的世界，他就蹲在小板凳上，一口旱烟，一口酒，听得入了神。

我娘总会多炒一盘花生米，或是切一盘咸鸭蛋。

每到这时，马大伯那张被风霜刻满沟壑的脸上，总会露出孩子般局促又满足的笑。

他来的时候，从不空手。今天扛来一块新刨好的案板，明天又提着几根结实的凳子腿，嘴里笨拙地说：“旧的……不牢了。”

他给我做过一把小木枪，枪身打磨得光滑溜手，比供销社里用分票换的玩具还好。

就这样，马大伯成了我们这个“外来户”家庭最坚实的依靠。

我爹娘很勤快，他们似乎想用加倍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

我爹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每月领着十八块钱的微薄薪水。

我娘则把门前那片满是碎石的荒地，愣是用双手开垦了出来，种上青菜、辣椒，还养了三只下蛋的老母鸡，家里的餐桌因此总能添上几分油腥。

日子虽清贫，但爹娘总有办法把它过成诗。

晚饭后，爹拉起那架老旧的手风琴，娘就跟着轻声哼唱上海的老歌，我就在他们的歌声里，趴在窗台上看星星，觉得天上的星星都没我家的油灯亮。

我似乎也遗传了他们的天分，五岁就能认得常用的一千多个汉字。

我爹常说：“小默，你必须读书，走出这片大山，回到本该属于你的地方。”

他用树枝在泥地上教我写字，娘则用最简单的锅底灰，在旧报纸背面教我画画。

在村里同龄的孩子还在山坡上打滚的时候，我爹娘已经带着我读起了那些书页泛黄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马大伯常常扛着木料从我家门口经过，看到院子里这一幕，总会停下脚步，把汗湿的褂子往肩上甩甩，嘿嘿地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羡慕和敬佩。

我爹娘的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

村里谁家孩子上学缺了文具，我爹会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需要写个对联、记个礼金，我爹娘总是第一个到。

他们就像两棵蒲公英，把知识和善意的种子，播撒在这个淳朴的小山村。

马大伯受我爹的影响最深，原本有些粗枝大叶的他，也学着在干完活后把工具一件件擦拭干净，码放整齐。

他常对我爹说：“陈老师，文化人，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由“外来户”组成的小家庭，因为善良和知识，慢慢赢得了整个村子的尊重。

村长不止一次地在村里的大喇叭上表扬我爹：“陈老师是我们村的宝贝，有他在，我们村的孩子就有希望！”

我娘和我爹结婚后的第三年，才有了我。

我娘常笑着说，我是上天赐给她和爹最好的礼物。

她对我倾注了全部的爱，吃的、穿的，都力求给我最好的。

我身上穿的毛衣，是她把自己的旧毛衣拆了，染上栀子花的黄，重新织的，胸口还绣着一只歪歪扭扭却很神气的小老虎。

我从小肠胃不好，我娘就变着法子给我调理，家里仅有的几只鸡下的蛋，全都卧成了蛋羹，一滴酱油几滴麻油，就是我专属的美味。

我爹则是我精神世界的引路人，他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也给我讲爱迪生发明电灯。

那些英雄与智者的故事，在我心里埋下了对远方的最初向往。

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长大成人，带他们回到上海。

古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我们这个家太过美满，或许连老天都有些嫉妒了。

1984年的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席卷了整个山区。

那天，镇上中学临时通知各村老师去领取新教材，我爹骑着家里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我娘打着伞坐在后座上，两个人冒着大雨出了门。

谁知，路上要经过一道常年干涸的河道，那晚山洪暴发，河水湍急。

他们为了抄近路，没走更远的大桥。

当村民们第二天在下游找到他们时，两个人的手还紧紧攥在一起，身体却早已冰冷。

父母的离去，让我家的天，彻底塌了。

那间曾充满欢声笑语的土屋，一瞬间变得死寂。

我呆呆地坐在门槛上，不哭也不闹。

村里人来来往往，叹息声、劝慰声，像隔着一层水，模糊不清。

马大伯第一个冲了过来，他看着屋里父母的黑白照片，一个一米八的汉子，蹲在地上，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肩膀剧烈地抽动，那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比任何嚎啕都更让人心碎。

生活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而停滞。

丧事过后，村长召集了村干部和族里的长辈，讨论我的归属。

我成了个彻彻底底的孤儿。

村长费了好大劲，联系上了我父母在上海的远房亲戚，但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长久的沉默和为难。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准备把我送去乡里的孤儿院时，熬得满眼红丝的马大伯站了出来，他掐灭手里的烟头，瓮声瓮气地说：“没人要，我要！陈老师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眼看着他的根，在这断了！”

就这样，我被马大伯领回了家。

马大伯的家和我家只隔了一道篱笆墙，屋里堆满了木料和工具，空气中永远是松木的清香和汗水的味道。

我搬过去的第一天，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心里充满了恐惧，一句话也不说。

马大伯笨拙地走到我面前，学着我爹的样子想摸我的头，那双布满老茧和木刺的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在满是补丁的裤子上用力搓了搓。

他咧开嘴想对我笑，却比哭还难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边角料刻的小鸟，递给我说：“小默……往后，这……就是你的家。”

我怯生生地接过小鸟，小声地喊了句：“马大伯。”

他一听，眼圈立刻就红了，像是得了天大的宝贝，连声答应着：“欸，欸，欸。”

我当时觉得，马大伯真是个奇怪的人，明明是个那么壮实的汉子，心里却好像藏着一片随时会下雨的海。

马大伯自从收养了我，生活就全变了。

他不再接那些要外出好几个月的木匠活，只在附近村里打打零工，就为了能每天回家给我做饭。

有时深夜，我会被他沉重的叹息声惊醒，看到他坐在油灯下，对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发呆，那里面是他攒了半辈子准备讨媳妇的钱。

我们俩的日子过得简单，他也努力想让它快乐。

他白天出去干活，我就自己在家看爹娘留下的书。

等他傍晚回来，总会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点东西给我，有时候是一颗被汗浸得有些软的水果糖，有时候是一个还带着余温的烤红薯。

他不识字，却会让我把课本念给他听，听到有趣的地方，会跟着我一起哈哈大笑，用他朴素的方式，笨拙地延续着我爹对我的教育。

我到了上学的年纪，马大伯第一次穿上他那件压箱底的蓝色“的确良”褂子，亲自把我送到了村小学。

每天放学，他都会在路口那棵大槐树下等我。

回到家，我们爷儿俩就在院子里那张他亲手做的厚实木桌上，一个写作业，一个干木工活。

油灯昏黄的光，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也把我们的心照得暖暖的。

在他的照顾下，我瘦弱的身体渐渐结实起来。

偶尔看到别的孩子穿着新潮的运动鞋，我也会羡慕，会悄悄把自己的布鞋往后缩一缩。

但只要一回头，看到马大伯的目光，那点自卑就烟消云散了。

我在院子里读书的时候，马大伯就在一旁劈柴、磨斧头，一刻也不闲着。

他和我，一个像爹，一个像儿子，在这个小院里，把破碎的日子，一点点重新粘合了起来。

看见我和马大伯相依为命的样子，村里人从最初的同情，变成了由衷的敬佩。

马大伯依旧做着他的木匠活，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挣来的钱，除了家里的基本开销，剩下的都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给我攒着，说是以后上大学用。

他自己却舍不得花一分钱，那件蓝褂子，袖口磨破了，他请邻居张奶奶给缝上补丁，接着穿。

家里的那片菜地，他也接手了过来，学着我娘的样子，打理得井井有条。

地里的菜吃不完，他就挑到镇上去卖。

卖菜的钱，他会给我买上一个肉包子，自己却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硬的窝窝头。

走在路上，他逗我：“小默，大伯卖了菜，给你买本新书好不好？”

我说：“好，还想吃肉包子。”

他哈哈大笑：“行，给俺娃买俩，吃一个，念一个。”

我急得直跺脚：“书是看的，包子是吃的！”

他说：“好好好，大伯没文化，说错了，都给俺娃买。”

我和他的欢声笑语，洒满了那条通往镇上的乡间小路。

我们的日子，又重新充满了奔头。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秋天，村里来了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新闻。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女人，她自称是我娘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

原来，是她在上海辗转打听到了我家的变故，特地寻过来的。

村长和马大伯把她请进了屋。

小姨看着我一身的补丁衣服，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抱着我，不停地说：“苦了你了，是小姨对不住你妈妈。”

她从一个精致的皮包里拿出了很多我没见过的东西：巧克力、饼干，还有带着包装的漂亮文具。

但我一个都没碰，只是下意识地躲到了马大伯身后。

小姨的来意很明确，她要带我回上海。

她对我马大伯说：“大哥，谢谢你，但这孩子不能毁在这山沟里，他爸妈都是文化人，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她的语气里没有恶意，只有一种城里人面对乡下的、不容置喙的优越感和愧疚感。

村长和邻居们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劝马大伯放手。

马大伯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愁苦的脸，他始终一言不发，手里的烟杆却握得死紧。

此时的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我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要带我走的女人，又看了看那个沉默得像一座石雕一样的马大伯，我心里怕极了。

我猛地挣脱开小姨的手，跑到马大伯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我死死拽着他沾满木屑的裤腿，用尽全身力气哭喊道：“马大伯，爹！我不走！我求你，你别不要我，别让我走！”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朝他“咚咚”地磕头，额头磕在粗糙的青石板上，生疼。

马大伯连忙扔掉烟杆，一把将我搂进怀里，他那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娃，我的娃啊，爹不让你走，爹哪儿也不让你去，爹就守着你，把我的娃好好养大。”

小姨和村长都看呆了，所有人都沉默了。

最终，小姨留下一些钱和粮票，叹着气，独自回去了。

她走的时候，眼睛也是红的。

从此之后，这个家，就真真正正地只剩下了我和我爹。

我爹白天去干活，中午我就在学校吃，或者去村长家蹭一顿。

下午我放学回家，就一边写作业一边等他。

他每次干完活回家，依旧会给我带些好吃的，有时候是一根冰棍，有时候是两个麻团。

我心疼他，把好吃的硬塞到他嘴里，他总会笑着说：“娃，爹不爱吃甜的，你吃。”

他转身进厨房忙活，不大一会儿，一碗卧着荷包蛋的面条就会端到我面前。

他舍不得吃，自己总是大口地嚼着窝窝头，就着咸菜喝着玉米糊糊。

我上初中时，我爹的背已经有些驼了；我上高中时，他手上的老茧已经厚得像一层盔甲。

他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添过一件新衣裳，那双曾经能雕刻出栩栩如生飞鸟的手，因为常年干粗活，关节变得粗大，再也无法伸直了。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节假日只要回家，就抢着帮他干活。

洗衣做饭、挑水喂猪、下地除草、上山砍柴……我样样都学着干，从不叫苦。

除此之外，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

我爹心疼我，每次看我干重活，他就会发火，说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累着。

我笑着对他说：“爹，我是你和我亲爹两个人的儿子，文武双全，放心吧，累不垮。”

可等我下次从学校回来，他已经把所有的重活都提前干完了。

我只能偷偷地干，我太想为他分担一些了，我太心疼我这个爹了。

就这样，我一口气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住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

每次放假，我刚走出校门，总能看到我爹靠在校门口的大槐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

同学们好奇地问我：“陈默，那是谁啊？”

我挺起胸膛，大声说：“我爹。”

有同学口无遮拦地说：“呀，你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我无比骄傲地回答：“像不像，他都是我亲爹。”

1996年高考结束，我被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拿到通知书那天，我爹哭了，哭着哭着又咧开嘴笑了，脸上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被雨水打湿的菊花。

那天，他破天荒地去镇上割了一斤肉，炒了好几个菜，带着我来到我爹娘的坟前。

他一边烧纸，一边絮絮叨叨地对我爹娘说：“陈老师，嫂子，小默考上大学了，去北京，我来跟你们报个喜，我……没给你们丢人。”

大学开学前，我做了个决定，我要带着我爹一起去北京上学。

他一开始死活不同意，我说：“爹，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以后我走到哪儿，就把你带到哪儿，咱爷儿俩是一体的，我可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家。”

就这样，我爹跟着我，第一次走出了那片大山，来到了首都北京。

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小的平房，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木工，有时也去收废品。

我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勤工俭学。

大学四年后，我顺利毕业，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后来，我恋爱了，结婚了。

我的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善良、孝顺的北京姑娘。

我们在北京买了房，把爹接过来一起住。

妻子非常尊敬他，一口一个“爸”叫得比我还亲，吃的、穿的，首先想到的都是他。

我有了事业，有了家，爹就在家帮我们带孩子，成了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每到节假日，我和妻子就带着他，还有我们的儿子，去逛故宫，去爬长城。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带着妻子和孩子，还有我爹，一起回皖南老家，看看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乡亲，再到坟上，为我亲生爹娘献上一束花，烧上一些纸。

我在坟前默默地告诉他们，马大伯，我爹，他就是我生命里最亮的那盏油灯，是他用自己的一生，一锤一凿地，为我铺就了前行的路。

他是我此生唯一的、最亲的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