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当年在昌邑县插队落户，我娶一位农村姑娘幸福了一辈子

初到昌邑那年，我十八岁。

火车在北方的原野上疾驰，车窗外的麦田一望无际，偶尔掠过几座低矮的村庄。

我和同来的几十名知青，都怀揣着对未知乡村生活的忐忑与期待。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北京城里的我们，响应号召，奔赴山东昌邑县插队落户。

天还未亮，我们就被安排在县招待所集合，几辆敞篷卡车早已等候。知青们陆续爬上车，坐在铺着稻草的车厢里，紧紧攥着随身的行李。

卡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扬起漫天黄土，我们的脸上、衣服上很快落满了灰尘。

＂小同志们，坚持一下，再有两个小时就到村里了。＂司机师傅扯着嗓子喊道。

我们被分配到了昌邑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东风村。

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据说已有百年树龄。

村支书王大伯在那里等候我们，脸上的皱纹像是刻在黄土地上的沟壑，双手厚实粗糙，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泥土。

＂来了，来了！＂王大伯热情地招呼着，眼角的笑纹堆叠起来，＂欢迎你们来到东风村！＂

村民们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

他们的目光质朴而友善，虽然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但眼中依然闪烁着朴实的光芒。

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个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一双明亮的眼睛，像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翠兰，那个后来陪伴我一生的姑娘。

生产队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几间简陋的土坯房。

屋内的陈设极为简单：几张木板床，一张方桌，几把木凳，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

角落里放着两个大水缸，盛着村民们刚挑来的井水。

我和另外三名男知青住在一起，第一晚，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虫鸣，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离家的孤独。

想起北京的家，柔软的床铺，母亲的饭菜，一时间鼻子发酸。

可我很快调整了心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第二天一早，鸡鸣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推开门，晨光微熹，村子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妇女们担水淘米，老人们牵着牛往田间走去，孩子们在村口的空地上追逐嬉戏。

这幅如诗如画的乡村晨景，与我在北京所习惯的生活截然不同。

生产队长李兴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壮实汉子，成了我们的＂引路人＂。

他有一双因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说话直来直去，笑起来憨厚朴实。

＂小伙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东风村的一员了。＂李队长拍拍我的肩膀，＂农活不比读书，要靠身子骨硬撑，有啥不懂的就问。＂

第一次下地干活，我才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辛劳。

春耕时节，田地里泥泞不堪，锄头举起落下，双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

太阳炙烤着裸露的皮肤，汗水浸透了衣衫，又咸又涩地流进眼睛。

到了中午，腰酸背痛得直不起身，却看见周围的村民们依然健步如飞，干劲十足。

傍晚回到宿舍，全身酸痛，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从＂文弱书生＂到＂庄稼汉＂的艰难转变。

村里有个叫赵铁柱的年轻人，比我大两岁，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他壮实得像棵小树，皮肤黝黑，性格开朗。

铁柱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对农活了如指掌。

＂老王，你这锄头握得不对，这样容易累。＂铁柱纠正我的姿势，＂手腕要放松，借力打力，省劲儿。＂

＂翻地的时候，别一下子挖太深，匀着力气来，一天下来才不会累趴下。＂

在铁柱的指导下，我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

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四季轮回，土地上的一切都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转。

我渐渐爱上了这片黄土地，爱上了这里淳朴的民风，也更加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铁柱有个妹妹叫翠兰，就是我在村口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姑娘。

她比我小一岁，在村里的缝纫组工作。

翠兰性格温婉，勤劳能干，一双手灵巧得很，能把最普通的布料缝制成精美的衣裳。

每当她低头穿针引线时，额前总会垂下一缕青丝，那专注的神情，美得让人心醉。

我和翠兰的相识，源于一次偶然。

那天我在村口的小溪边洗衣服，因为不擅长，把衬衣的扣子给搓掉了几颗。

手忙脚乱中，扣子掉进了水里，怎么也找不到了。

翠兰恰好路过，看见我窘迫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给我吧，我帮你缝。＂她从竹篮里取出针线盒，动作麻利地帮我把扣子缝好。

她从衣袋里掏出几颗备用的扣子，一针一线，认真地为我缝上。

＂谢谢你，翠兰。＂我不好意思地接过衬衣。

＂没什么，我们村里人都这样，互相帮助。＂她浅笑着，眼睛弯成了月牙儿。

阳光透过柳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的美好，至今记忆犹新。

从那以后，每逢休息日，我总会找各种理由去缝纫组转悠，只为多看翠兰几眼。

有时候是借口送水，有时候是假装路过，有时候则是拿着破损的衣服去请她修补。

她在阳光下缝制衣物的身影，成了我心中最美的画面。

翠兰的家境很是贫寒。

父亲赵老四是村里的老实人，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的腰背永远弯着，仿佛扛着看不见的重担。

母亲李巧珍身体不好，患有风湿病，每逢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腰。

家里还有三个弟妹，最小的弟弟才八岁，还在上小学。

全家七口人挤在两间破旧的土坯房里，生活十分拮据。

土墙上的裂缝里塞着稻草和报纸，冬天寒风依然能从缝隙中钻进来。

然而，贫穷并没有磨灭这个家庭的温暖与坚韧。

每当我去他们家做客，赵老四总是将仅有的几个鸡蛋煮给我吃，李巧珍则会变着法子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可口的饭菜。

＂吃，吃！别客气，把咱当外人了？＂赵老四总是这样说，粗糙的手掌将鸡蛋往我碗里推。

我知道，这几个鸡蛋可能是他们家一周的荤腥，心中既感动又愧疚。

在东风村的日子里，我不仅学会了农活，还学会了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生活的美好。

夏日的晚上，村民们常常搬着小板凳坐在大槐树下乘凉，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或者一起唱山东民歌。

那些简单的欢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珍贵。

有时候，我会用从北京带来的小收音机放一些歌曲，顿时吸引了全村的注意。

孩子们围坐在我周围，眼中满是好奇和向往。

铁柱是个爱笑的人，即使生活艰苦，他也总能找到快乐的源泉。

他教我用芦苇做风筝，教我分辨田间的各种庄稼，教我用石块砌成简易的烤炉。

有一次，我们去村后的小山上捡柴火，他指着远处的山脉，给我讲述着当地的传说。

＂看见那座最高的山了吗？传说山顶上有个洞，里面藏着宝贝呢。＂铁柱神秘地说。

＂什么宝贝？＂我好奇地问。

＂谁知道呢，反正从小到大，没人敢上去看。＂铁柱咧嘴一笑，＂等哪天有空，咱俩一起去探探？＂

我们计划着周末去爬山，却因为突如其来的农忙而搁置了这个计划。

在与铁柱的相处中，我懂得了坚韧与乐观的真谛。

＂老王，人活一辈子，开心最重要。＂铁柱常这么说，＂有饭吃就行，没必要愁眉苦脸的。＂

这种朴实的生活哲学，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保持希望。

二年过去，我已经完全融入了东风村的生活。

起早贪黑地干活，每天累得腰酸背痛，但内心却有一种充实感。

我的皮肤晒得黝黑，双手布满了老茧，体格也比刚来时强壮了许多。

村里人不再把我当外人，而是亲切地叫我＂老王＂，就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

这里的人们接纳了我，也教会了我许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坚韧、勤劳、朴实和感恩。

与翠兰的感情，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然滋长。

我们一起在田埂上散步，一起在村口的小溪边洗衣服，一起参加村里的集体活动。

她的笑容如春风般温暖，话语如清泉般纯净，一点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东北风呼啸而过，村里的小溪结了厚厚的冰。

家家户户都把门窗缝隙堵得严严实实，屋内生着火炉，烧着玉米秸秆和树枝。

那天傍晚，我和翠兰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雪花。

白雪覆盖了整个村庄，世界一片寂静，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翠兰，我想和你在一起。＂我鼓起勇气说道，声音在寒风中有些颤抖。

这句话在心里憋了很久，却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终于说出口。

翠兰低着头，脸颊绯红，长长的睫毛上沾着细小的雪花。

她没有立即回答，只是从衣袋里掏出一双手套，是她亲手缝制的，针脚细密整齐。

＂手套我做好几天了，一直没机会给你。＂她将手套递给我，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声淹没，＂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那一刻，纷飞的雪花仿佛都在为我们祝福。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手套，那是我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

手套是用旧毛线重新织的，颜色有些不均匀，但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了她的心意。

我试着戴上手套，刚好合适，仿佛是为我的手量身定做的。

手心处还绣着一个小小的＂王＂字，细腻而工整。

＂这毛线是我拆了自己的旧毛衣织的，＂翠兰害羞地解释道，＂不太好看，但结实暖和。＂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感受着彼此的温度，无需多言。

雪越下越大，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约定第二天再见。

回到宿舍，我将手套珍而重之地放在枕头边，那晚做了一个温暖的梦。

与翠兰的感情得到了两家人的支持。

我的父母虽然远在北京，但通过书信了解到翠兰的善良和勤劳后，也表示了祝福。

母亲在信中写道：＂儿子，妈妈相信你的眼光，只要你们互相珍惜，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赵老四夫妇更是视我如己出，常常关心我的生活起居。

＂小王，你是个好孩子，对翠兰好就行。＂赵老四拍着我的肩膀说，眼中满是欣慰。

他们家虽然贫困，却愿意接纳一个并不富裕的知青作为女婿，这份宽厚让我感动不已。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我特意托人从县城买了一块上好的布料，送给翠兰做新衣。

她收到礼物时，眼睛亮得像星星，小心翼翼地将布料展开，爱不释手。

＂太好了，谢谢你！＂翠兰高兴地说，＂我要赶紧做一身新衣服，过年穿。＂

春节那天，她果然穿着新做的衣裳来找我，蓝底碎花的布料衬得她格外清秀。

村里人都说，翠兰和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队长李兴旺都打趣道：＂什么时候办喜事啊？大伙都等着喝喜酒呢！＂

我和翠兰相视一笑，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和翠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没有豪华的宴席，没有贵重的礼物，只有村民们真挚的祝福和欢笑。

新房是村里帮忙盖的，铁柱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盖起了两间土坯房。

虽然简陋，但充满了温馨。

婚礼当天，村里的老人们送来了自家酿的米酒，妇女们送来了亲手缝制的被褥，孩子们则献上了从山上采来的野花。

李队长代表生产队送来了一张新床和一套简易家具，这在当时可是很大的礼遇了。

铁柱更是忙前忙后，一会儿张罗着摆酒席，一会儿招呼来宾，一会儿又给新房贴喜字。

＂老王，看你小子有福气，＂铁柱笑着拍我的肩膀，＂娶了我妹妹，可得好好待她，不然我饶不了你！＂

＂翠兰，我一定会好好待你，一辈子。＂在喜红的新房里，我握着妻子的手，郑重承诺。

＂我也会好好待你，不管贫穷富贵，都不变心。＂翠兰的眼中噙着幸福的泪花。

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充满了甜蜜。

每天清晨，翠兰都会早早起床，为我准备好热腾腾的早饭；每天傍晚，无论我多晚回家，都能看到她在门口张望的身影。

她的勤劳和善良，为我们的小家增添了无尽的温暖。

新婚之初，我们的家当少得可怜：一张木床，一个衣柜，几把椅子，一个饭桌，就是全部的家具了。

锅碗瓢盆也是东拼西凑来的，但在翠兰的巧手下，这个小家收拾得干净整洁。

她用自己缝制的窗帘和桌布装饰房间，在窗台上摆上几盆自己种的花，让简陋的土坯房也有了生机。

我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每天都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晚上，我们常常围坐在煤油灯下，翠兰缝缝补补，我读一些从县图书馆借来的书籍。

有时候，我会给她读一些有趣的故事，看着她认真听讲的样子，心中满是柔情。

＂等我们有了孩子，你也要这样给他读书。＂翠兰憧憬地说。

＂当然，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我肯定地回答。

虽然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但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一九七四年冬天，翠兰怀孕了。

那段时间，她身体不适，常常呕吐，无法下地干活。

我便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每天下工后还要去山上捡柴火，确保家里的火炉始终温暖。

夜里，翠兰常常因为不适而醒来，我就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轻声安慰。

＂别太累了，＂翠兰心疼地看着我布满老茧的双手，＂孩子出生后，我就能帮你了。＂

＂你安心养胎就好，家里的事我来做。＂我轻抚她的额头，心中满是柔情。

为了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主动要求多干些活，多挣些工分。

夏天的烈日下，秋天的寒风中，冬天的雪地里，我的身影总是最早出现在田间，最晚离开。

村里人都夸我是好男人，连一向吝啬言辞的李队长也竖起大拇指：＂小王，你小子有出息，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这样的话语让我倍感欣慰，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家庭奋斗的决心。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小满＂，寓意生活充实美满。

小满降生那天，正值春雨绵绵，村里的李大夫接生完毕，将啼哭的婴儿交到我手中。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为人父的责任与幸福。

小满皮肤红润，哭声洪亮，一看就是个健康的小子。

＂他长得像你，＂翠兰虚弱地笑着，＂额头高高的，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

我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放在翠兰身边，看着母子相依的温馨画面，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奋斗动力。

为了给小满更好的生活，我和翠兰更加努力地工作。

翠兰产后休息了一个月，就又开始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做缝纫，有时还帮邻居看孩子，换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我则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外，还利用休息时间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木工技术，开始为村里人修理家具，赚取一些补贴。

小满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欢乐与希望。

他牙牙学语时，翠兰教他叫＂爸爸＂；他蹒跚学步时，我牵着他的小手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我们欣喜若狂。

＂他将来一定比我们过得好，＂翠兰常常这样说，眼中满是期许，＂我们要让他好好读书，不要像我们这样没文化。＂

我和翠兰都深知知识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自己没能接受多少教育，但决心要让孩子走不同的路。

小满很聪明，三岁就能背诵一些简单的儿歌，四岁开始认字，五岁时已经能读一些简单的故事书了。

村里人都说，小满是个＂小神童＂，将来一定有出息。

每当听到这样的夸奖，我和翠兰心中都充满了自豪和期待。

在东风村的日子里，我和翠兰相互扶持，共同奋斗。

我们在房前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植蔬菜水果；翠兰利用闲暇时间继续做缝纫活，贴补家用；我则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外，还学会了修理农具，为村民们提供帮助。

虽然生活艰辛，但我们心中始终充满希望。

村里的条件渐渐好转，生产队购置了新的农具，粮食产量也逐年提高。

一九七七年，村里通了电，我们家也装上了电灯，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

小满上了村里的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他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和翠兰为此感到无比欣慰，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有好的学习条件。

一九七八年，国家政策变化，一些知青开始返城。

我也接到了可以回北京的通知，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犹豫。

北京有我的父母、亲人和童年的记忆，但昌邑有我的妻子、儿子和八年来的奋斗。

翠兰得知这个消息后，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回去吧，＂翠兰握着我的手说，＂北京条件好，对小满的成长也有利。＂

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却强装镇定。

＂但你呢？你的户口在这里，不能随便迁出。＂我担忧地看着她。

当时的政策规定，农村户口很难迁到城市，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我可以等，等政策松动，等你在北京站稳脚跟。＂翠兰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心在一起，就没什么能分开我们。＂

她的无私和体贴让我更加爱她，也让我的选择变得更加艰难。

我辗转反侧多日，最终做出了决定。

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留在昌邑。

我不能离开翠兰和小满，不能辜负这片给予我重生的土地。

我写信告诉父母我的决定，他们虽然不舍，但也尊重我的选择。

＂儿子，你既然决定了，就要好好生活，别辜负了那姑娘的一片心意。＂父亲在回信中写道。

母亲则说：＂我和你爸商量好了，明年春节我们去山东看你们，也见见儿媳妇和孙子。＂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倍感温暖。

就这样，我扎根在了昌邑县东风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的面貌逐渐改变，我和翠兰的生活也日渐好转。

一九八零年，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承包了几亩地，开始了自主经营。

我们种植蔬菜和粮食，饲养家禽，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一九八二年，我们盖起了新房，砖瓦结构，三间正房一间厨房，在当时的村里算是不错的住房了。

小满也在学业上不断进步，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

我和翠兰省吃俭用，为他买书、买学习用品，希望他能有更好的发展。

一九八七年，小满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为东风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全村人都为他感到骄傲，送行那天，几乎所有村民都来为他送别。

李队长代表村里送了两百元钱作为学费补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小满，你是我们村的骄傲，好好学习，将来回来报效家乡！＂李队长激动地说。

看着儿子背着行李，踏上求学之路，我和翠兰心中既自豪又不舍。

这是我们辛苦付出的结果，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小满大学毕业后，在省城一家企业工作，生活安定，还在城里买了房子。

他结婚生子，每逢节假日都会带着全家回来看望我们。

看着孙子在院子里玩耍，听着儿子讲述城市的变化，我和翠兰感到无比满足。

岁月流转，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东风村已经焕然一新，柏油马路直通村口，家家户户住上了砖瓦房，电视机、冰箱等家电也走进了农家。

那棵老槐树依然在村口守望，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村庄的发展。

我和翠兰也已经两鬓斑白，但依然相伴相守。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在村头的小广场散步；每天傍晚，我们坐在院子里，看着夕阳西下，聊着家长里短。

那些年轻时的艰辛与甜蜜，已经化作了心底最珍贵的记忆。

翠兰的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灵巧，常常因为关节炎而疼痛，但她依然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我则负责打理院子里的菜园，种些时令蔬菜，既解决了日常所需，也打发了退休后的时光。

儿子常常劝我们搬到城里和他们一起住，但我们更习惯农村的生活，更眷恋这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

＂老王，后悔当年留下来吗？＂有一天，翠兰突然问我。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曾经灵巧细腻的手，如今已经布满皱纹，但依然温暖。

＂从来没有。＂我坚定地回答，＂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娶了你。＂

翠兰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宛如当年那个在村口帮我缝扣子的姑娘。

那笑容仿佛穿越了时光，依然明亮如初。

回望这段知青岁月，我无怨无悔。

正是那次命运的安排，让我遇见了翠兰，让我学会了如何真正地生活，如何在平凡中创造幸福。

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我们拥有彼此，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拥有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两鬓斑白的我们，依然手挽着手在村口的小路上散步，像年轻时一样依偎在一起。

虽然步履不再轻盈，但心灵的契合却愈发深厚。

四十余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不需要太多言语，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能读懂彼此的心意。

这份默契，是岁月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如今，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看着远处金黄的麦田，听着清脆的鸟鸣，我常常会想：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否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又无比珍贵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