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张云逸回忆广西革命斗情况（二）红七军、红八军的成立

二、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及红七军、红八军的成立

(一)蒋桂战争的爆发及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政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血腥镇压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却互相争夺地盘，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到1928年底和1929年初，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当时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首先，他们利用湖南军阀唐生智部下李品仙、廖磊、叶琪3个师(都是广西人)的倒戈，把唐生智赶跑，随即一直打到北平。那时，从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直到河北，都是桂系势力范围，白崇禧坐镇北平，李宗仁屯兵武汉，给国民党军阀头子蒋介石很大威胁，蒋介石为要实现其独霸全国的野心，当然不肯让步，他决心消灭李、白。

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拿手好戏，就是用金钱收买对方的部下，从内部进行瓦解。对待李、白，他也采用了这个老办法。

当时，桂系军阀中有一个名叫俞作柏的，在大革命以前，他与白崇禧、黄绍鱿、吕焕炎等人(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都在陆荣廷的部下当连长;1926年李宗仁出师北伐时，俞作柏当旅长。但这个人很昏庸，企图升官，提议他的部下李明瑞团长(李与俞是亲戚)当旅长，结果，自己却被李、白削掉了兵权，一怒之下，离开了广西。

由于俞作柏与李、白有矛盾，蒋介石即通过俞作柏的关系，找到了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这时他们3人都是李、白部下的师长)。蒋介石拿出几百万银元收买了他们，促使李、杨两个师在武汉、吕师在广西倒戈。这3个师的士兵大都是广西人，是李、白的老本钱，而且李、杨两师又是最能打仗的。1929年3, 4月间，蒋介石大力向桂系军阀进攻;除了3个师倒戈之外，在湖南也利用了何健驱逐桂系的力量。这样，没有经过大的激战，就把李、白部队全部消灭了。那时，李宗仁在上海，得到这消息后即跑出国去，白崇禧也从北平跑到日本去了。李、白遭到失败后，蒋介石便委派俞作柏当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绥靖总司令，统率李、杨、吕3个师。

俞作柏、李明瑞执掌广西政权后，由于大革命时期，俞作柏与我党有过来往，他知道共产党员苦干，不要钱，作战勇敢，是一个“好工具”;同时，他也知道，蒋介石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能取得北伐的胜利的。因此，俞上台后，表示愿意接近我党，想利用我们作为他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且还妄想通过我党的关系，取得苏联的帮助，夺取中国政权，成全他“做皇帝”的美梦。

如果当他“利用”的目的达到以后，仍旧和其他军阀一样，是要反对我们的。因为已有前车作为借鉴，蒋介石上台前联俄联共，上台后又反苏反共;俞作柏又何尝不如此呢?所以，在“小册子”(指《广西近百年革命史纲要》初稿)及过去的一些记载中，说俞作柏进步，这是不了解他的阴谋诡计，弄错了，是不对的。应该认识到:大革命时期前后，俞作柏虽然表现左倾，但本质上也是反动的。

由于俞作柏存在想当“皇帝”的野心，而与我党接近;我们也就利用这个机会，将计就计插进许多同志，来建立我们的组织，发展我们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1929年5月左右，我和邓小平、叶季壮、袁任远、李谦、袁振武(也烈)等同志先后来到了广西。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二)党派张云逸等同志插进俞、李政权，掌握了军队指挥权，改造旧军队为革命军队

我是1929年5月在上海由党中央派来广西工作的。

1928年8月左右，我在上海，原来组织上准备派我去苏联学习。但在这个时候，蒋桂战争已在酝酿，有一触即发之势。党掌握了这个情况。中央委员杨殷同志(老工人领袖之一)便找我谈了两次话，讲明党中央决定要我到广西去，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开展革命工作，而不去苏联学习了。

我是怎样到广西来的呢?一方面，我由上海到香港，秘密地与党接上了头(接头人是叶季壮同志，那时，他在香港办小报，当编辑，实际上这是党的联络机关)，由叶季壮同志写介绍信来广西。

另方面，在那个时候，广东省主席是陈铭枢，总司令是陈济棠，陈过去与我是同学。我来广西，公开地则是由他的部下—广东海军司令陈策(在辛亥革命时一块当炸弹队长，私交较好)，写信介绍我见俞作柏，找事情做。陈策知道我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但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而俞作柏1927年我在广东时，也曾见过他一面。

由于我是通过陈策介绍见俞作柏的，因此，那时俞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但也半信半疑);而我们其他有些同志插进来，俞作柏则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那时，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我只与陈豪人(当时是俞作柏的机要秘书)来往，一切工作都是通过他联系，取得党领导的指示来进行。听说邓小平同志来南宁已两个多月了，但是我们都没有会面，因为当时怕暴露组织，遭受敌人破坏，军队和地方的党员，是不发生关系的;就是互相认识的同志，在街上走路碰见也相互不打招呼，只是一笑而过。

我们利用俞作柏与我党接近的机会打进来以后，很快便把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大队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利用这些公开的场合，巧妙地进行工作。

我们打进俞、李政权以后，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呢?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掌握领导权

在教导大队里，徐开先担任大队主任，我当副主任。徐在大革命后期做过叶挺师的参谋长，1927年叶挺、贺龙同志从江西南昌打到广东汕头时，他又任汕头的公安局长，蒋介石曾通缉他。徐当主任，主要是应付俞作柏、李明瑞，掩护我们工作。我主要应付李明瑞的一个参谋长(广东人，是坏蛋)多与他联系，而与徐则少来往(因俞、李知道徐是党员)，装做不熟悉，以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便于当时的环境下更好地进行工作。

教导大队成立一个多月以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支队伍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编的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组成的，成份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想利用我来帮助他改造四大队，找我谈话，我当即向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同意了。于是，我便提议，党组织派来了党员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

在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里，由党员俞作豫同志担任大队长。他是利用亲戚关系插进来的，因为他是俞作柏的胞弟，又是李明瑞的表弟。

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我们掌握了这几个大队的领导权后，从而各级的领导权也迅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

第二，充分发动士兵群众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士兵运动工作，当时设立了士兵委员会。通过这个士兵群众自己的组织，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这个工作，拿今天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贯彻群众路线。

为了更好地做好这个“兵运”工作，一方面，我们把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有能力的同志，有意识的安插在部队里当政治教官或士兵，以便和广大士兵群众取得直接联系，进行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例如，当时就把大学生何世昌同志(党员，后来当红八军政委)安插在教导大队当学兵。另方面，我们还强调每个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处处作榜样。我那时当教导大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很吃得开，就是因为没有架子，能和士兵打成一片，平易近人，所以士兵有话也都肯和我说，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情况。同时，我还利用与士兵接触谈话的机会，打通他们对革命的怀疑思想，使他们从内心中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领导。有时，我也公开讲话，向士兵群众灌输革命的思想。

第三，分化反动分子，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

当时在教导队和四、五大队里，虽然我们掌握了大队一级的领导权，大部分连、排军官和广大士兵群众也为我们掌握，但在营一级，大部分都是反动军官，这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根据不同情况，我们对这批反动军官分别采取了“升迁”和撤换两个办法，来剥夺他们的实际指挥权。

在教导大队，我们主要采取前一种即“升迁”的办法。

教导大队有3个营，营长都是李明瑞派来的，极反动。为使他们不致阻碍我党对整个教导队的领导，当时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营部，由大队直管到连;而把这3个营长，放到训练处去，表面上升他们一级，实际上削掉了他们的实权。经与俞作柏、李明瑞交涉，他们同意了。结果，把一个营长调去当大队参谋长，升为上校;另外两个营长调去当训练处的正、副处长，均升为中校(我当时担任大队副主任是少将军衔)。虽然这几个被调走的营长当时有些意见(但并不晓得我们的意图)，却从晋级上得到了安慰;同时，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训练计划，也都同意，表面上表示“尊重”他们。这样，他们就只掌握军事训练，被剥夺了实际指挥权，脱离了群众。这些反动军官与群众隔离开以后，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再影响群众了。而我们则掌握了政治，掌握了实权，掌握了群众，可以更加顺利地开展党的工作。

在第四大队，我们则主要采取了另一种即撤换的办法。

第四大队有4个营，一个营调百色(调百色的原因，是那里很富裕，可以收到大批的鸦片烟税;同时，我们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营长是李明瑞的表弟梁XX(很反动，后来在百色时杀掉了);一个营充当俞作柏的卫队，营长是符洛(共产党员)。实际在我手边直接领导下的，只有两个营。

这两个营原来的营、连长大都是贪污成性的反动军官。我们一来到四大队，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开展士兵运动，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晌，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其中一个营长姓王，很反动，后来到右江时杀掉了;还有一个营长叫XXX)。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并补充党员何莽和符禄两同志担任营长(其中何莽同志又是俞作柏的学生，所以能骗取俞的信任)。

这样一来，仅仅只花两个礼拜的时间，第四大队的两个营，就巩固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了。

那时，俞作柏、李明瑞看到我们这样坚决，迅速地撤换提调干部，认为太快了。我们利用俞、李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婉言地对他们说:这班人不撤掉，不能成就你的“事业”。这样，他们也就同意我们这样干了。

在俞作豫同志担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里，由于俞作豫同志在北伐时曾任李明瑞旅的团长，五大队的军官有许多是俞的老部下，换人少，后来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的红八军垮得快，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四，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我们掌握了教导队及四、五大队的领导权之后，随即在各个连队和大队部都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成为党的秘密领导核心。这是我党插进俞、李政权后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教导队和四、五大队能够得到巩固的重要保证。

当时各个连队的党的秘密支部，一方面经常地了解学员们、士兵们的思想情况，找他们谈话，宜传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另方面，则从中积极发现与培养成分好，有一定觉悟的积极分子，大胆大量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例如教导大队，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使队里的党员约占全队总人数的1/3，如卢绍武(那时当班长)，李天佑等同志，就是在这时发展入党的。后来，俞、李要我兼任第四大队长，那里的情况极坏，营、连干部都是贪污腐化的。我们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撤换了他们，以教导队的党员去代替。如果没有教导队发展这么多党员，第四大队是不能巩固的。

第五，改造部队的成分。我们在这几个大队工作时，还注意了从组织上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因为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这几支队伍，特别是改造成分极其复杂的第四大队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行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插进俞、李政权，把一支旧式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作，可以总结为如下几句话，就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掌握领导权，分化、撤换反动分子，加强士兵群众工作，增加工农成分比例。

(三)俞、李政权失败，党的队伍成功地撤离南宁

俞作柏、李明瑞统治广西还不到3个月，便突然决定反蒋。

1929年9月，俞作柏宜布就任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大举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这个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教导大队，四、五大队都是新建的，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拉去作战，而担负维持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多人回各师去(都不是党、团员)。

他们出发后，我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到右江地区，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到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通过党的活动，俞作柏、李明瑞还委我兼任南宁的警备司令。我们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这时，他们对我是否是共产党员仍还是半信半疑的。

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俞、李反蒋失败了，而且比我们预计还快。原来杨腾辉、吕焕炎、黄权等师长(李明瑞任绥靖总司令后，提升其部下旅长黄权为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他们被蒋介石收买，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这时蒋介石又利用李宗仁来打李明瑞)。俞、李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弃，黯然逃走。他们回到南宁后，还是由我们派符禄同志率一连人“护送”才得以逃到左江去。从此，俞、李想当“皇帝”的美梦也就宣告破产了。后来，俞作柏逃香港，李明瑞则为形势所迫，参加了革命。

当俞、李在前方失败的消息传到教导队来以后，由于大多数学员是从3个师调来学习的连、排长，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越来越大。当晚，我们与各支部研究对策，决定第2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荣前途，争取大多数人站到我们这边来。采取分散的小组会形式，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有效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型会议，容易掌握，便于我们进行说理斗争，来教育群众。这样，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愿意跟我们干革命。接着，我们又把全体学员召集起来开会，我在会上讲了话，指出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但对有些同学一定要走的，我们也不勉强。随即进行站队，根据各人的自愿，愿意革命和不愿意革命的各站一边。这样，除了少数反动军官、兵痞、坏分子以外，都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随我们到右江干革命的，有500多人，加上300多名党员，一共是八九百人，坚决要走的只有100人左右。第2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叫他们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自己人。我们还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

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正确的政策，不仅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在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立即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搬上了汽船，由邓小平同志率领着党委、地方秘密工作的同志以及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大队和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经过田东来到百色，建立根据地。警备第五大队则由俞作豫同志率领由左江上龙州建立根据地。我们就是这样率领着三四千人的武装成功地撤离南宁的。

当时，可惜我们的人数太少，力量弱于敌人，为了保存力量，我们才撤离。如果那时有几万人的武装，南宁是可以不退的。

我们到达右江和左江地区以后，党的工作便由秘密状态变为公开的了。

(四)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前夕，党在右江、左江地区的发展情况

1929年10月，当我们的部队到达百色以后，邓小平同志随即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邓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宜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这时，右江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在右江特委(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的领导下，恢复了工会、农会的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党的主力部队来到右江后，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使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大大地开展起来。而群众一经发动，政治觉悟提高了，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又迅速的扩大了。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部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便决定“利用”这个名称，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当我们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引起了地主豪绅们的愤恨，他们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前来右江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获得这个消息后，考虑到这支反动军队如果进驻右江，将对革命不利。于是，决定氖下手，坚决、干脆地消灭他们。当警备第三大队开进田东时，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我们佯作欢迎，乘其不备将他们包围缴械。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除了一部分稍微抵抗了一阵外，我们没有花费多少枪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多支枪。地主们的这着棋被打垮后，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右江地区的群众便进一步地发动起来了。

这时，左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俞作豫同志于1929年10月率领普备第五大队到达左江的，以龙州为据点，积极开展了党的工作。

首先，在部队内部，何世昌、俞作豫等负责同志都亲自担任了讲课工作，公开地宣传党的主张，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在士兵群众中，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为了纯洁组织，清洗了反动的军官，如第一团团长何凤川和第一营营长李X等。

其次，党还派了一批干部到左江各县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向工人、农民、学生宣传革命的道理，从而把他们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

再次，在右江设立右江督办的同时，在左江也宣布了由俞作豫同志担任左江督办，在左江一带征收税款，解决革命经费问题。

总起来看，在这一个时期，革命的烈火燃烧着右江、左江地区，党的工作在群众中、在部队中都有了蓬勃的发展，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成立，在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成立

1929年11月初，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同时，还委任邓小平同志担任两军总政委。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小平同志带领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我们即紧张地进行着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除了继续抓紧进行前述各项准备工作外，我们还根据党委的决定，将部队编成3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的，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同时，扩大教导大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大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在4000多名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月我军占领全州时，脱离了队伍)，供给处长是叶季壮同志。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于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在军部门口的广场上，集合了我们部队排以上军官和军直属队共约500人，小平同志在会上公布了红七军的番号，中央任命的干部名单和我们编队的情况，正式宣布红七军成立。这天，红七军的干部和士兵，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的灰色军装;同时，由军长、政委到每个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同在这一天，前委派我到田东，参加了当地的群众性的庆祝大会。这里，集合了5万多人，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会上，我代表前委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及红七军的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会后，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汽船，胜利而愉快地返回百色。

(六)龙州起义与红八军的成立，及李明瑞参加革命

红七军成立之后，小平同志来到左江，与俞作豫同志共同筹划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根据党的决定，1930年2月1日，以警备第五大队为基础，在龙州起义，宣布成立红八军，由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委。起义武装3000多人，共编为3个纵队:何家荣任第一纵队纵队长，袁振武同志任参谋长;宛旦平同志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第三纵队是收编的土匪组成的，原封未动，由土匪头王〔黄]飞虎任纵队长(后率队叛变)。同时，成立了左江特委，由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严敏同志兼任特委书记。还成立了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左江各级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由何世昌同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龙州起义的这一天，左江地区的劳动人民都非常兴奋激昂，家家户户都挂起红旗，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欢呼左江地区党组织、革命政权和红八军的成立，庆祝龙州起义的胜利。

在这一天，红八军的官兵们，也如同红七军一样，领得了第一个月每人20块银元的薪饷。

起义成功后，党领导着政府、军队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随即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以及法国帝国主义(他们在龙州设有领事馆，很反动，被我们全部驱逐出境)等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向受着反动统治深重压迫的左江一带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得到了翻身和自由。

这时，在反蒋失败后走头无路的李明瑞，经过了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里来。李明瑞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呢?情况是这样的:在1929年的时候，他的政治态度和俞作柏一样，也不是什么“左”倾;俞、李反蒋失败后，他逃到龙州，还企图把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大队拉到十万大山去投靠蒋介石(反复无常，是军阀的一个特点。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曾经几次反蒋，几次亲蒋)。那时，他还不完全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仍是半信半疑)，从龙州来到百色与我面谈这个问题。我当即严正地对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你这种企图叛变革命的行为”。同时指出:“你昨天才反蒋，今天又投蒋，也太没有人格了。一个人应该讲道德，讲信义，就是作为‘朋友’来讲，我也劝告你不要这样做。”经过我们的坚决反对和耐心说服教育，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表示不这样做了，并愿意留在革命阵营里工作。我随即将这件事情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研究处置他的办法。当时我们考虑到李明瑞存有这种思想，留下来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先把他送回左江，然后由俞作豫同志送出国外。但由于他没有护照，经过龙州、靖西两处，都不能出境(那时越南被法国人统治着)。红八军成立前夕，邓小平同志由右江到左江去布置工作时，又找他面谈，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这样便把他留在革命队伍里，给他一个连作“保护”，并面允他名义上当“红七军、红八军两军总指挥”，实际上没有给他任何实权。其所以给他当“总指挥”，主要是争取时间在部队中来教育说服他，同时想利用他来争取他原来的一些部属(当时革命处于艰苦阶段，我们这样想是不现实的)。当他被留下来以后，在革命环境的薰陶冶炼下，‘有了觉悟，逐步认清了军阀的反动性和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懂得了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后来，在红七军北上时，由于他的政治思想已有所转变，在战斗中表现也不错，他本人又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红七军前委研究，批准他入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在红七军前委留李明瑞在军中工作的时候，当时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曾批评我们对李明瑞太幻想了。这是由于他们对复杂的事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而作出简单的结论。当然，一般说来，一切军阀本质上是反动的，不容易改造过来。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经过我们艰苦的工作，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个别军阀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从李明瑞参加革命后的转变情况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七)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时期的经验教训

1929年5月至1930年2月，这10个月，是广西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利用俞作柏、李明瑞的关系，插进广西的政界，积极地开展秘密工作，使党的力量不断发展与壮大，最后，成功地掌握了教导大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三四千人的武装，拉上右江与左江地区，高举革命的红旗，进行了历史上闻名的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成立了红七军与红八军。

在红七军、红八军成立的这一时期中，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首先，我们感到，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矛盾，来发展与壮大我们的革命力量，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成功的策略。因为当反动统治者互相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时候，军阀之间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某一军阀为了要战胜当前之大敌，尽管我们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但仍然有暂时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合作是表面的，是互相“利用”的，暗中的斗争仍是很激烈的)。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时机，与俞、李“合作”，发展、壮大起来，最后诞生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在具体地运用这一策略时，我们感到，一方面，要做好兵运工作，即要发动士兵群众起来斗争。由子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除了少数的兵痞流氓外，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被迫抓去当兵的。他们在家时受地主的压榨，当兵后又受着反动军官的虐待，对封建反动统治者是非常仇恨的。但是，他们往往为反动派所欺骗、蒙蔽，或者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要耐心地启发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为反动派效劳，是背叛自己的阶级兄弟的罪恶行为，从而促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向反动派坚决地进行斗争。另方面，也要做好军官工作，即是说，要设法夺取领导权，将反动军官调离，换上我们自己的人来当“官”把军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样，就更加便于迅速发展与壮大我们的力量。如果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军官工作，革命力量就很难迅速发展;只做军官工作，不做兵运工作，则没有群众基础。所以，要双管齐下，不可缺一，南昌46 A-”起义和平江暴动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大革命时，叶挺、贺龙等同志既抓士兵，又抓军官，抓到了几个团，就没有“八一”起义。而彭德怀同志在平江发动的暴动只有一团人参加，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士兵工作。

其次，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红七军、红八军所以能够迅速地建立与发展，首先，就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外省来的干部和广西干部都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拧成一条绳，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因而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我们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党的政策在部队中的贯彻执行，使其成为革命的军队。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特别是我们的军队是由旧军队转变过来的，这一点更加显得重要。由于我们一开始就抓紧了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斗争，因而教育了广大士兵群众，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来。同时，更由于我们的军队有着左右江几百万人民的热烈支持，许多优秀的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还亲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给部队补充了新的血液，这也是红七军、红八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有力保证。

再次，在这一个时期，我们对政权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例如，在起义前成立了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征收税款，解决了革命的经费问题。起义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劳动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还是认识不够的。例如，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以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发挥政权的作用，把地主势力彻底摧垮，致使后来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北上时，他们很快就死灰复燃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向前发展的，紧接着大革命失败后，又掀起了一个革命的高潮。特别是红七军、红八军的相继成立，不仅给全国红军增添了一支新的力量，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斗志;而且对反动统治者大批屠杀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回击。它证明了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从此，在祖国南部的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地与广西人民一道向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在广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