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百年史，巫鸿姐弟的对话与回忆

巫鸿与姐姐巫允明合作了一本“回忆录”体裁的书。说它是一种体裁，就是说它本质上并不用对读者负责，更多是对自己对家庭或者对某一个小的群体负责，这本书是对巫鸿巫允明姐弟两人的原生家庭负责，对他们的父母负责，是一次人至暮年的汇报演出。

如果这么理解，这本书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姐姐和弟弟，各自经历精彩一生。姐姐遭逢时代种种变故，人生留有诸多遗憾；弟弟每一步都走在时代正确那个节点上，如今是艺术史泰山北斗一样人物。虽然各自回忆，但也隐约能看出姐弟之间的爱与竞争，这差不多是人生最底色。

不过，巫鸿有《豹迹》在前，所以他真正可以恣肆的那一部分——他最拿手的文字，在这本书中是看不到的；而与姐姐共同执笔，姐姐又是板正紧张的人，她一生中有半生都是为自己抢回时代所夺走的东西，所以巫鸿又失之拘谨——放不开。远不及他少年伙伴张郎郎，那几本回忆随笔集下来，输赢成败，爱恨情仇，不管你怎么看这个人，你都会被他所裹胁着唏嘘命运。

我们摘选了其中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爸爸的家庭和早年经历

巫鸿：那么爸爸那边呢？据我所知他的家庭背景和妈妈家非常不一样。

允明：咱们的祖父叫巫长泰，祖籍是离南京不远的句容县行香乡马庄桥村，他一生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度过。虽然是务农出身，但由于家中一贯重视教育，也有一定文化底子，对他以后兼做小买卖起到了很大作用。经商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而他获得资金的缘由就像是一段神话：那是祖父刚成婚不久，祖母武氏在一次翻地的时候，居然挖到了一坛子银元，像是从天而降的礼物。就是这坛银元为祖父提供了做小买卖的本钱，所以祖母总说她做巫家的媳妇，是天爷赐的福气。

由于经营得当，他们的生活慢慢富裕起来。但是务农出身的祖父总觉得拥有土地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仍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把做买卖赚下的钱节省下来都置办了土地，成了当地一个下田劳动的“务农地主”。爸爸在家里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一个弟弟。对于封建家庭来说，只有儿子才有用，才可造就，因此两个姐姐的命运都十分不好。当时农村的女孩子都不被送去读书，便都早早嫁出去。后来不久一个悬梁自尽，另一个忍气吞声地过了一辈子。男孩子们的名字一般都由老师取，爸爸和叔叔的名字也是老师取的。爸爸叫“宝三”，是出于《孟子·尽心下》中的“诸侯有三宝”；叔叔叫“省三”，是出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当时认为女孩子只有姓就行了，有没有名字无关紧要，因此我们这些后辈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巫鸿：看来爸爸和妈妈的家庭背景真可说是“南辕北辙”，挨不上边。不但地理上相距千里，而且一个是办洋务“实业家”的女儿，另一个出身农村，父亲是半农半商的地主。

他们两人最后能走到一起，真是个奇迹！

允明：实际上是“教育”把他们两人引到一起的。祖父因为自己有一定文化，对儿子的教育也就比较重视，而且认为有文化才能避免乡村土豪的欺负，因此在父亲和叔父七八岁时，送他们去了行香乡的柘溪村小学上学。据说爸爸成绩很好，受到老师的厚爱。

巫鸿：我记得你曾经发给我一份《扬子晚报》剪报，上边的一份报道说，爸爸在 1994 年用他的稿费在柘溪村小学建立了“宝三奖学基金”，以表彰小学里的优秀师生。看来他一直记着这个把他引上学术之路的地方。

允明：是有这么回事，而且在这之前也曾多次捐款给学校添置桌椅等。但是我不清楚这个奖学金后来是不是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记得爸爸说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作为基金的名称。那个小学离马庄桥村相当远，因此爸爸从八岁到十二岁毕业，后来到县城读高小一直都住校。爷爷虽然把爸爸和叔叔送去读书，但实际目的是希望这两个儿子长大后回到马庄桥来继承他的土地和事业。可是生活在农村的父亲，亲眼看到了农户们的贫困、农民无端受到土豪劣绅的欺压和每逢旱灾村民因吃“观音土”而毙命……在心里便种下了一颗要解开“农民生活为何这样贫苦？”的种子。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两个儿子的想法和父亲截然不同，他们都看到了外面世界的辽阔。两人通过在求学路上的奋斗，最后分别进入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深造，脱离了务农经商的身份。

巫鸿：你记得爷爷的样子吗？我应该见过他，可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允明：我还记得。他身材十分高大，腰板挺直，爸爸和他的相貌十分相像。因为爷爷的两个儿子都不继承老家父亲的一摊，爷爷自己也渐渐年迈，就在南京解放前，他放弃了所有田舍，来咱们家一起住以享晚年。我就是这时候见到他的。他不善言辞，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个不大的苹果，还让咱俩分着吃，当时我觉得他真够抠门儿的。

巫鸿：可能是因为习惯节省吧，而且苹果在当时可能也比较稀罕。确实，两个儿子都不务农了，家里也就没人继承他辛辛苦苦挣下的土地了，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个极大的变化。

允明：当时叔叔在北平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935 年参加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爸爸的学历要复杂一些，反映出当时学术机构不断变迁的不稳定状态。他先是在 1925年进入吴淞政治大学，但这所学校只维持了一年就停办了。爸爸当时虽然才二十岁，但已经对经济学，特别是对中国的农民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当《东方杂志》在 1926 年征集关于中国农民生活境况的文章时，他就根据自己对家乡句容农村的了解撰文《句容乡村社会经济状况》应征，所写的文章后来被选中，在《东方杂志》1927年第 24 卷第 16 号上发表。文章中他介绍了句容农民的分布和生产收入，以及金融流通、农民教育、农民组织等情况，也揭露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压榨。

a在这一年他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1930 年又转学到清华大学经济系，受教于陈岱孙先生。1932 年从清华毕业后随即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做研究，第二年被聘入设在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这个研究所在 1934 年并入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爸爸先在那里担任助理研究员，后来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他对农村经济的探讨运用了实地调查的资料，比如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1934 年第 5 期上的《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就是一个例子。他翻译的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欧伯利昂（George O’Brien）写的《农业经济学》于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央研究院翌年选派他赴美国留学，为他创造了进入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也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妈妈。

a 缪德刚：《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担纲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 年 9 月 13 日，第 6 版。

妈妈和爸爸的相遇

巫鸿：等一下。你先说说妈妈在遇到爸爸之前的经历吧。

允明：妈妈七岁的时候，姥爷因为积劳成疾，在去北京办公务时因突患脑溢血去世，她是遗下来的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大家公认最聪明的一个。妈妈从小就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在天津中西女学（Keen School）上学时成绩非常出色，而且开始对戏剧发生兴趣，与三姐孙家兰一起用英语演出过《公主与樵夫》，还和同学一起试着用英语排演莎士比亚的剧作。1933 年她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后，对莎剧更为关注，还留下了一张与同学一起排演莎翁剧作后的照片。1936 年，也就是爸爸前往哈佛大学的那年，两人当时还并不认识。

妈妈获得了美国的奥雷利娅·S. 哈伍德奖学金（The Aurelia S.Harwood Scholarship），插班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三年级，攻读 16 至 17 世纪英国戏剧文学。除了选修有关欧洲文学和戏剧的课程之外，她又利用暑期去加州伯克利大学英文系，跟莎学学者威廉·爱德华·法纳姆（Willard Edward Farnham，1891—1981）教授上了研究生课程“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她于 1937 年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即进入美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当时负有盛名的蒙特霍留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英国文学和戏剧系，从此正式走上了莎学研究的道路。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增加实践经验，她参加了哈佛大学暑期学校的剧本创作班，学业训练包括撰写独幕剧。

当时国内的情况非常紧急，日本侵略军在制造卢沟桥事变后占领了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妈妈心急如焚，就以日本侵略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为内容，写了题为《富士山上的云》（Cloud Over Fuji）的剧本。

巫鸿：这里我可以补充一些情况。不久以前，康奈尔大学的陈超女士发给我一批她收集的有关妈妈在美国学习的材料。其中几份显示妈妈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所有学业要求，在一年内取得蒙特霍留克学院的硕士学位。她的愿望得到了系主任珍妮特·马科斯（Jeannette Marks）教授的大力支持，在写给学校的一封信里说妈妈由于其“异常杰出的记录”（unusually brilliant record）完全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她还尽力为妈妈争取到了 1938 年到 1939 年的资助，使她能够继续在美国深造。哈佛剧本创作班也称为“47 号工作坊”（47 Workshop），起源于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乔治·皮尔斯·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在 20 世纪初设立的一门课程，在美国戏剧界十分有名。

根据陈超女士提供的材料，1938 年那期的指导教授是著名戏剧批评家约翰·布朗。他在当时的一篇采访中告诉波士顿媒体，暑期创作班的四十名学员中妈妈的得分最高，并说他本人在班上朗读妈妈写的《富士山上的云》之后，大家的掌声不息。他还告诉记者在创作班的历史上，一份习作获得这样鼓掌仅是第二次。这份报纸随后以《看了两出戏的中国姑娘在哈佛剧作班独占鳌头》（“Chinese Girl Sees Two Plays, Tops Harvard Drama Class”）的标题报道了妈妈的事迹，结尾时引了妈妈的话：“对我说来，中国的主要力量，存在于中国人民的深厚道德之中。”

妈妈的母校蒙特霍留克学院的学生于 1939 年春把《富士山上的云》搬上了舞台，但此时妈妈已经回国了。我还必须提到另一个有意思的情节，那是我在哈佛大学任教以后，90 年代初回国时和妈妈谈起她那年在哈佛的情况时她告诉我的。她说那篇波士顿报纸上的报道发表以后，一天有人来访，开门一看是个两米来高的黑人男士，自我介绍是波士顿地区的劳工领袖，在读到有关她写这个剧本的消息之后，希望代表波士顿的工人们向妈妈表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妈妈说她当时只是个 22 岁的瘦小中国女孩，对着这个山一样高的黑人男子，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多谢、多谢”。

允明：那个暑期还发生了妈妈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她在此时认识了爸爸。据妈妈说，那是她在参加剧本创作班期间，到哈佛大学附近一个小餐馆独自用餐，碰巧见到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爸爸。爸爸当时很惊奇，因为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不多，而且哈佛大学当时还不正式招收女生。他邀请妈妈共进晚餐，得到了同意，此后就是二人不断加深相互理解和建立感情的过程。当父亲在 1938 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并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前往柏林大学经济系进修时，母亲也拿到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迅速前往柏林与父亲汇合。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记得在你 1980 年出国去哈佛前，爸爸曾经让你到哈佛后去找找当年他经常光顾的那家小餐馆。说过这件事后，家里人谁也没放在心上。但后来你居然来信说找到了这家仍在营业的餐馆。爸爸为这事十分兴奋，虽然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想：可能这家小餐馆就是他和妈妈最初相识的地方。

巫鸿：我想他们计划经过欧洲回中国参加抗战，是约好了的。由于战事，当时已经没有美国到中国的客船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妈妈看到美国人拍的日寇屠杀南京老百姓的纪录片，非常愤慨和激动，决定放弃已经取得的奖学金立即回国。看来她是在匆忙之中做的决定，甚至没来得及正式通知蒙特霍留克学院就急急前往纽约，在1938 年 4 月 26 日那天乘船前往德国。临行前她托一个名叫夏洛特·德·伊芙琳（Charlotte D’Evelyn）的朋友告诉学校，她的目标是通过香港回中国内地。

允明：这样的话，时间就接上了。就在妈妈到达德国的一个月后，她和爸爸于 1938 年 5 月 20 日，在驻德国柏林的中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我听爸爸说，他们在柏林的时候看到希特勒高举手臂、检阅军队的场面。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喜欢照相的爸爸顺手举起相机拍了一张，没想到遭到党卫军的呵斥并被带走。幸而有惊无险，在父母二人的解释下，党卫军只是销毁了胶卷。

巫鸿：不久前读爸爸原来的学生朱家桢写的一篇纪念爸爸百年诞辰的长文，文中也谈到爸爸和妈妈结婚时的状况。当时德国警方要求他们出示祖先非犹太血统的证明，才能够被允许结婚。爸爸十分憎恶法西斯的无理要求，因此寻求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帮助，得以在使馆成婚a。我想他们在那个时候急急结婚，肯定也是因为那样两人就可以一起结伴回国。在那个时代，未成亲的年轻男女一起做长达数月的跨国旅行，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