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李迎希听闻自己是中将改授少将，遂向粟裕反映，结果如何

1955年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粟司令，我是不是被人给‘降级’了？”李迎希在武汉拨通了上海的保密电话，开口就问。

授衔名单还没正式公布，可风早就刮到了野战军老部下的耳朵里：他李迎希原定中将，现在只剩少将。电话那头的粟裕愣了两秒，回了句：“老李，先别急，文件我来核一核。”

挂断电话，李迎希把听筒咣的一声放回机座，身边的警卫小赵吓得挺直了腰。他脾气是出了名的倔，消息要是真，就认，可要是被讹，他说什么也得讨个说法。这一幕，成为一场波澜的序曲。

为什么偏偏是李迎希？许多人至今只记得他在山东兵团那段风生水起的履历：粟裕统一指挥，许世友主攻一线，参谋长李迎希负责谋划。淮海决战前夜，刘少卿调离，粟裕拍板，“迎希顶上”。任命电报作为战时绝密，只存一份。也正因这“只有一份”，后来才给闲话留下缝隙。

山东兵团的建制在1949年初就撤并，档案分散各处。1955年初级别审核时，评衔小组按资料走程序，查到的是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通报记录，参谋长任职文件却暂未找到。严格来说，“缺证明”不等同“没资格”，但在满员的中将名额面前，那就成了硬伤。

多数老同志理解这套流程，李迎希却不服。他最在意的不是星星少一颗，而是“副”字顶在头上，像针扎在心里。于是有了上面的那通电话，也有了随后一封亲笔信。信不长，只两页：先说明自己确任参谋长，再请粟裕查证，末尾一句话火辣辣——“若组织认定我确系副职，我无话可说；若事实相反，则请予以澄清。”

粟裕读完信，当晚批示作战部搜档。三天后，翻出了军委于1948年9月24日签发的那份命令，白纸黑字写着“任命李迎希为山东兵团参谋长”。材料摆在面前，结论似乎水落石出。可事情没有就此“逆转”。

有意思的是，评衔工作并非单看职务头衔，资历、战功、受审历史都会排列一张长长的“评分表”。李迎希1928年入党、1930年参军，资格够老，但1932年的被错审事件让他在相当长时间停留在团级；抗战八年，他所在部队多为后方警备，正面作战记录稀少。罗荣桓主持的那场“大体检”，强调的是“综合权衡”。

粟裕给李迎希回信，没有重提“中将”二字，只写：“你的参谋长任职真实无误，我已附说明呈报。但军衔评定，中央有整体考量，望你顾全大局。”话很平，但把立场表得明明白白。

李迎希收到回信，先是沉默，随后把信摊在桌上看了好几遍。他懂粟裕，也懂那一套“评分表”，心里七分明白。可人就是这样，明白归明白，不甘还是不甘。那天夜里，他对妻子谢荃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求显赫，只求个清白。”

结果并没有因他的据理力争而改变。授衔大会上，他胸前悬着一颗少将星徽，与台上许世友、王建安遥遥相望。把镜头拉近，会发现他神情平静。老部下回忆：“李副司令那天一句怨言都没有，转身就去忙工程兵的事。”

外界猜测不断，有人说是“领导看他脾气倔”，也有人说“后台不够硬”。这些传闻与真相交织，最终被时间裹挟。可有一点被忽视了：1965年行政级别重新核定，李迎希被定为6级，这在少将行列里是顶格待遇，等同大部分中将。换句话讲，中央并未因军衔低一等而削弱他的实际权责。

不少朋友私下打趣：“老李，你这不是照样享受中将待遇？”他摆摆手：“待遇是党的，军衔是纪念章，干活才是咱自个儿的本分。”这种直爽，放在当年财务极度紧张的武汉军区，显得格外扎眼。

1956年至1959年，他分管基建和后勤。来意不合规的请款报告常被他批回，一句“国家还穷，先让士兵住好”堵得人哑口无言。有人抱怨：“李副司令这人不好打交道。”可工程兵战士却记得，是他把原本打算给首长住的新楼改成了技术营房。

遗憾的是，文革初期的政治漩涡让他丢了全部职务。即便如此，他没有半点牢骚。1975年组织为他平反，老战友去探望，他仍笑着说：“我这条命就是党给的，没什么可怨。”

综合来看，军衔之争不过短暂插曲。评衔组是一把尺子，粟裕是一面镜子，李迎希是一块真金。真金不怕火，镜子不怕尘，尺子不会弯。这正是题目里那句“李迎希听闻自己是中将改授少将”的全部来龙去脉。

回到开头的问题——结果如何？答案其实简单：军衔没变，清白坐实。至于功名高低，他本人后来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或许最能作结：“若干颗星星，灿烂不了历史，但一寸忠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