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的讲座，敏锐地意识到了他所处的工业化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提出了“两种文化”的重要论断，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分裂为了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文化，一种是科学，另一种是人文，这种分裂状态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障碍。斯诺的这次讲座及后续出版的《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及其扩充版《两种文化与第二种见解》，在西方世界特别是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旷日持久的“两种文化”之争。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概念颇具命名力，如今被广泛地用来刻画当代文化危机。

  “两种文化”的对立不单来源于上世纪以来教育领域的学科分化与偏倚，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斯诺“两种文化”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独有偶，19世纪赫胥黎和阿诺德的对话、20世纪初中国学者丁文江和张君劢的论战所引起的科玄大战等都在不同的时空之维下上演了类似的关于科学与人文对峙与博弈的争论，反映了外在的机械文明与内在的文化教养、现代与传统、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则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两种文化”的对立来源于人们长久以来对科学和人文两者差异性的经验性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二元对立范式：人们往往认为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精确与模糊、逻辑与情感、度量与隐喻、计算与想象等对立。

  为克服和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范式，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从根本上看，需要一种整体性的直觉观。科学与人文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手段，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都是由人所从事的，秉持求同存异的思想，可以缩小乃至弥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之间的鸿沟。通常来说，如果将科学描述为研究世界中万物存在的客体场，而将人文描述为研究人类自身存在的主体场的话，那么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首先需要建构一个主客体统一场。这个主客体统一场建立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到科学客体场具备的主体性（客体没有独立于观察主体的存在）和人文主体场具备的客体性（艺术也追求具有普遍性的“理式”）。主客体统一场的建立可将其内部的二元对立转化为一体两面，以克服含科学至上主义倾向的文明观，这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底蕴和叙事逻辑相契合，是大同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美美与共不仅是处理中西方文化、文明博弈共生的重要思想，还可为解决“两种文化”之争贡献中国智慧。将美美与共的思想运用于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中，欣赏科学或人文文化各自领域所创造的璀璨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去欣赏其他文化的成果，将其他文化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在互相欣赏的过程中促进不同文化达到一种和谐，并呈现持久而稳定的和合共生、和而不同，提倡将科学与人文上升至审美的哲学高度，并在这个审美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树立起一种科学与人文“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

  在这个主客体统一场中，还可以打破科学与人文的二元思维，即科学与人文只作为主客体统一场中的两个极致的向度，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中掺入第三种、第四种……乃至第n种文化，从而打破一体两面的刻板化框架，形成多元互补、立体共鸣的开放格局。实际上，1963年，斯诺在“再看两种文化”一文中回应他所提出的“两种文化”问题时，已提出了一种具有调和性质和功能的“第三种文化” 的概念，主要指侧重数字统计和调查论证的社会科学，希望促成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慢慢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和鸿沟，使二者实现和解与融通。

  “第三种文化”可以是斯诺提出的调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社会科学文化、布罗克提出的科普文化，也可以是科学美学、科幻叙事等两种文化的交叉域。科技馆/科学中心中可通过展览（如，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科幻小说--驰骋到想象边际”展）、展品（如，美国探索馆“不断变化的太阳画”展品）、剧场（如，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的“机械木偶”剧院）、动态雕塑（如，瑞士动态雕塑艺术家拉尔方索的风动雕塑）等物质、数字等多模态媒介展示科学之美、科幻文化，引导公众对“第三种文化”的感知、认知与思考，促进“第三种文化”的生成与建构，在主客体统一场中积极开展跨文化、比较文化研究与实践，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力量与智慧。

  （作者：张娜，系广东科学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