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宁宗一 、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4 · 下）

《金瓶梅》的美学意蕴

第二节 罕见的女性世界

“金”、“瓶”、“梅”们的美学价值

但是，她们实际上却长期不为人们接受，文学批评更是很少将她们作为美学对象来看待。

她们的行为与道德的悖逆，使自己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失去了被人们冷静观照的资格。

“金”、“瓶”、“梅”们的这种命运，使我们在讨论她们的美学价值之先，不得不对中国文学及其道德本质稍作反省。

在西方文学中，与战神阿瑞斯私通的阿芙洛狄特竟是他们爱与美的女神，《十日谈》中为自己通奸行为辩护的妇人是作者激赏的对象，但中国的金、瓶、梅们却世代受着“淫妇”“贱货”“泼妇”的骂名。

这一强烈反差，不难让人们看到中西文学中道德观与美学观的巨大差异。这其间的关键分歧，事实上就是如何看待人的“道德”与人的“自然”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前提是道德，然而道德的前提却是自然。

人类从动物到“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由“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道德规范生成于自然，又引导、推动人由“自然”迈向更高的“感性”层次。

因此，逻辑上说，道德应该接纳自然，而自然则应是道德结构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任何否定、排斥甚至扼杀人的自然属性的行为及规范都决不是道德的进步，相反倒会扭曲以致遏制人性的充分发展。

然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却不幸正是如此。

它的核心是“礼”，尤其强调人对外在等级的自觉认同与遵从，它仅在人的生物本能上保留着“食色，性也”的极低层次的位置，却要求人在道德意识中自觉遏制所有欲念。

所谓“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之理亡焉……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就是将自然属性视为“淫乱”的根源而严令控制。

因此，自觉抑止“食色”之“性”，就成为历代贤者的追求与实践——日常生活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精神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文学中，则“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

最后达到“明天理，灭人欲”的更纯净无邪的道德境界。显然，在中国道德中是没有“自然”的位置的。

《荀子》 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却恰恰是人的感性生命要求。

上一节我们回顾中国传统文学女性形象演变过程时就注意到：随着情越来越突破理的桎梏，女性们也越来越显示了生机和活力。

但同时，这种情理较量在中国文学中又显得极其艰苦，如地火般奔突运行的新的因素，最后总是难以真正冲破礼教理学的全面覆盖。

束缚并扼杀人性的传统道德是那样富有弹性和再生力，即使是大变革的时代亦如此：情与理的冲突，灵与肉的掺杂，重义轻利与好色好货等新旧价值观的此消彼长，已充分显示了新因素的萌动聚积；

但同时，在更敏感激进的文学界，小夫人对爱的主动追求和张总管的以德抗拒还同时为作者所肯定（《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金玉奴对薄情郎的大棒惩罚与她最终坚持忍辱从夫也都为作者所赞扬（《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已醒目标举了不以失节为“淫”为“恶”的新观念，但仍不免嘲笑王三乃是“妻还作妾亦堪羞”。

因而，中国文学发展实际上显示了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它极力想冲破道德的束缚，为生生不息的人的生命张本，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小心翼翼地试图为这些新因素、新情感以及新突破寻找别一种道德基础。

故中国文学总是在最终又回到传统道德的麾下，只不过是否定了那公然扼杀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却高扬了温情脉脉的贤、孝、节、义。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起来，做为中国道德的世俗形式，“贤孝节义”虽不象礼教、理学那么公然强调为“天理”而牺牲“人欲”，但却要求每个人须为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牺牲自己的个性。

它的基础同样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宗法伦理等级制。所以，它在功能上，事实是与礼教理学互为补充，是从制度到世俗意识两方面一张一弛地调节着人们的情感，把握着社会的平衡。

中国文学的这种向世俗道德靠拢的走向，往往使受到冲击的制度化的伦理理学内容转化成各种世俗道德而深深渗入人们的头脑、肌体，甚至血液！

最后，真正被抛弃的便只能是——人性人欲。这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生命动力，因为是贤孝节义……的对立面而终于被人们所自觉唾弃。

于是，中国文学中的霍小玉们，往往既是礼教理学的叛逆，同时又是世俗美德的典范，而人性人欲在与礼教理学的冲突中被部分张扬，却在世俗美德中被全面规范！

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超稳定的关键所在。

它使中国文学长期踉跄于道德的天地之中，而无法向现实的感性世界跨出那最关键亦最宝贵的一小步！不突破这种非人道德的箝制，中国文学的真正飞跃恐怕很难想象。

《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 刘纲纪 著

道德的全面统辖也规定了中国美学的特质。

在西方，古代哲学的中心命题是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因此，“美”也被看作是世界本原的一个方面，一切属于世界本原的自然都可包含美体现美。

所以充满情欲的阿芙洛特照样是爱与美的女神。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的不是“求知”（认识），而是“做人”，因而追求什么样的道德及如何追求道德至善就成为核心。

“美”也因此成为“与善同意”（参见《说文解字》）的概念。

孔子的“尽善尽美”说虽然将善与美做了区别，但只是把美从善中抽出而置于其后，以为美虽不能为善所代替，却是达到善之目的的手段，美必须服从善，并以其特有功能促成善。

自两汉到明代，这“美”的“特有功能”被反复研讨，审美的主观性及与理性认识的区别也似乎是越来越明朗，但是“美学”的独立意义却始终体现在倾向主观心灵能动性的审美外部特征上，它的本质仍是追求“和”——即“人的感性欲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李泽厚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33页），

因此其最终指向仍是道德价值。这样中国美学的最高理想因此而为“至善至美”，它规定与“德”相悖的一切都不可言美，这也正是同样充满情欲的金、瓶、梅们不可能在中国美学中占一席之地的原因。

然而，“人的感性欲求”与中国传统的排斥人的自然生命的道德是根本无法“和谐统一”的，因此所谓“至善至美”的文学与美学理想，在骨子里也就极空洞虚伪。

仍以女性形象为例：传统文学中优秀的女性不计其数，她们以自己的高洁与完美接受着全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中国等级社会的性质却使她们始终处于“夫为妻纲”的规定之内，她们所有美德及典范意义都只能是男性社会意志的体现，她们作为男性从属甚至玩偶的性质并不因“有德”而改变，相反倒更乖巧，更可人意，更合男人口味了。

至于她们自身的痛苦，却被头顶“至善至美”的光环所遮盖，光环上缤纷的色彩恍忽了人们的视听，使中国民众只是强烈要求在文学中让李娃们封为诰命，在舞台上让莺莺们凤冠霞帔，而即使失败的小玉、十娘，也让她们得到残害她们的那个社会的表彰和人们的同情，却不必思索女性们在社会中的可悲地位。

“至善至美”衍生出那么多“终成眷属”或“阴司报应”的“大团圆”，使多少人生悲苦和辛酸在这里得到廉价的补偿。

而善与美的天使们，因代表了一种“善”战胜“恶”，“美”战胜“丑”的虚幻理想，故尔使思想界尖锐冲突了上千年的“情”与“理”，最终总能在“大团圆”的鼓乐声中轻松和解，“情理”的对立因此从未真正进入彻底的悲剧冲突。

因而“至善至美”等于抽出了文学的现实基础，将中国美学引入一派盲目乐观的狭隘理想主义境地；文学批判社会匡正时世的认识作用也在这美善的团圆中被削弱；

至于“人”，也只能在它的引导下成为规范的人、模式化的人，成为善的动态符号。因而中国的感性文学的真正出路，也必须从突破这种“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起步。

《云霞满纸情与性：读说女人》 曾庆雨 著

《金瓶梅》的女性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意义！

她们放肆地闯入这越来越弥漫着诗情画意的女性艺术世界，毫不为意地以行动的“至恶”宣布了自己的“至丑”。

她们与传统女性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她们是一切道德（无论礼教理学还是世俗美德）的叛逆，道德越是将人的生命需要掩盖、扭曲，她们越是把人“性”的追求和“欲”的渴求放大、凸突；

道德越是以假面的崇高树立偶像，她们越是以邪恶的真实突出个人。在她们赤裸裸如洪水般泛滥的私欲面前，所有道德都显得虚弱、狼狈和无能为力。她们所表现的放荡的热情、卑贱的善良、粗鄙的情爱、低劣的真诚，

不仅是那理性背反、感性裂变的社会的绝妙写照，也是对道德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冲击，对顽劣且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若不是这种放荡与邪恶的冲击波，打破它简直难于想象。

现在，至少在《金瓶梅》的世界中，所有道德都失去了它的尊严，最后真正留下的也只有一个——人欲。

这是被长期绞杀的人的自然生命对道德理性的报复与反扑。

随着道德原则的被否定（至少是被轻视），“至善至美”的美学原则也在《金瓶梅》中失效。

摆脱它的桎梏，金、瓶、梅们作为自然人的七情六欲便被充分地表演出来了。

在她们肆无忌惮的追求中，虽然绝对地“无德”，却显示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潜在生命骚动，复杂的情感需求，和无止境的物质欲念；

而作品对这一切极力渲染，又使它们第一次作为一种人生现实而不是作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凸现出来，第一次以文学形式肯定地指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存在。

当然，这也是晚明文坛的一种普遍趋势，但必须指出的是，《金瓶梅》前后的李贽、汤显祖、三袁及钟惺、谭元春等，是以新的美学理想（诸如“童心”、“至情”、“性灵”等）对传统美学进行批评与改革，而笑笑生却是以“丑”，以反道德的“女性丑”以致“人类丑”，对“至善至美”进行无情的嘲弄与破坏！

我们无意比较两者高低，但《金瓶梅》的丑与破坏力却是无可替代的。

是它第一次揭去女性头顶那“德”的桂冠，将一向被美化诗化的天使拽入凡尘，拨开她们“至善至美”的神化面纱，让人们第一次直面一个物化的女性世界。——

这在美学领域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标志着我们的先辈已步出纯理想的美学境界，逐渐开始摆脱盲目乐观的虚幻追求，并有了对“丑”的切实感受。

这种转变不仅表明中国文人终于开始了对“自身”的透视，同时意味着他们对“丑”的对立面“美”，也终于可能做独立的、美学意义的判断了。

《红楼梦与金瓶梅》 孙逊 陈诏 著

中国传统美学，是一个“正、反、合”的运动过程，它从先秦到唐宋的孜孜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化美学理想的“正”，经由元明以降戏曲小说赤裸裸揭示人欲的反道德理想的“反”，再进入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面对现实人生，更接近“感性学”美学境界的“合”。

在这一逻辑过程中，《金瓶梅》以其丑的艺术力量填补了这无论如何不可缺少的一环，虽然它的出现并未在中国形成西方丑学丑艺术那样强大的势头，并以排山倒海之势撞击理性主义的美学体系，但它却无疑在中国以道德为本的传统美学领域冲开了一个缺口。

正是这个缺口通向《红楼梦》——性的铺排在那里开始迈向对生命的礼赞，欲的追逐在那里渐渐转为对自由的渴求；

若没有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们对人欲的如此充分的表演，没有《金瓶梅》作为反理想的丑艺术对道德的全面轰击与对传统“美”的肆意破坏，后代文学的这种超越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作为“丑”女人“坏”女人的金、瓶、梅们，在美学领域亦功不可没。

当然，还必须稍作强调：

她们所代表的人的自然生命在道德扼制下的挣扎与呼喊，作为道德的反题，是与对方一样站在（另一个）极端之上的——

一个是绝对地排斥人的自然，另一个则极端地排斥道德，所以它们都远不是现实人完整的感性生命。

但是在中国文学中国美学久久受制于道德之时，它毕竟以“恶”以“丑”，使“至善至美”出现了裂败，这个理性崩溃、规范解体、善行泯灭，却同时又渗漉出生命的激情、女性的灵气、青春的饥渴的女性世界，使人们被虚幻理想麻痹了的神经不啻经受了一次地震。

天塌地陷之后，人们终于可能超越旧道德中介而重新发现“人”自己，并开始正视一向被自觉摈弃的感性生命的所有追求。

那时，道德与自然才能够真正各自扬弃自身，中国文学迈向以现实人性为基础的新的美学境界，也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