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忠海 9 解决了17个 作恶多端的联保主任，打破敌人的联保制度

人头保下八逃兵

1932年初春，我游击五大队在调动所有兵力，攻 打敌占区府场镇未果后，召开了战后总结大会。仗未打赢，大家抱着遗憾心情参加了大会。会上，发生了 一件意外的事。大队长为整肃军纪，当众宣布枪毙8 名逃兵，并立即执行。

这个宣布，震骇了所有参加大会各中队指战员的 心。我知道这8名逃兵都是新兵，逃跑时也放下了武 器。按理说这种情况枪毙，是不完全符合政策的。

我也有过差点被杀头的经历，那还是不久前在峰 口任区委书记时的事。很多干部都死在当时“极左” 路线枪口下，我的生命还是方书丰同志用自己生命换 取的。因此，我对杀头这种事，心里总有一种别样感 受：这些年轻生命就这样轻易结束了，连以后改错机会都没了，多么可惜。

也许是方书丰同志给了我力量，做人要正义；也 许是直来直去出于我本性，认为事不公就要有人管。 该杀头的杀头，不该杀头的怎能乱杀头。

总之，我越想越不对头， 一激动就站了出来说：“报告!我反对杀头!”

大队党代表程沉和汪洋大队长没想到，这时候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都惊讶地看着我，整个会场 也鸦雀无声，给了我无形压力，但话既出口，也就没 了退路，反倒平添了我的勇气。

我大胆“抗议”了反对杀头的理由……这时，人们都在揣度——这个傅忠海，是不是不要命了。

然而，就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我却感到了两 位上司非但没有责罚意思，反而对我报以赞许目光。

汪大队长略加思索后说：“你反对杀头，他们再做逃兵咋办?”

我马上说：“我拿我性命担保”。

他说：“你 此话当真?”

我说“当真!全大队人可作证，如果他们 再有一人做逃兵，就砍下我的头。但是有个条件，得 把这8个人放在我的中队。”

下面的话我虽然没有说， 但谁都明白，那意思就是我还要对这几个逃兵负责任， 做好他们今后的思想工作。

一贯说一不二的大队长， 这回破天荒特准了我的请求。或许是他也舍不得砍下 这些人的头，只不过是在执行“上面”的意思。“上面”当时“左”得很。

“用人头保逃兵”成了新鲜事，很快就在洪湖各大 队沸沸扬扬传将开来。

事后我对那几个逃兵说：“我知道你们岁数比我大，开小差是想家想老婆。今天我 当着全大队用自己人头保下你们。你们若够朋友，今后就不要临阵脱逃。咱们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作好为革命为穷人翻身得解放奉献终身准备。如果没做好 这个准备，就请报名，我现在就批准你们回家 ……”

我没有谴责，只讲明道理。他们说：“放心吧党代表， 你等着看我们行动吧!”

当时我为什么有这个胆量呢?

一是我岁数小，初 生牛犊不怕虎；二是我觉得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不同， 讲实事求是。该服从的服从，不该服从的不能盲目服 从。

那时我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王明“左”倾路线， 但懂得什么时候也要讲理。旧社会还有“事不公有人 管；路不平有人铲”的说法，我们是为真理而奋斗 的，有错不能纠正，那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吗?在人 命关天的大事面前，我自然就长出了“顶撞”上级的 胆量 。

这八名战士在经历这次事件后，个个都成为了出 色战士，可谓“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都是有血有 肉有情感的人，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情 谊。他们知道我一家都参加了革命，更坚定了不顾家 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把我当作长官，又 当作小兄弟，凡事给我出主意，战斗冲在前，成为全 中队的楷模 。

后来，他们在战斗中大部分都牺牲了，到长征时， 仅剩下了两名。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呢?

说来让人感动。随着部队编制的改变，无论我走在何处，只要他们还活着，都设法打听或找到我，向我汇报某某 在哪儿牺牲了，某某又在哪个部队任什么长了。说明 他们够意思，都没有忘掉我。

后来到延安了，再后来 抗日战争胜利了，却再也听不到消息了。

我倒着急了， 打听得知，最后那两名战士，也已经牺牲在抗日战争 战场上了……

他们都兑现了为祖国解放事业奉献终身 的诺言。

巧破“联保制”

母亲牺牲的消息，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的。 为什么要在这一节里提及呢?是因为母亲的死，与 “联保制”是有一定关联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1930年深冬。在一次执 行任务路过敌占区张沟镇时，我在离家不远地方，看 见了母亲正在自家门口低头忙活。

当时，敌占区实行联保制度，如果老百姓发现了 红军或共产党人不报告的话，就会连累全家人被杀。 因此我们有纪律：不能暴露自己身份；路过家门口也 不能回家。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瞭望母亲一眼，就匆匆 离开了。

后来我找到县委书记，要求将母亲接到苏区 来。

县委书记说：“她能听你的?她听党的，别看你现在是党代表了……”

这时我才知道，母亲也加入了 共产党。我的家是秘密联络点，母亲是地下交通站负 责人。知道这种情况后，我为母亲的进步感到高兴自 豪，也为自己不能尽孝道感到难受。就交给县委书记 几块大洋，请他转交给母亲。

没有想到的，那次见到母亲竟然是最后一眼。不 久，本村甲长为了邀功而告密，母亲被敌人剖腹系石 沉入湖底，不许收尸。消停一段时间后，乡亲们才在 夜间将母亲尸体打捞上来，埋入稻田做下记号，只等 待着傅家兄弟的归来。

当时在敌占区，凡是能告发共产党人或与之有关的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赏。

保甲发出布告，告 发红军师级长官，活的1000元大洋，死的300元，依此类推，像我这样的干部，还能得到赏金100元呢； 难怪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买贺龙的头颅。

我母亲的 死只是个普通个例。其实，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人，只不过有人告密说她儿子是红军，因此就惨遭剖腹沉湖。告发者自然也得到了赏金。

沔阳距离武汉很近，国民党官吏同地方土豪劣绅 相勾结施行保甲制度，比其他地方更为严厉。

州以下 设保董，保董以下设团首，管辖着若干个保正。

保以下设村正(也称村甲),100户为一保，几十户为一甲，从上至下形成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体系。通称为 “联保制”。

国民党政府还在重要集镇设置警察署和派 驻军队，对劳动人民和革命势力进行残酷镇压。地主 豪绅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是农民的直接统治者，他 们窃据保董、保正等职务，可随意对农民进行逮捕、 审讯、处罚；可任意向农民征收赋税、堤工费及其他苛捐杂税，是农村的“土皇帝”。

在革命浪潮洗礼下，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 和苏维埃政权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我们的根据地使敌 人失去天堂，反革命和革命势力的较量拉锯战从未停 止。敌人把苏维埃政权称为“红祸”,为了避免“红祸”染指他们区域，保长、甲长以及他们的狗腿子， 密切监视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 一旦一人染“红”, 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家及全族人都难免遭到杀戮。

“联保制度”存在，对我游击队和赤卫队活动限 制很大。分散不敢分散，怕敌人吃掉我们；集中不敢 集中，怕伤害了群众。当然了，敌占区老百姓更不敢 接近我们，使工作很难展开，使用武力端掉敌窝又不 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如何破敌人联保制，让我们 在敌占区能活动自如，是我们一直想解决又解决不了 的 事 。

在中队召开的“诸葛亮”会上，诸葛们又献计献 策，制定了“破敌联保制”计策。当时，中队党代表 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我们就在这上面作了文章。

首先，我们在较大范围内，作了一番详细调查。 哪些保长甲长做了哪些恶事，哪些保长甲长也做了点 善事，都一一记录在册；之后制定了“擒贼先擒王” 的行动方案。固然那些保长甲长们做了不少坏事，但都是小打小闹。最坏的当属主管他们的联保主任。破联保制度，只有斩断这段链条，才有胜算把握。

在距离敌人团总驻扎地仙桃不远处，有个彭家场 镇，驻扎敌兵一个营。那里地形比较特殊，易进不易 出。南面是自西向东水流湍急的东顺河，东面北面是 浩瀚的沙湖，整个彭家场就像个长条口袋，就西北方 向有个出口，距离敌人总部仙桃仅15公里，我们若想 占领彭家场，敌人打我们就像囊中取物那般容易。所 以，我军至今没有攻打彭家场。很多联保主任便视其 为保命的安全岛，在那里购住宅，整天花天酒地、设 赌玩牌、无恶不作。

搞清他们居住地点后，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在一 个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彭家场，运用在其他乡镇 事先抓捕的保长甲长做饵，逐户敲门，用编好的理由引诱彭家场的联保主任开门， 一鼓作气抓了30多个联保主任。

哈!一网捕到这么多肥透透“大鱼”,别说敌人没想到，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

我下令杀了17个 作恶多端的联保主任，并张榜公布了他们的罪行；对 那些罪恶不大的联保主任，则讲明革命道理，让其写 下忏悔书、保证书，然后释放了他们。

这种有计划有规模的镇压行动，在当时绝非仅有。 实际上我们打了一个不动枪炮的大胜仗，从此在敌占 区活动自由多了。其他乡镇保长甲长们，见联保主任 都被杀了一多半，更加不敢咋呼了，也向我们靠拢了。

每次到敌占区执行任务，他们都装作看不见，等我们 走后再去报告。需要什么情报、物资，也尽量满足我 们，有人还为我军打胜仗暗地里立了大功。就像“芝 麻开门”,工作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取得了预想不 到的好效果。

事后大队长说：“傅忠海，你胆子不小哇， 一下子就杀了17个人，比我胆子大嘛!”

我挠挠头说： “该杀的就杀嘛!这还是你要杀的那些‘逃兵’出的 点子呢!”

大队长抿着嘴笑，噼里啪啦拍拍我胸脯子 说：“你小子，行!……”

不经意间，我和大队长为 杀“逃兵”的事，划了个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