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因伤掉队成泥瓦匠，1950年写信给上将杨勇：给我安排个

在1935年2月，红军处于长征阶段时，红三军团四师的侦察参谋孔宪权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寄去了一封信，信里所写的内容为：

爹娘，今年秋收粮食收成咋样？母亲身体可好？我如今入了党，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职务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红军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咱们要解救受苦的百姓，让每个人都能有田耕作，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房可住，有工作可做……

然而，这封信寄出没多长时间，知名的娄山关战役就打响了，孔宪权在此次战斗中受伤，成了残疾人。

尽管孔宪权未能走完长征全程，然而，他有着极为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参与长征的红军相比毫不逊色……

1911年2月，孔宪权在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呱呱坠地。由于家境困苦，年幼的孔宪权饱受地主的欺压。

在毛主席引领红军发动秋收起义之后，孔宪权被红军解救贫苦民众的理念所打动，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工农红军的队伍中。加入红军后的孔宪权，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革命热忱，每次在战场上战斗都异常英勇，始终在阵前冲锋在前，这使得他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

曾经有一回，孔宪权跟随朱老总参与对抗敌人的战斗。他当时担任传令排长，正领着战士们在前线奋勇作战、打得火热时，朱老总突然让人送来了一张纸条。

这是一道清晰直白的军事指令，其上仅写了个“撤”字，然而孔宪权目不识丁，误把它当成了坚守的命令。

最终，孔宪权所在的排遭受了惨重损失，仅余下包含孔宪权在内的三个人。朱老总知晓这一情况后大为恼火，把孔宪权降为了一名普通士兵。

自那以后，孔宪权汲取了经验教训，在开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他也会学习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

1930年12月，国民党打响了首次“围剿”红军的战斗，在反“围剿”战斗里，孔宪权随红军共同发起了龙岗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一下子擒获了国民党18师的师长。

两年之后，由于孔宪权表现优异，赢得了组织的信赖，经黄克诚引荐，年仅21岁的孔宪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后续的革命征程里，孔宪权不但参与了之后的反“围剿”战斗，还被提拔为红三军团的侦察参谋。

1934年，战斗受挫的红军为保存力量，不得不往西南方向转移，最终在毛主席带领下开启了长征。

长征伊始，国民党派遣四十万兵力，对身处云南的红军展开围堵。毛主席审慎剖析敌我态势后，做出向贵州进军的决策。毛主席判断军阀王家烈定然不敢加以阻拦，毕竟其麾下的“双枪兵”战斗力孱弱。于是，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桐遵战役就此打响。

在战役打响之前，身为侦察参谋的孔宪权领着几位红军战士，成功俘获了几名敌军，并从他们口中逼问出敌人在娄山关的兵力部署计划，这为后续红军在娄山关战役中取得胜利奠定了根基。

第二年二月底，红军发动了娄山关战役，红军领导者命令孔宪权带领突击队直扑敌人的指挥中心，孔宪权等人快速抵达娄山关南侧。孔宪权等人还没来得及发起突然袭击，国民党的支援部队就追了过来，敌人在发觉红军人数不多后，马上发起了进攻。

在此情形下，孔宪权只好下令突击队全体人员原地展开抵抗，借助树木与沟壑作为遮蔽，孔宪权手持手枪，指挥突击队员展开激烈的反攻。

突击队员奋勇御敌，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十几名敌军纷纷倒地。然而，敌军的斗志并未因此而减弱，仗着人多势众，他们很快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孔宪权再度身先士卒，操起机枪朝着敌人猛烈扫射，突击队员们个个如猛虎般冲锋向前，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近身搏斗，部队的伤亡逐渐增多。

看到这种情形，孔宪权只能站起身，端起机枪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当战斗正进行得异常激烈时，孔宪权突然被机枪射出的子弹击中。6发子弹一下子就把孔宪权右大腿根部的胯骨给打坏了，孔宪权随即倒在地上无法起身。他只好强忍着伤痛，向附近的水沟爬去，然后借助手中的手枪，连续打倒了好几个敌人。

战斗持续推进，孔宪权手枪里的子弹快没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邓克明营长领着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把身处绝境的孔宪权救了下来。

邓克明在指挥部队阻击敌人的同时，让身旁的人给身受重伤的孔宪权包扎伤口，还安排用担架把孔宪权护送出了战场。

过了没多久，邓克明把孔宪权带到遵义城里的救助站，在这个地方，孔宪权碰到了战友胡耀邦……

胡耀邦原本在遵义城外等候命令，打算进城维持秩序，不料被国民党轰炸机投下的弹片击中，致使臀部受伤。

彼时，红军队伍里麻药极为匮乏，只好用“大烟水”来顶替，胡耀邦便是其中的亲历者。面对身负重伤的孔宪权，医生遂决定再度使用“大烟水”。

据胡耀邦后来回忆，治疗的那个晚上，孔宪权始终处于昏迷状态，嘴里不停喊着“杀”，而这正是红军内部冲锋时所喊的口号。

许多年过后，和孔宪权一同参与过娄山关战役的战友们，无不感慨良多。每当谈及孔宪权，他们都会称赞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鉴于红军内部有相关规定，若团级以上干部负伤，能够跟随部队一同行进；若确实无法随军前行，组织会给予充足的银两，并且配备卫生员和通讯员。

孔宪权身为营级干部，依照规定本应在当地安置，然而，组织特别批准他跟随部队一同前进，还让人用担架抬着他长达近两周时间。

1935年3月末，红军大部队抵达了黔西县。彼时，孔宪权的伤势不仅没见好转，反倒呈现出加重的态势。见伤口始终难以愈合，部队领导作出决定，把孔宪权留在当地一位名为宋少前的地主家中调养。

考虑到对孔宪权的关怀，组织拨给孔宪权300银元，用作购置生活物品和药品的开支，此乃团级及以上干部方可享有的待遇。

除此之外，组织为孔宪权配备了一名医生和一名通讯员，还给予了医生和通讯员足够的生活费用，让两人精心照料孔宪权。

两人立刻把孔宪权带到了宋少前的住处，还对宋少前的房子拍了照。通讯员对宋少前讲：“这个人，你要认真照顾好，保障他的安全，我们会感激你的！”

宋少前愉快地答应了，尽管他是地主身份，但宋少前对红军有着不错的印象，他始终觉得和红军打交道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然而，通讯员在即将离开时，依旧警告宋少前道：“要是这个人出了任何意外，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这里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找你核实情况！”

让孔宪权始料未及的是，这次和红军队伍分开之后，就再也没了回去的可能，这和战友钟赤兵的情况大相径庭。

在娄山关战役里，有上百名红军战士受了重伤，孔宪权和钟赤兵都包含其中。然而，钟赤兵毅然坚持跟红军队伍一同前行，这也使得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

钟赤兵的大腿被敌军炮弹击穿，医生提议将他的大腿截去，然而钟赤兵却满脸痛苦地说道：“要是不能让我完成长征，这比杀了我还难受，既然如此，还不如给我一枪，让我痛痛快快地死去！”

之后，在红军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协助下，钟赤兵得以恢复，勉强可以拄着木棍跟随部队前行。

彭老总看到钟赤兵伤势很重，便劝他留在原地养伤，然而，钟赤兵执意要走完长征，还坚韧不拔地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新中国建立之后，钟赤兵成为了共和国的中将，然而孔宪权却漂泊至遵义县，沦为一名无依无靠的泥瓦匠。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呼吁那些隐匿起来的红军现身，还承诺不会对他们不利，孔宪权因此从地主宋少前家中走出。鉴于当初伤势过重，孔宪权还是落下了后遗症，他的右腿逐渐萎缩，比左腿短了许多，这使他成了一名跛脚之人。

最开始，痊愈后的孔宪权在遵义县干起了小生意，他挑着小物件，走街串户，在城镇里售卖。

由于生意状况不好，孔宪权转而干起了泥瓦匠这一行。打那以后，遵义县城里多了个“跛子瓦匠”。然而没过多久，因为这位泥瓦匠待人亲切和蔼，老百姓对孔宪权的印象就有了改变。

1950年，孔宪权在翻阅报纸的过程中，不经意间看到了苏振华、杨勇等人的名字，这让他的思绪长时间难以平静下来。

带着对革命时期的缅怀之情，孔宪权提起笔，给老上级苏振华与杨勇写了一封信。苏振华和杨勇收到这封信后，极为激动。

两人感慨着说：“怎么也没想到，孔宪权不仅没死，还好好活着呢！”

过了不久，孔宪权再次给其入党介绍人黄克诚写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期望黄克诚能帮他安排一份工作的想法。

黄克诚收到来信，既惊喜又震惊，时隔多年，他才得知孔宪权仍然在世。对于孔宪权的请求，黄克诚打算施以援手。

孔宪权成为残疾人后，依旧可以承担一些简单工作。黄克诚把这些状况如实地向组织汇报，期望组织能够为孔宪权安排工作。此外，在黄克诚的助力下，孔宪权恢复了党籍。不久之后，杨勇指示有关部门为孔宪权安排工作，孔宪权因此成为第七区的副区长，负责第七区的政府组建工作。

1952年，党中央批准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孔宪权旋即被调去担任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承担起相关筹备事宜。

遵义会议纪念馆作为首批获批建设的纪念馆，其筹建工作困难重重，既无相关经验，也无可供参考的范例。

彼时，关于纪念馆的建设事宜，工作人员看法不一，为避免影响纪念馆的建设进度，孔宪权向贵州省委报告了详细情形。

在孔宪权四处奔波努力后，纪念馆的建设方案得以确定，不改变原本的所有模样，仅开展适度的修缮事宜。

孔宪权寻觅到众多红军干部，打听当年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形。之后，他独自前往北京，向杨尚坤请教，只为还原遵义会议现场的本来面貌。

孔宪权遵循党中央所赋予的准则，引领众人在筹备工作里不断探索。在对遵义遗址完成修缮之后，孔宪权又搜集了诸多红军于贵州留存的资料。最终，成功建成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纪念馆落成之后，孔宪权顺理成章地担任了馆长一职。刚走马上任，孔宪权便奔赴各地，用心为纪念馆搜罗资料与文物。

1960年6月，孔宪权领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完成了《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本书的编写工作，这是最早讲述红军长征的书籍。孔宪权的付出也有了回报，次年3月，遵义会议纪念馆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2月，贵州省委作出翻修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决定。孔宪权察觉到纪念馆的房梁有断裂的迹象，马上向贵州省委进行了汇报，期望施工单位对这类情况予以重点关注。

在长达一年的修缮作业期间，孔宪权始终在现场来回忙碌，率先引领开展相关的修缮事宜，如此一来，也最大程度地让纪念馆维持了原本的模样。

在此之后，孔宪权始终专注于为纪念馆增添实物，他引领专业人士走村串乡，不辞劳苦地收集各类物品，极大程度地丰富了纪念馆的馆藏。

邓小平第二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考察时，对该纪念馆的建设情况极为满意，他对孔宪权称赞道：“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这一职位，非你担任不可！”

受到邓小平激励之后，孔宪权工作热情愈发高涨。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与积极争取，毛主席极为少见地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遗址”这六个大字。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孔子姓氏一样的孔宪权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不过，他没有一丝抱怨，反倒笃定组织定会还自己一个清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之后，孔宪权的名誉得以恢复，年近古稀的他着手投身于红军故事的宣传事宜。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孔宪权接连招待了不少外国客人，向他们讲述了大量红军长征时的历史事实和故事。

1988年11月7日，77岁的孔宪权因患病离世，其老战友胡耀邦满怀悲痛地宣读了悼词，此后，全国的七个军区陆续发来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