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困鲁班场，四渡赤水唯一失策？三元帅联名劝阻，毛主席为何拒绝

在1956年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曾谈起往事，直言自己军旅生涯有4场没有打好的仗，其中最耿耿于怀的是“茅台那次打仗”，即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

这场战斗发生的时间点很微妙，彼时的毛主席在经历遵义会议后，再度恢复总指挥的权限，紧接着便是两次巧渡赤水河，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战略微操，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以少胜多的奇仗可谓信手拈来。

然形势大好之下，主席却又突然力排众议，拒听三位元帅先打弱敌的建议，执意强攻驻守鲁班场的老对手周浑元。这一仗，红军倾尽全力的进攻却接连受挫，甚至一度陷入被前后夹击的险境，最终只能主动撤出战场，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也随之泡汤。

兵困鲁班场，到底算不算毛主席在四渡赤水期间唯一的“失策”？主席为何要放弃看似唾手可得的“软柿子”，执意去啃周浑元这块“硬骨头”？这场战术僵局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深远的战略考量？

1935年3月4日，为了统一作战指挥，红军在遵义重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委。在二渡赤水击败中央军吴奇伟后，毛主席的声望达到了一个顶峰。红军官兵都亲切称呼他为毛大帅，说他是诸葛亮，会神机妙算。

恢复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毛主席也是踌躇满志，想要尽快在军事上扭转红军当下的困境。于是在上任后的第二天，主席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再拿老蒋的中央军嫡系开刀，集中红军主力围攻周浑元的第二纵队。

打周浑元，理由很简单。

从朱毛红军时期起，周浑元就在江西跟红军打仗，对毛主席那套的“诱敌深入”、“围点打援”、“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术非常熟悉。长征以来，周浑元更是甘当蒋介石的先锋官，从湘江一直尾随追击到了遵义，给红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此人不除，红军的头顶就等于一直悬着一把利剑。

但周浑元毕竟是老牌名将，油的很。毛主席原本是想引蛇出洞，把人调出来打，于运动战中歼敌，但周浑元吸取了吴奇伟的教训，在没有搞清楚红军真正的意图以前，一兵一卒都不敢动，就缩在乌龟壳里。

两次诱敌失败后，前线的红一军团逐渐有些急躁。林、聂联名发来电报，建议干脆舍弃周浑元的中央军，去进攻驻守打鼓新场的贵州军阀何知重，那里只有两个团的兵力。红军一旦取胜，既能扫清西进之路，也可补充军需，可谓一举两得。

打弱不打强，这自然是上策。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周恩来也觉得可以打，但毛主席却坚决不同意，并断言打鼓新场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打鼓新场的地形如同一个口袋，进去容易出来难，红军受制地形，很难全部展开。驻守这里的黔军虽基本都是“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面黄肌瘦，战斗力不强。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黔军本土作战，又善于山地防御，一旦被缠上便很难摆脱。

更为关键的是，在打鼓新场周边，还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8个师，滇军孙渡的4个旅，以及正从遵义赶来的川军郭勋祺部两个旅。如果红军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就会被困死在这个口袋阵里。

毛主席坚持要运动战中歼敌，但在苟坝召开的高层干部会议上，他的建议却被否定。对于当时的情景，主席后来曾有过一段回忆：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全场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事实上，当时的场面更加严峻。毛主席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实际仍不能做主，连提意见都没有分量。万般无奈之下，主席只能表态说：

“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遵义会议时就和他打擂台的凯丰，当场就抛出一句话：

“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也没办法，他得照顾大家的情绪，总不能偏心一个人，只能拍板道：

“不干就不干吧。”

就这样，苟坝会议不仅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还撤销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

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当然没有。

毛主席向来就不是轻易妥协的人。当天夜里，他就提着马灯走了五里多的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地，劝说这仗不能打，太危险了，命令晚一点发，还是再想一想吧。

红军长征，是周恩来坚持要带上不肯离开苏区的毛主席。遵义会议，又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主席。既然信任，就信任到底。红军之中，周恩来是在军事上做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所以他的意见至关重要。

第二天开会，周恩来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就说服了所有人。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取消，已经出发的部队也全部召回。

为了实现毛主席“应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小组，以便集中指挥”的建议，红军还成立了以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战役指挥。

打鼓新场之争，既是战略之争，也是指挥之争。这一阶段，毛主席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暂时成为了胜利者。

放弃打鼓新场，那么下一步红军要往哪里去？要打谁呢？毛主席旧事重提，还是要打周浑元。前敌司令部下达的第一道命令：

“我野战军决于明十五号以全力进攻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敌，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

此命令一出，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就在3月11日，也就是毛主席进入新三人团的前一天。周浑元带着三个师又一个旅进驻了鲁班场，并日夜赶工，修筑了70余座碉堡。这些碉堡都是用圆木围成的，露出地面有两米多高，地下面还埋着一部分，看上去很坚固。碉堡前还埋了许多大木桩，木桩与木桩之间缠满了葛藤、荆条，好像一道道铁丝网拦在那里。

在接到命令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当即向前敌司令部致电，言明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

于此同时，红一军团的林、聂二帅同样难以理解。当初毛主席反对进攻打鼓新场，理由是“啃硬的”会有损失，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那既然黔军两个团是“啃硬的”，和实力远超黔军的周浑元硬拼又怎么解释？打鼓新场不行，鲁班场就可以了？软柿子不捏，要啃硬骨头？

要知道周浑元在鲁班场布防了15个团，而红军能够投入战斗的总兵力也只有15个团，除去警戒、掩护和阻敌增援的部队以外，红军实际投入兵力甚至还有少于敌人，武器装备更是有档次差距。以少攻多，在战术上必然吃亏，更别提是拿着步枪去进攻坚固堡垒。

彭、林、聂三帅不知道毛主席是怎么考虑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包括老搭档朱德。主席一贯倾向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而这次却一反常态，主动要求去打阵地战，着实令多数人感到费解。但事已至此，不可能再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红军以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主力，分左右两翼，向鲁班场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践踏为平地。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但周浑元不断动用预备队反击的情况下，又只能暂时后撤。

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持续了12个小时的进攻，却依然无法打破战场僵局。

而此时，毛主席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以及川军郭勋祺部，正火速向鲁班场逼近。前有坚固堡垒，后又强敌援兵，这仗已经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为了避免被围，红军只能主动撤出，

从场面上来看，红军和中央军此役伤亡都是400多人，算是平手。但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几百人的损失，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代价了。

并且此战之后，红军战略回旋的纵深被进一步压缩，情况不容乐观。

也正因如此，红军内部有很多人都想不通，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对于鲁班场战斗的结果，毛主席应该是介意的，但他肯定不会后悔。因为正是这一场没有打好的战斗，成就了后来四渡赤水的奇迹。

毛主席在总结四渡赤水时，曾坦言：

“鲁班场打得急了些，但非打不可。鲁班场战斗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可打可不打，而是势在必打，非打不可。”

在当时的情景下，中央军对红军构成的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地方军阀只想守地盘，对红军都是驱赶式追击，川军如此，粤军如此，哪怕连老顽固白崇禧的桂军也是如此。但中央军不同，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要么是老蒋心腹，要么急于向老蒋表忠心，都是拼了命追击红军。

不挫败中央军，红军就没有容错率，就得不到喘息之机。至于打击地方军阀，即使胜利也属消耗战，无法改变战局。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毛主席不屑为之。并且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不但能立刻解除红军的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军阀，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另一方面，从战略上考虑，此时的红军需要寻找战机突出重围。但中央军前堵后截，难以摆脱，不打吴奇伟，不打周浑元，战机就无法出现。

鲁班场一战，红军在战术上确实存在失策，这一点毋庸讳言。

自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抵达遵义，红军在战术层面退步很大，自身消耗也达到了一个极限。在强攻鲁班场时，很多基层指挥员旧习难改，不顾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面对强敌和坚固的工事，下令强攻硬拚，急于求成，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毛主席这一时期被迫远离部队，对军中情况虽有大概了解，但三个主力军团都拿不下周浑元，红军战斗力下降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毛主席的判断。

不过话说回来，红军虽失利于战术，但在战略层面，却赢得了一场完胜。

吴奇伟在遵义被打得近乎全军覆没，周浑元又在鲁班场被打的伤筋动骨，中央军两大先锋官都被打怕了，此后作战都是畏手畏脚，更加不敢轻易出击。

至于蒋介石，在听闻鲁班场的堡垒胜利后，当即开始转变思路，开始大搞“碉堡战术”。他判断此时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能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打游击，于是急令各部“先求稳定，次求变化”，企图用碉堡构筑封锁线，将红军困在贵州。

蒋介石大兴土木，中央军如惊弓之鸟不敢乱动，地方军阀更是明哲保身，这就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急需的时间和空间。毛主席当即利用这一珍惜契机，就在距离鲁班场16公里的茅台，几乎就是当着周浑元的面，指挥红军大摇大摆的三渡赤水。几天之后，红军又四渡赤水，靠着一套近乎完美的闪转腾挪，扬长而去。

从打鼓新场之争，到强攻鲁班场，再到整个四渡赤水，险象环生，却又妙手连连。这个过程堪称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精髓体现：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着眼于整个战局的演变；在被动中寻找主动，在劣势中创造优势；用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执行最富想象力的战略。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无论是毛主席个人，还是红军的命运，都在这场浩瀚波折的历史大戏中发生了巨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