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成立后划入的首个区域—升平乡建置与辖境考

自贡，一座以盐闻名的城市，成立于1939年9月1日。那一年，四川省将富顺县区域里的桐垱镇、新垱镇、长丘镇、上丘镇、高硐乡、大山乡、新又乡，以及荣县辖下的贡井镇、艾叶乡、敦睦乡这些地方，统统划归到新成立的自贡市，共5个镇和5个乡，构成了初代自贡市的基本盘。当年，自贡市整个地界从西边的建设镇（不包括原白庙镇），东到大山铺镇，北起团结镇中部，南界接红旗街，总面积大约161平方公里。

有意思的是，自贡市的出世带来了一个行政区划上的“bug”。因为原来的富顺县被“切掉”一大块地，导致县西北角的升平乡成了“插在别人家院里的自家地”。它孤零零地夹在自贡市和威远县之间，是富顺县所辖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整体飞地。查《自贡市志》，升平乡官账面积约50平方公里，实地测量后可能只有3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误差现象在历史档案中其实并不少见。

到了1949年末，新政权进驻富顺和自贡。这时，地方行政架构需要精简和理顺。很快，川南行署批准：升平乡正式划给自贡市直管，于1950年完成转隶。自此，自贡市的领土开始持续拓展，而升平乡成为第一个纳入市属的新区域，也是行政区划调整中一个典型的开端案例。

回顾升平乡的身世，历史跨度远比这个11年飞地阶段要丰富得多。历史资料和地方志书多有详细记载，我们能拼出一幅升平乡的“成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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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官道到民国乡治：升平乡的前世今生

如果把时光拉回到清末，升平乡还只是被称作“界牌场保”的一处乡集点。康熙年间，富顺实行了四乡八路制，界牌场保隶属于富义乡下北路，下辖13个甲。后来到了光绪年间，随着《富顺县乡土志》的修订，界牌铺（与界牌场为同地异名）至少在1905年前已地处富顺与威远两地的交界，一直由两县合管，反映了地理上“夹板气”的特殊身份。

民国初年，改清末的“保”为“团”，界牌场保变身升平团。名字来源已无确切记载，只能说是取“一片太平”之意。到了1934年上级指示县里“并团改乡”，升平团顺势升级为升平乡。那时下设23个保，有了自己的乡公所，原址是界牌场。1939年后，即便成了富顺县在外的“孤岛”，升平乡仍然按照第五区的建制，全乡辖12保。1947年，富顺县区划再次调整，升平乡成了牛佛区的一支。随后，随着局势紧张，升平乡由12个保缩减到6个，为下一步大调整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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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接管，乡村治理升级

1949年末至1950年，自贡市与富顺县逐步由新政权完全接管。沿袭前朝，升平乡继续以6保为单位。至1950年，逐步由“保农会”替代原有乡保体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当年9月，升平乡脱离富顺县，正式归属自贡市，成为直属乡。这一变动，不仅仅是行政区划上的修修补补，更是区域资源、人口、治理权力重新分配的开端——当时，这样的微观调整，被视为确保社会稳定和发展议程推进的重要一环。

1951年春，自贡市设置第四区，升平乡被纳入其辖下。改革进一步深入，升平乡的“分家”也随之进行。原1、2保农会整编为共和乡，治所在焦家坝，下设五个村。原3、4保组建永安乡，驻点朝天寺，涵盖近十个村。5、6保则组成劳动乡（驻地文家寺）。三块各辖新民镇、团结镇、威远界牌镇的部分地盘。这段分乡经历，对以后自贡、威远和富顺的三地行政分布，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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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流转：一段地名地图的“折叠史”

详细盘点升平乡辖域的变迁，有点像是一部地方行政“拼图游戏”。地方志、民国地图和各类调查文件相互比对，大致可以描出范围——实际上，就是今天大安区新民镇北、团结镇北局部和威远县界牌镇场东南。包括詹家、文家、沙田、白果冲、柏杨、狮塘村等，一大片人口较为稀疏的农区。

到了1953年，乡村治理又有新动作：共和、劳动二乡合并为新胜乡，政府迁到瓦窑湾，永安乡的新民村并入新胜乡。部分村划拨调整，弹性的边界设定推动了地方社会资源的重新流动。1954年，当地历史上唯一一次“退出自贡”的行政划界发生：新胜乡的界牌场团结街被划归威远县界牌镇。这一调整意味着，某些乡镇居民的“户口所在地”一天之间悄然变了，部分人至今还认真研究自家祖辈的迁徙、分界史。

接下来几轮整合中，不断有乡村名字消失、合并，又冒出新称呼。永安、团结、劳动这些乡，轮番进出区划表。新胜乡曾在80年代大安区地图上独立存在，直到2001年新民、新胜两乡合并为新民镇，这才彻底抹去升平乡痕迹。自贡城市扩展，新村并镇，历史上的老地名在人口、产业、地形都大幅变化中，渐渐成为“地名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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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透视：“飞地”化解的经验与启示

早期升平乡的“插花地”身份，其实映射了川南乃至全国大范围行政区划调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像北京大兴区与通州区之间有一处互为飞地的郭庄“口袋村”，江苏省有“宜兴—溧阳—句容三角飞地”，这些案例都体现了行政治理中“历史惯性”“地理割据”与现代化需求的碰撞。一旦人口流动加快、经济活动由单一农业向多业态演变，“飞地”现象就容易导致管理空白、资源分配紊乱、社会归属模糊等难题。因此升平乡被顺利整合进自贡市，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微区划优化”案例，为后来全国范围内“消灭飞地”“理顺边界”提供了有益参照。

结合2023年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土地确权和农村人口管理数据（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最新报告），大批昔日边远“农业边界带”都在发生着行政优化。近几年，四川各地针对乡镇“破碎区块”的治理合并频繁。这些现实变革和升平乡的历史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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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视角下的新命题：老地名的“新功能”

时至今日，原升平乡所辖的新民镇、团结镇，尽管位居城市边缘、农业属性依然明显，却成了城市—农村接口区的绝佳样本。比如随着自贡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两地接纳了大量返乡创业青年，涌现了不少农产品供应链、乡村民宿等新业态。政府也多次出台政策鼓励都市圈“下乡体验”，原升平乡辖区凭借大片良田和悠久乡村文化，反而有了乡土文旅和生态农业的成长潜力。中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乡村产业报告显示，四川类似“新民+团结”这样的近郊农业带，在本地农产品、电商直播、乡村旅游等领域的增速，全国名列前茅。

同时，也引发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各地“乡村记忆”工程推进，是否需要以“升平”这类曾经的老地名为文化品牌，赋予其文化复兴和新农村形象？近期，以地名为核心的地方自媒体悄然兴起，各地新农人热衷挖掘本地历史、传说、旧行政区划，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具差异化和感情温度的故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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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升平乡的历史不仅仅是“地名拼图”或者行政手册的简单变迁。它代表的是地方治理逻辑、利益格局、社会流动与区域重新组合的整体过程。案例启示我们——每一轮地名、区块的变化，背后都是人口、产业、权力、文化力量的再分配。

未来，原升平乡所在的近郊农区会不会重新独立出来？还是继续融入城市版图、发展成都市圈中的新乡村“增长极”？行政地图在变化，人的故事却还在继续。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