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乌克兰谈判努力为何失败？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很快"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事宜。虽然双方似乎仍在协商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特朗普为推进各方公认能结束乌战僵局的妥协"协议"所采取的行动值得高度肯定——这场已持续近三年的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持续如此。问题在于，其政府采取的方式缺乏系统性且临时拼凑，似乎忽视了美国成功支持调解暴力冲突的现代历史经验。

自二月起，总统及其幕僚提出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然而持久的敌对状态暂停通常是和平谈判的结果，而非前提条件。近期案例包括波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北爱尔兰和苏丹。当俄总统普京——其军队正在推进攻势——提出严苛政治条件后，特朗普似乎有所退缩。美方官员已分别会见乌俄领导人，却拒绝与受影响的欧洲及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可能富有成效的合作。

面对敌对双方截然相反的和平方案，美国政府仓促抛出单页版提案，并强行促成三次俄乌官员单独会晤——这些缺乏协调的会面均未取得实质成果。

特朗普发泄着不满，其行动轨迹从威胁放弃和平倡议，到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再到恢复援助并承诺提供新型防御性武器，甚至扬言要对与俄罗斯贸易的国家征收100%关税——除非普京在完全不现实的10-12天内接受某项未明确的"协议"。随着最后期限临近，特朗普正为其即将与普京的一对一会晤造势。但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警告称，总统最重要的角色应是"在谈判尾声阶段介入并完成收尾"。然而截至目前，任何谈判程序都尚未建立。

整体来看，这项仓促推进、考虑欠周的倡议极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事情本不必如此。无论是由于特朗普缺乏斡旋经验与急躁性格，还是国务院的健忘症，本届政府都未能汲取四位前总统留下的和平调解经验。正如众多学者详述的那样，在罗纳德·里根、老布什、比尔·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成功促成了波斯尼亚、布隆迪、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北爱尔兰和苏丹等十二个地区复杂激烈的国内及国家间冲突的持久调解方案。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苏丹的三场战争死亡人数，已超过当前乌克兰约35万人的预估死亡总数。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最初都存在不确定性——就像乌克兰局势一样——即一方或多方是否真正准备好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这并未阻止调解者的努力。每个案例最终都取得了成功，关键在于建立了由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调解者主导的独特和平构建机制（或系列机制），这些调解者运用专业技能开展工作。第三方调解者可以是地区组织、联合国机构、一个或多个国家政府，甚至是非政府组织。

大量文献资料（包括众多第一手叙述）记载了调解人如何在两种冲突中培育和平协议：一种是"已具备解决条件"的冲突——即各方似乎意识到自己无法取胜，继续战争的代价高于潜在和解方案；另一种则需要随着局势明朗化而进一步创造解决条件。

这些调解人具体做了什么？他们定期召集交战方参与直接谈判或"近距离会谈"，认真倾听各方诉求，向当事方阐明分歧所在，并努力寻找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他们设法将交战方的支持者及其他重要国家和区域组织作为"和平事业之友"纳入讨论。他们安排技术援助来落实已达成的和平计划。通过逐步建立参与者之间的政治互信与个人信任，调解人消弭了各方恐惧，赋予他们对政治对话的共同参与感。

他们还建立了一套达成共识的机制：安排会议议程、设定决策截止日期、确定何时提出停火要求，以及何时坚持要求各方接受他们推荐的折中方案，否则就要为整个和平努力的失败承担责任。

随着进程推进，调解人及其"友邦"对冲突各方施加了多种形式的压力。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通常涉及经济和军事资源（包括提供中立的国际维和部队）。这些激励与威胁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它们是在持续的政治谈判背景下实施的——参与方及其国家支持者已开始意识到，相较于持续战斗，可能存在令人满意的政治替代方案。若缺乏此类谈判，诸如特朗普总统提议的对俄罗斯及其贸易伙伴追加制裁等"强硬"单边措施，其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

尽管这一外交成就令人瞩目——在敏感地区以可持续政治安排取代暴力冲突——但并不能保证调解在乌克兰会奏效。例如，它最终未能在卢旺达、安哥拉和叙利亚实现和平。但这主要归因于和解协议的缺陷或国际合作与执行的薄弱。还需注意的是：谈判过程通常耗时至少两年，尽管停火可能在此之前就实现。然而，这是我们处理此类冲突的最佳模式。

特朗普政府应摒弃当前临时性的乌克兰"协议"谈判策略，其首要任务应是将冲突纳入由美国主导、欧洲主要国家及全球南方（包括巴西、印度、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有意愿国家参与）共同推进的结构化调解框架。鉴于交战双方在战争期间已多次会晤，召集各方和谈并非难事。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能从美国近代史中汲取些许教训，或许真能赢得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