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信札交游与其书法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来源 l 中国书法报

作者 l 隋玲、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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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我们提到这句话时总能想到谭嗣同视死如归的气魄。君子不器，达人成己。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谭嗣同为中华民族之前途命运呐喊，他自度也度人，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那个时代。研究谭嗣同，当然要从他的信札入手，通过信札，我们可窥见其生活的诸方面，了解他与人交往中所流露出来的个性、人格、风度。正如欧阳予倩在《谭嗣同书简》序中所说：“凡研究一个人物，单看人家所写的传记是不够的。从其人和朋友，尤其是和亲密的朋友的通信当中，最容易看出他的个性、人格、行为和风度。”

当前可获取的谭嗣同研究资料较为有限，这是因为谭嗣同就义之后，与其有交往的人因恐受牵连，将一些书信及相关资料销毁了。令人欣慰的是，当前所存《谭嗣同真迹》中收录了一些相关信札，为我们研究谭嗣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通过对《谭嗣同真迹》与《谭嗣同集》中所收录的信札资料进行梳理，聚焦于谭嗣同的妻子李闰，朋友汪康年、龙爪霖、刘善涵，老师欧阳中鹄以及洋务运动“一代才臣”盛宣怀等人。下面我们依次从体贴仗义之情、国难时局之忧、参佛悲悯之心、杀身成仁之志四个方面展开谭嗣同的交游活动，勾勒其真实的人物精神风貌。

谭嗣同致李闰书札一（一）

体贴仗义之情

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嗣同先后给其妻李闰写了三封书信。五月初二，谭嗣同又写家书嘱托妻子务必躬行勤俭的家风：“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己入都，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六月十三日，因朝廷催促自料及事务繁多，提前告知妻子：“此后暂不写家信，实因无暇，幸勿悬盼为要。”又考虑到饥馑之年，常为祸乱之端，谭嗣同信中对妻子的生活安危也做了一番筹划：“闻湖南今年又是荒年，浏阳可住则住，万一有土匪等可怕之事，即可雇一船迅速来鄂，且看五嫂回家何如，再与之商量。至要至要。”从以上内容可见他对妻子非常体贴关心，在谭嗣同的生命中，妻子犹如命运馈赠的珍宝，这些年来，虽然与妻子聚少离多，但是二人感情却很深厚，妻子也一直在默默支持他的事业。

同年七月十一日，谭嗣同在寄给李闰的家书中，再次告知妻子：“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随信寄去《女学报》，让她“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可见，谭嗣同不仅关心妻子的日常生活，还很周全的顾及她思想境界的提升。

谭嗣同致李闰书札一（二）

谭嗣同不仅对妻子体贴，对待友人也非常仗义。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十三日，在致汪康年的书信中，谭嗣同向汪氏力荐唐才常。此时正值《时务报》创刊初期，汪康年总理报务，梁启超此时奉命筹办《广报》，暂未返回上海。同为湖南维新骨干力量的唐才常很有才华，谭嗣同在信中赞誉道：“报馆若需人者，弟前云之唐生绂丞，其文笔敏速，精力充满，实不多见；至若学识宏通，品行卓越，尤在洞鉴之中，无俟鄙人之琐琐。”这番评价不仅体现了谭、唐二人的深厚友谊，更凸显了湖南维新派试图通过人才输送介入全国维新话语权的努力。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九日，谭嗣同又致信汪康年，提到湖南时务学堂想要聘请李维格为教习事，他认为：“盖报馆之事，犹不足尽李君之才，不如请其往湘教育人才，其功德尤大也。”这封信生动展现了维新志士之间深厚的事业情谊，李维格最终赴任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与梁启超共同培养英才。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谭嗣同致函龙爪霖，在书信中请龙爪霖为李丹农垫付一下在天成亨银号所借的百金：“兹有恳者，李丹农出京缺少旅费，因在天成亨号挪借百金。京二两平足银。丹农秋末即旋湘，道过湖北，归还该号。此时暂乞阁下担承，或先行代还，丹农一到，立即交清。”可见谭嗣同对待朋友非常仗义，也意味着他对朋友的人品有着绝对的信任。

谭嗣同致李闰书札一（三）

谭嗣同致李闰书札一（四）

国难时局之忧

自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签订《马关条约》，列强就如虎狼一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正如谭嗣同所说：“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谭嗣同和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努力探求着中华民族的出路。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十七日，谭嗣同致函刘善涵：“湘军催赴前敌，枪械不足，军无斗志。长江上下数千里之炮台，皆彭刚直二十余年所经营，坚牢得地势。刘岘帅与彭公有隙，再莅两江，信曾广照之谀词，将炮台一律拆毁更造，糜钱六百万串，既不得地势，又脆窳不足当一击。他日南洋有警，则罪有攸归，宜香帅之怒也。岘帅次又檄调二十五营，江南防守军几为一空。数十年来，大臣专务相难相攻，置天下存亡于不顾。幸日人或不深知，或不能分，若窜南洋，是为不治之症，言之那得不寒心乎？”这封信中提到了甲午战争的局势，反映了清军士气低落、后勤匮乏的事实。而清廷内部又因派系斗争的缘故，影响战备，不顾民族存亡，谭嗣同对战争前景表现出了悲观，对南洋防务颇感忧虑。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一）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二）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谭嗣同给恩师欧阳中鹄致信，信中表明他受盛宣怀嘱托，将至湘向陈宝箴禀明矿务事宜，未给周泰韵安排差事，予其路费及50元寄其家。此时德国已经强占胶州湾：“德兵舰窜夺山东之胶州湾，势甚凶猛，兵衅已开，恐不易了。政府拟请俄国调停，然舍此亦不得言有他策也。”从言语间，我们不难发觉谭嗣同对当下局势的深度忧虑。

盛宣怀因积极支持粤汉铁路改道入湘一事，引起了谭嗣同的注意。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谭嗣同于武汉面见盛宣怀，商讨湖南矿务问题。同年十二月上旬，谭嗣同与熊希龄、蒋德钧一起抵鄂，与张之洞、盛宣怀面商湘粤铁路事宜。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谭嗣同致函盛宣怀：“浏阳近得大煤矿，虽用土法开采，而办事之人尚极认真，唐绂丞拔贡才常即其一也。顷接唐信，已将该处之煤运来二百二十二石，欲交铁政局试验，是否合用，其信一并呈阅。煤船现在此间，其煤应交至何处何人领收，应有何等凭据方能照收，统希详示，不胜盼祷之至。”而此次，盛宣怀却出尔反尔，突然改变了计划，谭嗣同的之前努力皆付诸东流。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三）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四）

参佛悲悯之心

谭嗣同融佛教思想与儒家仁爱之心于一身，佛家视众生之苦为己苦，强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儒家则讲求“仁民爱物”，关注国家危亡。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谭嗣同书一长信给欧阳中鹄，在信中有一段写道：“及出郭，见上年被水灾之难民，栖止堤上，支席为屋，卑至尺余，长阔如身，望之如柩。鹄面鸠形，无虑数千，然能逃至此，犹有天幸者也。顺直水灾，十余年未尝间断，今夏永定河又决。河道壅塞，海口高仰，自然止有水害而无水利。”描写了水灾之后难民的悲惨境遇，强烈批判清政府的治河无能与民生凋敝，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更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之心”与佛教的“慈悲众生”。

同时，在信中谭嗣同还阐述了自己学佛的三重宗旨：“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渐渐自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久始出定，目中亦渐渐如有所见。惟恨道力浅薄，一入官场，便多扰乱耳。”谭嗣同的学佛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并非只主张出世，而是将佛学与儒家思想相融合，具有入世性、革命性，以佛学为思想解放的武器，打破一切存在的束缚。谭嗣同云：“惟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佛之精微，实与吾儒无异。偶观佛书，见其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往往与船山之学宗旨密合，知必得力于此。若夫诸儒所辟之佛，乃佛家末流之失，非其真也。”这段文字无疑是其学佛观的最佳体现。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五）

杀身成仁之志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期间，谭嗣同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并提出了一系列激进主张。政变前夕，光绪帝曾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但之后却遭遇了袁世凯背叛。后慈禧发动政变，囚光绪于瀛台，并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拒绝逃亡，对友人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最终与其余5位维新志士共赴菜市口刑场，把自己的热血奉献给了祖国和民族。谭嗣同慷慨就义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体现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无奈以及对变法失败的惋惜，但同时也表明他为了正义和理想，死而无憾，死得其所。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对欧阳中鹄指责熊希龄涂改时务学堂学生札记一事代为抗辩，自己相信熊希龄等人不至于如此胆小。在信中提及：“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不难发现，谭嗣同已经做好为新政献身的打算了。谭嗣同用生命之血点燃了中华民族觉醒之希望，用实际行动践行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言，并影响了后世的诸多革命者。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六）

谭嗣同的信札书法

谭嗣同在书法艺术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谭嗣同集》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莽苍苍斋诗》卷第二《论艺绝句六篇》中收录了谭嗣同对书法的理解与思考：“蔡、锺书法，无美不具，厥后分为二宗，晋人得其清骏，元魏得其雄厚，判不合，用迄于今。国朝邓顽伯石如，近人张濂卿裕钊，庶几复合。”谭嗣同对于书法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当然他自身也难免受到这些书风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后期，碑派书法统治书坛，碑学理论大放异彩，基本呈现出帖学逐渐衰落，碑派迅速崛起的趋势。谭嗣同身处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谭嗣同书法的取法来看，既有雄强古拙的北碑特色，又兼采颜真卿的浑厚与黄庭坚的欹侧，线条兼具金石气与书卷气。维新派强调书以载道，主张变革创新，谭嗣同无疑是维新书风的积极实践者。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七）

在欧阳予倩的回忆文字中，留存着对谭嗣同鲜活的印象：“他写起字来，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我虽是小孩子，也觉得每见他时，就不由得引起一种好奇心。总之，他是无处不表露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确如欧阳予倩所说，谭嗣同是才华外溢的人物。在众多书法作品中，谭嗣同的书法信札是其个性、气质、风格最完美的展现，从笔墨之间我们可以了解其个性特质的书法表达。既有笔刀合一的抗争精神，又有墨色中所蕴含的佛教情怀；既有文人浪漫的诗意表达，又有殉道者的决绝书写；既有维新派传统形制的革新意识，又有侠气之士的剑气纵横。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三（八）

从用笔来看，其书法信札有着碑骨帖魂的张力表达。有些字的方笔特征明显，转折处外方内圆。长线条借鉴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屋漏痕”笔意，在疾书中保持中锋的厚度，如《致李闰》（第一通）中的“鄂”“事”。牵丝映带可见米芾“八面出锋”的技巧。结字中宫紧缩而外拓张扬，如《致汪康年》（第六通）中的“唐”字中宫紧缩，但撇画很长，“谭”字也是中宫紧缩如拳，但“言”字旁里面的第二笔横和整个字的最后一笔竖却非常张扬。而且谭嗣同信札中有着动态平衡的结构特色，在《致盛宣怀》（第一通）中“而办事之人尚极认真”中的“人”字撇捺形成了一个对抗角，给人一种危机平衡感。章法上，字形大小变化丰富，打破了常规的整齐划一，有时笔画多的字写得小，笔画少的字反而写得大。如《致李闰》（第一通）“记出一件”中“记出”很小，“一件”很大，通过字形的大小对比，使得整体布局更加灵动，富有生机。很多字取倾斜之态，打破了传统的平稳结构，增加了字的险峻之势与动态之感。整体的行气与节奏感很好，字势连贯，字与字之间注重呼应，行与行之间通过疏密对比，增强了整体的视觉美感，行间留白比较灵活，张弛有度，形成一种比较流畅自然的行气。在整体书写的过程之中，谭嗣同通过笔画的快慢、轻重、长短等诸多变化，以形成不同的节奏感。如《致汪康年》（第七通）中前后书写的节奏是不同的。书写时墨色枯润对比明显，浓墨处给人以厚重饱满的感觉，点画、线条质感温润如玉，淡墨处清爽秀丽，枯笔处墨色干燥，线条苍茫古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一四

以上几通信札均写于谭嗣同参与维新运动时期，整体来看，这时期的书写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法度，与维新派“冲破旧学”的理念相一致，是自然书写状态下的一种个性表达，更是其精神气质的外化。遗憾的是，他33岁就舍生就义了，未能进一步成熟书风，但从仅存的信札墨迹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位维新勇士的精神与艺术世界。

当然，谭嗣同在信札书法中的风格特色并非最初就是这样的。在谭嗣同15岁的手迹《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中从笔法上来看，第十二列的“令”和“又”字撇画的尾部向左上弯曲出锋，“朗”和“我”字中第一笔的点和撇变成了短横，第五列中的“雨”字和第九列中的“云”字简省了两点，变成了左右两点，这些用笔都非常符合魏碑的用笔特色。从结构上来看，第三列中的“山”字、第四列中的“风”字、第七列中的“上”字、第八列中的“也”字、第十列中的“州”字结构扁平，颇具古意，体现了魏碑浑厚古朴的美学特征。因谭嗣同早年书学的影响，从这封信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唐楷的余韵。信札中笔法精到，起收分明，笔画有粗细变化。结构上较为严谨，重心平稳，字形方正，布白均匀，中宫紧收。章法上行列分明，字形大小协调，展现出严谨而不失生气的整体秩序。总之，谭嗣同这封书信中既有魏碑古朴生拙之美，又有唐楷法度严谨之态，是碑帖融合的典范。若要真切展现谭嗣同书信的独特气韵，当以其维新运动时期致朋友、妻子与恩师的手札为最。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一五（一）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一五（二）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一五（三）

谭嗣同的书法信札是“潜藏于笔墨中的呐喊”，每一处书写都是时代大环境中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每一次下笔都是对其精神世界的观照。在他看来，笔墨不再是附庸风雅，而是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维度。谭嗣同的生命是具有美学意义的，他的书法也是意蕴丰富的。浩瀚历史中若能流淌过一条悲伤的河流，谭嗣同肯定是这长河之中催泪悲情的一笔，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从古至今君子圣贤们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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