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鸣冤，结果28人凌迟，89人斩首，4人绞死，清初江苏惊天血案

顺治十七年（1660年）腊月初一，山西人任维初来苏州做吴县知县了。这人是个贡生出身，原先当过学官，升了官才调到这富庶的吴县。

新官上任，按规矩得先去拜见顶头上司，苏州知府余公。任维初到了知府衙门，门口当差的请他下轿步行进去。任维初脖子一梗，说：“他也是官，我也是官，凭什么要我走路？”非要坐着轿子直闯进去。当差的不敢硬拦，又不敢放他进去，只好把他连人带轿堵在门口，回禀说：“大人，这不合规矩，小的们不敢奉命。”余知府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这是个呆子吧？管地方、理政事的人，能这么不懂事？”接着，任维初又去拜见按察副使（管司法的官）高公，也是这么一副做派。高公脾气大，直接气得不接见，把他晾在外头。

碰了一鼻子灰的任维初回到县衙，憋着一肚子火。第二天，他就弄来几十根大毛竹片，泡在尿桶里。他把这玩意儿亮给手下人看，说：“朝廷的法令严得很，收钱粮（赋税）是头等大事，关系到我的考核升迁。谁家拖欠钱粮，不用等逢三六九的日子，天天都可以打板子追缴！”初二中午，他就开始动手了。欠几两银子的，拖几升粮食的，统统重打三十大板。衙役行刑时要是手软，打得不够狠，犯人要是痛得嗷嗷叫，任维初就嫌吵，命令衙役掐住犯人的脖子不让出声。挨完板子的人，个个后背鲜血淋漓，站都站不起来。后来，很少有人能扛过这种毒打再去挨第二次了。老百姓都吓坏了，不敢再拖，纷纷自己跑到县衙交钱粮。可就算这样，还是有人被活活打死在大堂上。整个吴县，人心惶惶。

转过年来，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里，任维初把手伸向了官仓（常平仓）。他让人打开粮仓，每石粮食，他私自克扣七升三合。每次开一个粮仓，他就算好能克扣多少，然后让人多量出一石米。等到要上交粮食的时候，他又让各粮仓自己想办法补上他克扣的窟窿。这么一倒腾，他弄到了三千多石粮食。这么多粮食，他不入县衙的账，直接交给苏州城里的米行卖掉换银子。从明朝太祖朱元璋立下规矩，到我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没见过像任维初这样监守自盗，胆大包天偷盗官仓的人！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连小孩子听了都觉得不公平。

二月初一，正好赶上顺治皇帝的“哀诏”（皇帝驾崩的公告）送到苏州。官府在知府大堂设了灵堂，官员们要连哭三天。江苏巡抚朱国治、按察使张凤起、道台王纪，还有府县各级官员、地方上的乡绅名流，一大清早都聚在府衙大堂里哭丧。

就在这当口，吴县秀才倪用宾等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任维初的贪暴，决定“哭庙”告状。初四这天，秀才薛尔张、丁紫洄先去找苏州府学教授（管教育的官）程翼仓（名邑，江阴人），请他开了文庙的门。上百名秀才跟着涌进文庙，敲钟击鼓，然后一起涌到知府大堂。趁着巡抚、按察使等大官都在灵堂里哭丧的机会，他们跪着递上揭发任维初罪行的帖子（状子）。这时候，跟着来看热闹、助威的百姓已经有上千人，大家喊着口号，要赶走任县令。巡抚朱国治吓了一大跳，立刻下令抓人。秀才和百姓们一下子四散跑开，只抓住了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十一个秀才。

任维初和被他指使卖粮的书办（文书）吴之行被带到道台王纪那里审问。吴之行招供：他按照任维初的吩咐，卖了四百石官粮，得了三百二十两银子，都交给了任维初本人。问他任维初为什么要卖官粮？任维初回答：“下官到任才两个月，没处弄银子，巡抚大人催着要‘孝敬’，实在没办法，只好卖了点粮食应付。”再问那十一个秀才，他们都痛斥任县令的贪婪残暴。巡抚朱国治安插了耳目在旁听审，得知任维初把他供了出来，又惊又怒。连夜派人到道台那里把口供要来看，看完气得不行，又派人去强行修改了口供。朱国治立刻给任维初发了份公文，把时间提前，公文里大概说：军饷紧急，所以多征粮米以防万一。这明显是替任维初开脱，把他私自盗卖说成是公事公办。

道台王纪按照修改后的口供，把十一个秀才关在府衙的亭子里，把任维初和吴之行关在土地庙，等候上面发落。这时候，教授程翼仓也写状子参了任维初六条罪状。著名的文人金圣叹当时还为此写了“十弗见”的笑话嘲讽。

初六，巡抚朱国治写好奏疏准备上报朝廷。他把地方官员和乡绅们召集起来，假惺惺地说：“任知县这事，我本来想从轻发落。没想到这帮秀才竟敢在哭丧先帝的时候敲钟击鼓，惊扰先帝的在天之灵！程教授又参了他六条，这下不上报不行了，唉，没办法啊。”官员和乡绅们只能唯唯诺诺。当天，朱国治就把奏折发出去了。奏折里颠倒黑白，说：军饷难收，都是因为苏州府抗拒纳税，尤其以吴县最厉害。新知县任维初看到前任都因收不上税被革职，所以严厉追缴，是为了完成朝廷考核任务。结果触怒了地方上刁顽的人，说他考核还没到就先对百姓下毒手。劣生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翰、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珩、叶琪等人，混在读书人里，品行如同败类。哀诏刚到，正是臣子们悲痛欲绝的时候，他们竟敢聚众闹事，惊扰先帝灵位，罪大恶极，此其一。县令再小也是朝廷命官，他们竟敢喊打喊杀，眼中还有朝廷吗？此其二。律法严禁匿名揭帖（告状信），他们身为秀才明知故犯，此其三。尤其奇怪的是，道台、知府自然会公正审案，他们却串通几千个凶徒，聚集府学，敲钟击鼓，想干什么？不能替他们辩解了。至于贪污的指控，都是捕风捉影。只有吴之行卖漕粮的事，是书办自己招供，但没有其他证据，真假难辨，需要再审。总之吴县钱粮历年拖欠已成习惯，稍微管严一点，他们就闹事。如果不严惩，恐怕其他县效仿，官员们没了心气，谁还敢催收？宁愿自己受罚丢官，也不敢再催钱粮，拿性命去冒险了。我已将任维初摘印关押，特此上奏，恳请皇上严加惩处！

这封诬告奏疏在二月十日送到北京。当时正好还发生了金坛县谋反案和镇江失守案，三件事凑在一起。朝廷下令，派满族侍郎叶尼、理事官英拏、春沙海、布勒等四人，一起审理这几桩案子，拟好罪名上报。

四月初三，传旨钦差不到苏州了，改在江宁（南京）会审。这是巡抚朱国治怕苏州民愤太大出事。初四，任维初被押解去南京，骑着马，带着枷锁，几十个披甲兵押送。每个犯人由两个公差押解，披甲兵骑马簇拥。送行的家属只能在旁边看着，连句话都说不上，稍一靠近就被鞭子抽打。那十一个秀才也被押解上路，走慢了也挨打。亲人们见了，只能默默流泪。任维初到了南京，竟然还能和几个衙役在江宁市上喝酒。朱国治恨透了程翼仓参他那六条罪状，扬言一到江宁就要对程用刑。总督郎廷佐（人称“郎佛”）是程翼仓当年考进士时的老师，想帮程翼仓开脱。初八公审时，郎总督故意问程翼仓：“你是谁？”答：“是教官。”郎总督说：“哦，是吴县教官吗？”答：“不是，是苏州府教授。”郎总督马上说：“我还以为是吴县教官呢。府教授跟吴县的事没关系，赶紧走吧！”程翼仓就出来了。有人提醒他：“总督放你走，满洲大人还没发话呢，后天审你还得来。”十一那天又审，程翼仓又去了。郎总督故意说：“你不是苏州府教官吗？我叫你走，你怎么不走？”程翼仓说：“在这听候发落。”郎总督笑着对满洲官员们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书呆子吗？”又对程翼仓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也配在这听候？”满洲官员们也跟着笑：“是有这么个蠢东西，快滚吧！”程翼仓这才安全离开。

四个满洲官员审问那十一个秀才，秀才们只讲任维初盗卖官粮的事。满洲官员发火了：“我们问你们谋反的事，你们扯卖粮干什么？”于是前五人各打三十板，上夹棍；后六人也一样。十一个都是读书人，被打得哀嚎惨叫，惨不忍睹。十三日，又发公文抓吏部员外郎顾予咸（字松交），还有秀才薛尔张、姚刚、王仲儒、唐尧治、冯郅、杨世俊、朱嘉遇和他儿子朱真。顾予咸是丁亥进士，当过好官，后来因病回家，不大过问外面的事。哭庙后，道台王纪曾问过他的看法，他说：“任知县这样，不像能管好百姓的。”巡抚朱国治记恨这句话，所以也把他牵扯进来。顾予咸被抓时还在家里考校学生功课。差官拿着江宁来的拘票，上面写着根据倪用宾口供说顾予咸知情。顾予咸被押到江宁，差官一进城就解下他的官带，捆了他的双手。顾予咸说：“我还是朝廷命官，没被革职，你们怎么敢这样？”差官说：“我知道您没革职，但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顾予咸心里觉得不妙。会审时，朱国治嘱咐满洲官员别问顾予咸，只夹打薛尔张，逼他招供顾予咸知情。薛尔张被打得死去活来，始终不招。满洲官员拿顾予咸没办法，顾予咸自己又说得条理清楚。审完，顾予咸和薛尔张等八人被关在府衙的铺房里（临时监狱），狱卒还给他套上沉重的大铁链。朱国治恨程翼仓参本，又让满洲官员逼供程翼仓，要他把所有参与哭庙的人都供出来。程翼仓被逼无奈，准备供出几百人。秀才钱宫声连夜跑去劝他：“纵使供出几千无辜的人也没用，还害人。有丁子伟、金圣叹两个人顶罪就够了。”程翼仓这才作罢。四月二十六，发公文抓丁子伟和金圣叹。二十七日押解到江宁。总督郎廷佐赶紧贴出告示，说任维初案到此为止，不许再攀扯别人。这才保住了其他人。

丁子伟、金圣叹到了江宁，被满洲官员各打三十板，上夹棍。金圣叹被打得大叫“先帝啊！”满洲官员怒斥：“现在新皇帝刚即位，你喊先帝诅咒皇上吗？”又打了他二十个嘴巴关进监狱。满洲官员审完，和巡抚朱国治商量好，写了判决奏疏上报。四月十九日，任维初被放回苏州，和代理县官交接。五月初一，任维初官复原职。他对衙役们说：“我现在回来，别的事不管，只管催钱粮！以后欠税超过三天的，就往死里打！大户欠粮，巡抚大人自有办法（指奏销案），他们也不敢不交。”任维初虽然稍微收敛了一点，但那凶狠残暴的本性，一点没变。

朝廷的判决奏疏送到北京。过了些天，朝廷的正式邸报（官方通报）传来消息：江宁会审了金坛案、镇江案、吴县抗粮案等十案，奉旨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各部高官）一起详审再报。议政王初拟同意江宁的判决。皇帝觉得案子轻重可能有别，下令重新议定。议政王让人读吴县抗粮案卷宗，读到顾予咸“丢揭帖在地下”这句时，马上说：“既然丢在地下，顾予咸就无罪。”贝勒大臣们齐声附和。议政王问：“那你们看该怎么处分？”都说：“顾予咸该革职。”议政王说：“既然没罪，连革职也免了吧。”贝勒大臣们又齐声说王爷讲得对。顾予咸的罪这才轻了。

五月二十三日，巡抚朱国治回到苏州，下令府县抄没顾予咸和那十八个秀才的家产。知府带人去抄顾予咸家，看到值钱的东西就往自己袖子里塞，看到银酒壶就踩扁藏进靴筒，看到一个精美的紫檀木匣子，直接让亲信捧回自己私宅。顾家的财物被官吏们抢劫一空。顾予咸的妻子儿女都被抓进监狱。抄家后第三天夜里，还有强盗翻墙进去，把剩下的东西都抢光了。传说就是知府干的。长洲县知县刘某人奉命去抄秀才家，看到名单上有个姓朱的，以为是富户朱鸣虞（文中作朱鸣虞），立刻去抄了朱家，抢走无数财物，把朱鸣虞的妻子、两个小妾、儿子朱真的妻子都抓进监狱。后来发现名单上的朱姓是朱时若，不是朱鸣虞，这才后悔，把朱鸣虞的家眷放了，转而去抄朱时若家。五月二十三日，长洲县县丞到木渎镇去抄秀才周江的家。当时在城里，能看到那十八个秀才和顾予咸的家眷被抓进监狱。有坐轿的老太太，有步行被搀扶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牵着小孩的妇人。每次起解，都是一骑（押送官）两个公差押着一个犯人。路上看到的人，无不叹息。城里谣言四起，有说要杀光六乡百姓的，有说要屠城的，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害怕。

顾予咸在南京监狱里，起初还以为薛尔张没招供，自己没事。到六月中旬，才知道自己也被问成绞刑了。他跟同监的朱鸣虞说：“我是因为你才被抓的，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于是就在自己身上写了“千古奇冤”，又在额头写了“吏部顾”三个字。

六月二十日，朝廷的最终判决下来了：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王仲儒、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等十八人，不分首从，全部处斩，妻儿家产抄没入官。顾予咸免绞刑、免抄家、免革职。其他按江宁的判决执行（指任维初无罪）。这道密旨和金坛案、镇江等案共十案判决一起发下。

六月二十三日，四个满洲官员派人到监狱提顾予咸。顾予咸以为要处决他，吓坏了。进了满洲城，满洲官员对他说：“你奉皇恩，免了绞刑、免抄家、免革职，可以走了。”让人去掉他脖子上的铁锁链。当时正值酷暑，汗水、血水混着铁锈，脖子上的皮肉都烂了，痛苦难以言说。顾予咸被释放了。巡抚朱国治听说后，气得拍桌子：“这老东西有这么大本事脱身？”郁闷了好几天。

那十八个秀才在监狱里，有个姓白的狱卒对他们挺好，照顾饮食起居。七月初，姓白的狱卒要换班了，进去对他们说：“各位相公也受苦了。但巡抚大人要整你们，罪定得太重，恐怕没法挽回。只能指望皇上开恩大赦了。我今天要走，恐怕以后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要是有家信，快给我，我帮你们带出去。”十八人都写了信，有的写在破纸上，有的写在旧纸上，有的写在草纸上，交给狱卒。初五带到苏州的，只有十五封。倪用宾、薛尔张、姚刚三人没写。沈玥（字大章）用半张旧纸写给他父亲沈伯修：“儿犯的罪太重，没办法了。只盼望皇恩大赦吧。”后面只简单交代了妻儿几句，末尾安慰父母。十五个人的信里都提到“皇恩大赦”，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狱卒安慰他们的话。其实判决下来已经半个多月，朱国治没立刻杀他们，是因为圣旨里说等秋天再行刑。

七月初七八，又传来特赦旨意，赦免了金坛案的一些人。朱国治更害怕了，怕拖下去夜长梦多，杀这十案犯人的心思更急迫了。七月十三日立秋。按规矩，立秋后才能处决人犯。朱国治在江宁巡抚衙门里坐立不安。他想等总督郎廷佐回来再动手（郎廷佐当时外出），又怕拖久了生变；不等郎廷佐回来就杀，又怕得罪郎廷佐。他思前想后，想到自己的身家前程，杀人的念头最终占了上风。于是，在七月十三日立秋（未时）之前，在当天上午（巳时），朱国治不等郎廷佐回来，就下令处决十案犯人。

那天，十案共处决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凌迟二十八人，斩首八十九人，绞刑四人。朱国治分五处行刑。吴县抗粮案和无为告状案的人，在江宁三山街被斩首。法场四面都被披甲兵围住。朱国治亲自监斩。到了行刑时辰（辰时），狱卒把犯人从牢里拖出来，反绑双手，背上插着写有姓名罪名的旗子，嘴里塞着栗木，架着飞快跑向法场。有亲人想靠近看的，披甲兵就用枪托、刀背乱打。突然炮声一响（午时炮），一百二十多人同时丧命。披甲兵乱跑，官员们散去。法场上，只剩下刺鼻的血腥味，满地身首分离的尸体。

沈玥（大章）有个骑马的叔叔，提前到了江宁。行刑这天，他看到骑兵们都走了，就去认尸。尸体太多，认不出哪个是侄子。后来在一堆头颅里看到一个腮边长胡子的，认出是沈玥的头。他刚认出来，旁边看守法场的士兵就冲他喊：“你想认尸？拿钱来！”叔叔给了钱。士兵指着无头尸说：“这不是吗？我送你出城，路上保你平安，得多给钱。”叔叔又给了钱。士兵就从尸体脖子下的衣服里扯出旗子，上面写着“斩犯一名沈玥”。沈玥才三十多岁，原本皮肤白皙微胖，死前被折磨得须发皆白，很久没剃头，像个老和尚。他叔叔把尸体抬到坛子上，入殓后把棺材寄放在寺庙里，自己回去了。传说沈玥的魂魄回家，他母亲开门听见声音，问：“是大相公回来了吗？要是大相公，再叫三声。”果然又叫了三声。他父亲就在听到声音的地方设了灵位祭祀。

倪用宾、薛尔张、周江家里太穷，没钱收殓。顾予咸出钱买了棺材收敛他们，又买了块地安葬。其他十四人都有亲人收尸。但尸骨还不敢运回老家，怕官府追究。十四日，巡抚朱国治发牌到苏州，命令府衙押解八名主犯（妻儿家产被抄没的那八家）的妻小去流放。十八日，府衙开始押解。还在吃奶的孩子，抱着走；五六岁以上的孩子，都戴上枷锁；年纪大的，都戴上镣铐押走。当时的情景是：父母送儿女，祖父母送孙子孙女，公婆送儿媳，哥姐送弟妹，弟妹送哥姐，也有女儿送母亲、儿媳送婆婆、妻子送丈夫、儿子送父亲、岳父送女婿、叔叔送侄子、舅舅送外甥、妯娌互送的。到处是痛哭哀嚎，凄惨的声音传出几里远。过路的人没有不心酸落泪的，都在心里骂巡抚太狠毒。这八人的罪，本来不该牵连父母，但王仲儒的父母也在被押解之列。有人求知府余公开恩释放。余知府说：“上头命令森严，这不是我能做主的。”于是王仲儒的父母也只能哭着被押出阊门流放去了。

就在这一天（五月十八日），任维初被正式免职。新任吴县知县张叙（扬州人，本姓桑）在九月二十四日到任。任维初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因贪酷被处斩，地点也在江宁三山街。巡抚朱国治后来调到云南，还是那副刻薄贪狠的做派。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造反，云南的将士们恨透了朱国治克扣军粮，把他抓住活活分吃了，尸骨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