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真思潮所涵养的张迁碑朴拙风来自这样的历史激荡！绝古拓VS神临

发布时间：2025-08-10 10:24 浏览量：2

1实用与书法的双重内驱

在中国，将文字书写视作一门艺术，历经数千年的实践，文字与书法已然紧密相连，犹如一张纸的两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文字的演进依赖书法（书写）的推动，而书法的表达则需借助文字作为支撑。缺失书法呈现的汉字，不过是毫无性情、艺术及生命体现的方块铅字；而脱离汉字的书法，便不再是具有独特艺术感知与丰富文化精神的中国书法。

如同世间万物的发展，文字与书法的演变同样受其内部规律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

隶书萌生于战国中期，从社会变革的视角审视，这一时期可谓最为激烈且深刻。频繁的战争打破了西周以来形成的若干独立且封闭的文化圈，加速了各势力范围间的文化渗透与融合，致使以楚为代表的南方、以齐鲁为代表的东方以及以秦为代表的黄河上游三个文化圈迅速瓦解。

社会内容愈发复杂，篆书在实用与书写方面的矛盾也愈发凸显。

倘若没有秦王朝的大一统，这一矛盾或许还会潜藏一段时间。然而历史的走向并非如此。大一统的文明社会中，语言 “异声”、文字 “异形” 的现象却广泛存在，语言与文字、文字与书写之间产生了巨大冲突，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令的传达与执行，统一文字的政令因此不得不颁布。

秦代选用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以统一全国文字。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易学易写的简化方向前进。尽管小篆具备上述四个特点，但与当时民间蓬勃发展的隶书相比，实用性明显不及，小篆逐渐被冷落成为必然。

秦亡之后，小篆统一文字的政令废止。文字摆脱了外界束缚，进入自我发展的空间。

汉初统治者在约七十年的时间里，以黄老 “清静无为”“休养生息” 的思想作为政治主导理念。表面上，这一时期看似平静和谐，实则社会深层涌动着一系列变革。农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尤其是楚文化传入北方，为北方文化注入了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新鲜血液，深刻改变了黄河流域的文化。这样的环境无疑加速了篆、隶更替的进程。篆书体势解散这一变革的关键问题，便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

2民族荣光与时代精神

在隶书完成体势变革之后，笔画的 “加工” 便受到高度重视。这不仅是书法审美需求的体现，更是柔软毛笔书写所必然产生的特征。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力量，呈现出与秦王朝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政治与经济上的开放政策，推动生产大规模发展，造就了人给家足、廪庾皆满、府库盈财、钱累巨万的繁荣景象。

各行各业都以崭新的面貌，共同绘制出一幅亘古未有的宏伟历史画卷。

正是这样一个宏美的时代，有力地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汉武帝虽倡导 “独尊儒术”，但此 “儒术” 实则是融合了道、法、阴阳三家思想后的新儒术。其内涵不仅包含儒家所强调的日新、富有、阳刚、行健，还融入了道家的清静、玄无、恬退、阴柔。这些看似对立的思想元素，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促使地主贵族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

书法也深受时代的影响与塑造。武帝之前开始出现的波挑笔画，在时代的选择与锤炼下被突出强化，形成了以阳刚为艺术特质的典型隶书。因书写快捷而产生的行草隶，融入灵动的波挑笔画，进一步凸显了书意的贯通。篆书则始终保持着内敛含蓄的风骨，不张扬却给人以恬静之美。美术隶书虽稍显刻意，但同样洋溢着人们刚健气锐的性格特征。

3书风鼎盛、无远弗届

汉代书法走向鼎盛，，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紧密相连。

据史料记载，汉章帝擅长章草，由此章草大兴。安帝十岁便好学史书，深得和帝称赞。灵帝亦好学，还亲自创作《羲皇篇》五十章。和帝的阴皇后，自幼聪慧，精于书艺。和熹邓皇后，命蔡伦改良造纸，张衡造浑天仪、地动仪；设男女同校学堂，令许慎等校订文字，促成《说文解字》问世。。《汉书》中提到，吏民上书时，若字体书写不规范，便会遭到举劾。

可见，知识分子的书法造诣直接关乎仕途升迁。选拔人才时，文字考核乃首要关卡，正所谓 “文吏试笺奏”。明帝喜爱书法且惜才，灵帝更是对书法痴迷，对擅长尺牍及工于鸟篆之人，皆加以征召。他还修建鸿都门，召集天下擅长书法者于此，并给予优厚待遇。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班固《汉书》）

《尉律》记载：“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者。” 《后汉书》记载：“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小傅，教之书计，以开其明。”渴望入仕之人，不得不从练习书法起步。他们之中学有所成且被史籍记载的，代不乏人。例如扶风的曹喜，擅长篆书，其技艺稍异于李斯。章帝时期，王次仲鉴于古书字形少波势，始创八分楷法。崔寔 “章草甚妙”，颇具其父之风。

张芝 “善草书，至今称传之”，张昶 “犹善章草，家风不坠…… 时人谓之亚圣”，罗晖 “善草”，在西州颇负盛名，苏班 “五岁能书，为张伯英所称赏”，张超 “善草书，妙绝时人”，刘德升开创行书之法，师宜官能书写一丈大字，也能书写方寸千言的小字。灵帝召集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其中八分书以师宜官最为出色。梁鹄亦善八分书，“用笔尽其势矣”。

此外，还有左伯、仇靖、仇绋、朱登、王绮、蔡琰等，皆凭借书法名传于世。

书法研究者的数量也颇为可观。除了以系统著作闻名的崔瑗、许慎、蔡邕、赵壹之外，还有诸多精辟的书学见解，散见于各类笔记、书信、函札之中。

东汉中后期的书法作品与初期相比，风格差异明显。初期作品朴实敦醇，中后期则华丽飘逸；初期自然恣纵，中后期严谨精到；初期热情奔放，中后期纤劲内向；初期雄强苍古，中后期凝练华美。初期作品给人以蒸蒸日上、英姿勃发之感，而中后期作品则让人产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喟叹。

西汉昭、宣二帝以来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到东汉中期愈发尖锐。地主豪强势力急剧膨胀，他们盘踞各地，形成了以独立庄园为依托的士族力量，部分甚至插手中央政务，直接干预国政。尽管统治者采取过一些措施，使东汉社会出现过短暂的中兴，但与西汉相比，总体趋势仍朝着衰落方向发展。

换个角度看，若没有个体思想的存在，便不会出现个体对功利的追求，以书取人也就难以形成风尚，书法的群众性及其社会意义便不会如此广泛深远，书法风格也不至于呈现出 “一碑一奇，莫有同者” 的丰富多样；若没有尊古风潮的兴起，篆书这一被冷落多年的书体便难以重新焕发生机；若没有儒、道思想的融合以及谶纬学说的出现，书学理论中关于象与法、形与意、质与神的探索与阐释，便不会如此丰富深刻。

东汉末年政治动荡（黄巾起义爆发）、儒家信仰松动，艺术逐渐脱离西汉的恢弘浪漫，转向对现实和人伦的关注。《张迁碑》作为地方官吏张迁的德政碑，其内容虽含颂扬虚饰，但书法却摒弃庙堂碑刻的程式化华丽（如《礼器碑》《乙瑛碑》的工整秀雅），以方笔为主、结体欹侧稚拙，呈现“粗头乱服”的天然意趣。这种“去雕饰”的朴拙感，呼应了东汉“贵真”“尚志”的崇实思潮，尤其是王充《论衡》提出的“疾虚妄”美学观，强调艺术应回归真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