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退休金15000，到处旅游，可如今却悔恨不已

我和老伴退休金加起来一万五，在邻居们羡慕的眼光里，成了小区的“神仙眷侣”。我们俩没别的爱好，就是旅游。今天飞三亚，明天去云南，朋友圈里九宫格永远不重样。大家都说，王建军，你这辈子值了，辛苦一辈子，老了享福了。

可他们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我和老伴刘淑芬坐在两千块一晚的海景房阳台上，听着海浪，心里却空得像被掏走了一块。那些精美的照片，不过是我们用来逃避和赎罪的证据。我们不是在旅游，我们是在流浪，想甩掉心里那个二十多年都阴魂不散的影子。

那个影子，是我的亲弟弟，王根生。

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1995年的夏天，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那时候，我还是个国营厂的技术员，刚分到一间二十平米的单身宿舍，算是结了婚的优待。淑芬挺着大肚子，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跟我一起研究墙上那张单位集资房的户型图。

“建军，你看，两室一厅，朝南，多敞亮！等咱们儿子出生，就能住进新房子了！”淑芬的眼睛里，闪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也激动，那可是单位分的房子啊！只要交五千块钱，就能拿到钥匙。在那个年代，五千块是天文数字，但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梦想。我和淑芬把所有积蓄掏出来，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还差着三千块的口子，急得我嘴上长满了燎泡。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弟弟根生从乡下找来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泥，手里提着一篮子还带着泥土芬芳的鸡蛋，另一只手拎着一袋子红薯。他站在我那干净的宿舍门口，局促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哥，嫂子。”他憨憨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烟叶熏黄的牙。

淑芬赶紧把他让进来，倒了满满一杯搪瓷缸子的凉白开。我心里却咯噔一下，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这时候来，准没好事。

果然，喝了口水，根生搓着手，一脸为难地开了口：“哥，俺……俺想跟你借点钱。”

我心里一沉，问：“要多少？出啥事了？”

“三千。”根生头埋得更低了，“你嫂子……春花她，怀相不好，医生说胎位不正，得到县医院去剖，不然大人娃儿都危险。手术费要三千块。”

三千！正好是我房款的缺口！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一边是马上要到手的房子，是我和淑芬还有未出世的儿子的未来；另一边，是乡下弟媳的救命钱。

我看着淑芬瞬间煞白的脸，和她下意识护住肚子的手，心里的天平瞬间就倾斜了。那个年代，从农村走出来，在城里扎下根有多不容易，我太清楚了。这套房子，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根！没了这个根，我们就会被这座城市连根拔起。

“根生啊，”我狠了狠心，撒了这辈子第一个弥天大谎，“你看，你嫂子也快生了，我们马上也要用钱，实在……实在没那么多啊。城里花销大，我们手里也紧得很。”

我说得无比艰难，却又无比坚定。

根生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震惊和不敢相信。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那种眼神，像一把刀子，二十多年了，我一闭上眼就能看见。

他没再说什么，默默地把那篮子鸡蛋和红薯放在墙角，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两百块钱，塞到我手里：“哥，这是俺身上所有的钱了，你给嫂子买点好吃的。”

说完，他转身就走，背影佝偻得像个小老头。我捏着那两百块钱，手心滚烫，像捏着两块烧红的炭。

一个星期后，我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加上跟厂里预支的工资，交齐了房款，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又过了两个月，我儿子平安出生，一家三口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我以为，我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我们偶尔会从老家亲戚口中听到根生的消息。他们说，春花后来还是大出血，孩子没保住，大人也差点没救回来，身体落下了病根，再也不能生育了。根生为了给她治病，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每次听到这些，我和淑芬都沉默不语，默默地往老家寄点钱，但根生一次都没收，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过城里，我们过年回老家，他也总找借口躲着不见。我们兄弟俩，就这么断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们家越来越好，我从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儿子考上名牌大学，留在了大城市。我们退休后，拿着高额的退休金，开始满世界地旅游，想用一路的风光，填平心里的那个坑。

可我们都失败了。那个坑，太深了。

去年，老家的祖宅要拆迁，我和淑芬决定回去看看，算是最后的告别。那座破败的老屋，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记忆。在帮着收拾根生的旧物时，淑芬在一个上锁的木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发黄的布包。

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旧得发黑的存折，还有一封信。

存折是根生的，我颤抖着手打开，上面的记录让我如遭雷击。在1995年那个夏天，他来找我借钱的前三天，这个存折上有一笔五千元的取款记录！而当时的余额，也才八千多块，那是他们夫妻俩攒了半辈子的血汗钱。

我撕开那封早就泛黄的信，是根生写给春花的，字迹歪歪扭扭，很多还是错别字：

“春花，你别生气，俺把钱取出来，是想给大哥送去。他在城里不容易，眼看要分房子了，肯定缺钱。俺是他弟，不能眼睁睁看着。俺就跟他说，是你生娃要钱，跟他借。他那人好面子，俺要直接给他，他肯定不要。这样他就能收下了，等他以后宽裕了，再还俺们也不迟……”

信纸从我手中滑落，我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淑芬也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原来，他不是来借钱的，他是来送钱的！他怕伤了我这个当哥哥的自尊心，编了那么一个天大的谎言！他把家里所有的希望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捧到我面前，而我，却用最冰冷的自私，把他推开了万丈深渊！

我无法想象，当他揣着那五千块钱，怀着对哥哥的全部希望，却被我无情拒绝时，他的心该有多痛。我更无法想象，当春花后来真的难产，他却因为这笔为我准备的钱，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他该有多绝望！

我这个混蛋！我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我们住的宽敞房子，儿子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一万五退休金，我们看过的所有名山大川……原来，都是建立在我弟弟一家的废墟之上。

我们把祖宅的补偿款全部给了根生，他没有拒绝，也没有感谢，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从老家回来后，我和淑芬再也没有出过远门。那些旅游照片，被我们删得一张不剩。我们守着这个大房子，却感觉像住在冰窖里。每晚，我们都会梦到根生提着鸡蛋和红薯，站在门口憨憨地笑。

我们如今悔恨不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明白，我们用一辈子的富足，换来了一辈子的心债。这债，比天还大，我们拿命都还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