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自掏腰包出本书，到底图个啥？

转自落书读写

自掏腰包出本书，到底图个啥？

马忠

不知从何时起，自费出书渐渐成了一种风尚。近日，《文学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自费出诗集值得提倡吗？》的文章，文中提到：河南沈丘县范营乡曲集村年近六旬的“农民诗人”李春胜，耗费10年心血创作了500多首诗歌。为筹措出版费用，5年前他将家中3亩地交由老伴打理，自己则外出打工。2009年春天，李春胜把诗作整理成《渴望新农村》和《规劝诗歌300首》两部诗集，每部各印刷10000册。他不仅拿出了全部积蓄，还添上卖粮食得来的4500多元，才凑够2.2万元的印刷费。

文一经刊发，立刻引发网友热议。对于这位年近六旬的“农民诗人”的举动，有人深受感动，认为其精神值得敬佩；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写诗固然需要激情，但自费出诗集更需理智，还希望媒体不要以赞赏的姿态鼓励农民自费出书。不过，这位“农民诗人”的做法是否值得称道，并非本文要探讨的内容，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自费出书这一现象本身。

诚如文艺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所言：“自费出书是社会开放的标志。”随着时代发展，写作者出书的渠道确实愈发多元便捷，这背后既有时代变迁的推动，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一方面，出版社早已完成企业化转型，不再依赖国家供养，经济效益成为其运营决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市场前景不明朗的作品，自然会审慎对待；另一方面，如今具备写作能力与表达意愿的人日益增多，不少人将内心的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写成书籍。但这类作品往往因受众有限、销路不佳，难以获得出版社的青睐，而作者又希望将其作为精神寄托留存，或赠予亲友作纪念，自费出版便成了无奈却现实的选择。

以笔者所在的广东清远市为例，当地市级以上作协会员的出书情况颇具代表性——95%以上的作品都选择了自费出版。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清远全市出版的诗歌、散文及各类文学专著共10部，2008年增至12部，2009年达到21部，2010年更是攀升至30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费出版的书籍不仅数量逐年递增，篇幅也愈发厚重，从侧面反映出作者投入的心力与表达的欲望。而这种“自费出书热”并非清远独有，在全国范围内都呈现出持续升温的态势，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个人自费出书，既要投入不菲的金钱，又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可仍有不少作者乐此不疲，他们究竟图什么？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背后的动因纷繁多样：

其一，部分人文字水平尚未达到出版社的出版标准，却渴望通过出书为自己贴上“作家”的标签，以此获得身份认同，可谓“图名”；其二，一些人一辈子投身政界或经济领域，闲暇时写下不少诗歌、散文，他们并非想跻身作家行列，只是希望用一本书为自己的业余创作生涯画上句点，给过往的精神寄托一个郑重的交代，可谓“了却心愿”；其三，还有人将出书视为提升自身价值的工具，试图借此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中增添筹码，甚至在找对象、求职、调动工作、升学等现实事务中为自己加分，可谓“实用”；此外，也有一类品位不俗的作者，他们积攒了许多饱含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自费出书不为盈利，只为将这些凝聚心血的文字作为特殊的礼物送给亲友，分享自己的精神世界。

笔者曾接触过不少自费出书的作者，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还为其中不少人的作品撰写过评论。但不得不说，这些自费出版的书籍，大多如同那些评论文章一样，没能走出小众圈子，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难免令人唏嘘。

自费出书热潮究竟是时代进步的积极信号，还是值得警惕的文化现象？这个问题恐怕难有定论，不同立场的人或许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有人可能会认为，文学本是文化百花园中的重要一支，若人人皆可执笔成书，恰恰体现了文化的蓬勃生机——作者群体的壮大，总会从中孕育出精品佳作。但细究之下，这种看法或许略显乐观。事实上，精品的诞生有其自身规律，往往需要经过专业筛选、市场检验等多重打磨；而自费出书则更多是个人意愿的直接呈现，二者的路径与逻辑并不相同。

一般而言，凡是未能获得出版社投资出版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未达到出版社的出版标准。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常年深耕行业，既具备专业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深谙市场规律，他们的判断往往较为客观——既不会轻易将真正的佳作视作平庸之作，也难将粗制滥造的文字误判为力作。从这个角度看，自费出书虽然为个体表达提供了出口，却未必能直接推动文学精品的涌现。

从整体来看，自费出书的泛滥成灾，正以一种普遍化的态势拉低着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消解着作品应有的艺术质感。

赵本山小品里，“白云”作家那本被戏称为“厕所读物”的诗集，固然带着艺术夸张的戏谑色彩，博人一笑之余难免失之偏颇；但回归现实，许多自费出版的“大作”，其最终命运却往往令人感慨——它们中不少在短暂的“面世”后，便完成了从“作品”到“物品”的降级：有的积压在仓库角落，成了无人问津的库存；有的被束之高阁，渐渐沦为家中碍眼的杂物；更有甚者，最终难逃被当作废纸变卖、扔进垃圾车，或是塞进单位锅炉充当引火纸的结局。这种从“心血之作”到“无用之物”的落差，恰恰折射出大量自费出版物缺乏生命力的现实。

出书的终极意义究竟何在？这背后藏着的复杂考量与价值追问，实在耐人寻味。

是为了让那些流淌在笔尖的思想与情感，穿越时空与更多灵魂相遇？是为了给一段深耕的创作历程画上句点，给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郑重的交代？还是为了借铅字的重量，换取外界的认可与身份的注解？不同的人或许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而这些答案交织在一起，恰恰构成了对“写作与出版”本质的深层叩问——当自费出书的浪潮模糊了创作的初心与功利的边界，我们更该思考：那些被付梓的文字，究竟是为了抵达人心，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一次自我标榜的仪式？这种追问，本身便充满了值得咀嚼的意味。

原载2011年3月18日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