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消亡危机：毕加索推崇的国粹，为何在新加坡无人问津？

潮新闻客户端 廖少华

水墨画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家喻户晓。笔者发问它的“去与留”，似乎杞人忧天。其实不然，对当代水墨画的关注，一直是美术界此起彼伏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画坛针对吴冠中先生关于“笔墨等于零”之说展开的争论，其关键也涉及对水墨画艺术内涵、形式与命运的探讨。这个问题的讨论时至今日还有不同的反应。

南宋 梁楷《泼墨仙人图》

一

笔者之所以提出水墨画的“去与留”的问题，是因为现实中遇到一些问题。盛夏之际，我与孙子宁修来到美丽的岛国新加坡，一则探望亲友，二来顺道作点考察。我从事中国画学习、教学与创作研究已半个多世纪，急于了解中国画在这个华人众多的国家里是怎样的状况？它与中国当下的美术创作有什么不同？

在新加坡半月之久的生活，造型艺术上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城市建筑形态。大部分小区简单朴素、方便市民出行与活动，居住环境比较人性化。而城市主要市区与街道，现代化的设计、设施与建筑功能非常齐全，体现了他们艺术设计的现代进程；其二，我了解到他们一些主要公共场所（其中包括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水墨画艺术的存在境况，同时也探问、搜索了一些高校美术专业水墨画教学的现状。与设计艺术相比情形大不一样，没有发现比较优秀的水墨画作品，美术馆中展出的作品亦良莠不齐。在一家生意火爆的餐馆里，悬挂了几幅四尺三开的水墨人物画，这些也属应酬式的作品。而让笔者更为不解的是：新加坡与其相邻国家数所大学都是水墨画处境堪忧。多数美术专业定位为艺术设计方向（有的称为创意设计学院，有的称为艺术与设计学院），而名为美术学院或美术系的少。而艺术院校美术专业直接设置“水墨画”（中国画）项目的更少，即使是华人比较多的大学，比较重视中华文化传承的多数仅以“展览”“学术研讨”等形式组织。不必讳言，“水墨画”艺术教育已经被边缘化。

有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A教授从事水墨画教学已经30余年，前两年被列入水墨画专业的学生，仅仅招到来自中国的5名学生。现在已经因没有学生、无法开班而停课；另一所大学的B教授也遭遇同样的尴尬，水墨画在这些大学中不仅仅是萎缩，而且面临即将消失、“去或留”的考验。

国外情形如此，我们本国境内的水墨画也不容乐观。毋庸赘言，近几届全国美展的中国画，纯粹水墨形式的作品越来越少，写意形式的精品力作则更少见。对于上述现象的出现，国外华裔艺术教师认为是市场对水墨画的偏见、价格不如其他画种，学生们对水墨画兴趣不高。笔者认为客观上设计性艺术产品适应性比较广，因为应用性艺术更为直接进入当代人的生活，而精神性的艺术产品（比如水墨画），相比之下于生活层面处于劣势。种种缘由汇而聚之，催生了水墨画在艺术教育与艺术交易上的负面效应。

二

但是，对于水墨画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退缩或放弃。众所周知，中国水墨画是中国画艺术的主流形式，它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练，代有光辉并不断迸发。中国最早出现的水墨作品形态已近两千年。魏晋时的画像砖《农耕图》，它以水墨直接绘于砖面而完成，遒劲而轻巧的墨线体现出劳动者生动的情形，其艺术魅力至今不衰；而唐代吴道子以线完成的《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与《地狱变相图》人物，王维的《辋川图》写意山水，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等等，一一掀开中国绘画水墨艺术发展的篇章。在邻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受到重视的领域，东南亚多国都有不少华人，应该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中华文化的这一形式在自己这一代中消退。

三

精神与物质是一个双面镜。首先，人不能光依赖物质而活，精神之立得依靠文化的滋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延续证明了这个观念的存在；其次，作品的价值不是完全由形式决定的，小幅中国画即使是纯粹水墨的，只要是精品仍然可以火爆市场；从世界文化史与艺术史上可以知道，每个民族都在努力保持和发展特有的自身文化传统。

面对当代水墨画如此境况，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不要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呢？西方学者的批评与艺术家的话可作他山之石，引发我们深思。当年林风眠在法国求学时，他的导师柯罗蒙告诉他：“应该回到中国去，那里有无尽的宝藏”。林风眠回国后，大胆探索中国绘画的现代性，将中国画的用线、水墨与色彩造型加以融合，让中国画的水墨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审美境界；同样，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1956年7月29日在他的别墅里接见张大千，展示出他临摹齐白石的200多幅作品，这使张大千十分惊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毕加索尚且器重中国的水墨画，我们中国人自己为何不能理直气壮地传承水墨画？在东西艺术各领风骚的现代语境中，我们没有理由让水墨画面临萎缩与消失！而如何扶植与发展水墨形式的中国画？则应该激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战略、艺术教育布局、艺术市场引导和艺术评论等多方面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