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当官，国家没有希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时代的诗句道尽了“官帽子”的诱惑。千百年来，“当官”似乎成了寒门逆袭的唯一坦途，无数人“十年寒窗无人问”，只为换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仕途机会。可当整个社会都盯着官帽时，我们不得不追问：谁来“汗滴禾下土”？谁来“巧夺天工技”？谁来“敢为天下先”？一个人人皆想当官的国度，看似仕途通达，实则机会单一、活力枯竭，终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官本位：“万般皆下品”的文化沉疴

“学而优则仕”，孔夫子的训诫流传千年，渐渐演变成“唯有做官高”的集体执念。孩子聪慧，长辈便盼“将来能做大官”；旁人成功，众人先猜“定是朝中有人”。这种“官本位”的潜意识，早已像毛细血管般渗透社会肌理。

古代中国堪称“仕途之国”，“士农工商”的排序里，商人“重利轻别离”遭鄙夷，工匠“奇技淫巧”被轻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难抬头，唯有仕途是“通天大道”。正如《韩非子》所言：“民之所以不耕而望食，不织而望衣者，皆上之有取于下也。” 当资源尽归官位掌控，自然人人想“分蛋糕”而非“做蛋糕”。若社会荣誉只向“官帽”倾斜，创造力便成了无源之水——这正是“官本位”埋下的文化暗伤。

二、逐仕途：“实干路难行”的现实困局

莫急苛责追官者，他们未必不愿“凭本事吃饭”，只是现实常泼冷水：做实业“路漫漫其修远”，搞技术“板凳甘坐十年冷”，做科研“衣带渐宽终不悔”，却不如考公“稳坐钓鱼台”。

残酷的对比比比皆是：创业者“五年卧薪尝胆”，或不及官员一次审批的收益；科研人“十年磨一剑”，申请经费时却要对“外行人”低眉顺眼；实干者“跪着把活干”，为官者“坐着把钱分”。正如古语所言：“巧匠不遗其能，君子不坠其志”，可若“能者多劳却少得”，“志者实干却难行”，年轻人怎能不挤破头往体制里钻？这不是个人选择的偏差，而是“做事者吃亏，掌权者得利”的结构性困境。

三、迷仕途：“精英皆谋位”的历史镜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古今，凡陷入“仕途崇拜”的国家，难逃衰败之局。晚清便是殷鉴：举国精英沉迷“八股取士”，文章尽是“之乎者也”的空话，没人愿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朝堂上“清官”“能吏”看似满堂，遇外敌入侵却“手足无措”。正如梁启超痛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破旧藩，立新政”，打破“武士特权”，让人才从“谋位”转向“做事”，终成东亚强国。这恰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是让精英“治国”还是“做事”，正是兴衰的分野。

四、强根基：“功在实干家”的强国之道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国家强盛从不在“官多”，而在“实干者有尊严”。诺贝尔奖从不青睐“部长”“总裁”，只致敬“改变世界的人”；以色列“技术建国”，让沙漠变科创高地，靠的是“资源向创造者倾斜”。

反观有些国家，年轻人挤破头考公，“官多事少”成常态，终致产业空心、经济停滞。这正应了古语：“道在日新，新者生机也”——让做事者“腰杆硬”，让创造者“有奔头”，才是国力之源。

五、破迷思：“志在四方路”的人生抉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年轻一代当自问：人生是求“不犯错的安稳”，还是留“独属的价值”？体制不是“终点站”，只是“选项之一”。

真正的安全感，从不是“铁饭碗”，而是“被需要的实力”；真正的力量，不是“官位权力”，而是“创造的影响力”。正如陶行知所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与其挤破头“卡位”，不如沉下心“做事”。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当社会不再“唯官帽论英雄”，当“实干者”被仰望、“创造者”有舞台，这个国家必能踏浪而行，驶向真正的强盛。愿我辈青年，不困于编制，不囿于流俗，以实干为笔，书写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