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有学者批评我歌颂帝王将相，其实我写的就是六七十年代！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1945 年出生于山西昔阳，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 。他的童年随着父母工作调动辗转多地，最终在南阳扎根。年少的二月河就对文学展现出浓厚兴趣，尤其痴迷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这些早期的阅读经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种子。高中毕业后，他在 “十年” 的浪潮中入伍，成为一名工程兵。在部队的十年，是他人生重要的积累期，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让他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基本读完了 “二十四史”，为他日后创作历史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 年，二月河转业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工作，从此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起初，他专注于 “红学” 研究，还曾向《红楼梦学刊》投稿，虽未成功，但他的才华得到了红学专家冯其庸的赏识。1982 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康熙这样的历史人物却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的讨论，激发了二月河的创作热情，他决心填补这一空白，由此踏上了创作 “帝王系列” 的艰辛旅程。

为了写好 “帝王系列”，二月河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他整天泡在南阳图书馆，查阅各种正史、野史、戏本小说、日记档案等，不放过任何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关的信息，甚至几次因专注研究被锁在馆中。除了图书馆，旧地摊、废品站、书店仓库也都留下了他寻觅资料的身影。他就像一位执着的寻宝人，将散落在各处的历史碎片收集起来，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当时的写作条件异常艰苦，家中经济拮据，没钱购置空调和电扇。夏日炎炎，他就把双脚泡在水桶里，以此降温并驱赶蚊虫，继续奋笔疾书；寒冬腊月，双手冻得僵硬，他就用力搓手，或者用开水浸湿的毛巾焐手取暖，坚持创作。每到深夜，困意袭来，他就用烟头烫手腕，以疼痛来保持清醒，在他的手腕上，至今还留着当年的斑斑伤痕，这些伤痕是他努力和坚持的见证。就这样，在简陋的环境中，二月河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历史的热爱，开始在稿纸上构建他的 “帝王世界” ，为读者呈现出一部部精彩绝伦的历史巨著。

在 “帝王系列” 中，二月河对历史的还原堪称一绝。以《康熙大帝》为例，书中对擒鳌拜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扣人心弦。康熙年少登基，鳌拜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康熙表面隐忍，暗中却在精心布局，挑选了一批身强体壮的少年侍卫，以练习布库（摔跤）为名，实则为了除掉鳌拜。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凭借着敏捷的身手和无畏的勇气，成功将鳌拜制服。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康熙的果敢与智慧，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朝堂，亲眼目睹了权力斗争的激烈。

再如《雍正皇帝》中对九王夺嫡的描写，更是将宫廷内部的权力角逐展现得淋漓尽致。九位皇子各怀心思，为了争夺皇位，不择手段。四爷胤禛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在谋士邬思道的辅佐下，精心谋划，逐渐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八爷胤禩则广结党羽，试图通过拉拢朝中大臣来增加自己的胜算。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涉及到政治、军事、权谋等多个方面，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悬念与惊险。二月河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对清朝宫廷政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重大历史事件，二月河对宫廷生活的描绘也细致入微。从宫廷礼仪到皇室成员的日常生活，从宫廷建筑到饮食服饰，无一不展现出清朝宫廷的奢华与威严。在描写宫廷礼仪时，他详细描述了皇帝登基、祭祀、朝会等重要仪式的流程和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了封建王朝的等级森严。在描写皇室成员的日常生活时，他通过对皇帝、皇后、嫔妃、皇子等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的刻画，展现了他们在宫廷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作品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也令人赞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在作品中相互交融，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康熙大帝》中，康熙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体现在他的治国理念和用人政策上。他重用汉儒，推行科举制度，大力弘扬儒家的 “仁政” 思想，希望通过儒家文化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在《雍正皇帝》中，雍正对佛教的信仰则对他的性格和政治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号 “圆明居士”“破尘居士”，经常与高僧谈禅论道，在处理政务时，也常常以佛教的慈悲和智慧来化解矛盾和危机。

书中的市井风俗画更是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从民间的节日庆典到婚丧嫁娶，从街头巷尾的小吃摊到茶楼酒肆，二月河通过对这些生活场景的描绘，展现了清朝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人民的生活百态。在描写春节时，他详细描述了人们贴春联、放鞭炮、拜年等传统习俗，让读者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帝王系列” 采用的章回体形式，无疑是其吸引大众的一大法宝。这种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近代的《官场现形记》等，章回体小说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它的特点是将长篇故事分成若干回，每回都有一个对仗工整的回目，概括本回的主要内容。这种形式不仅方便读者阅读，还能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节奏感和期待感。比如《康熙大帝》中，“擒鳌拜康熙初亲政 平三藩清廷再定基” 这样的回目，简洁明了地概括了本回的核心事件，让读者一眼就能了解到故事的主要情节，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想要一探究竟康熙是如何擒鳌拜、平三藩的。

精彩的故事性和丰富的趣味性也是 “帝王系列” 的一大特色。二月河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在《雍正皇帝》中，雍正的改革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他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改革措施，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朝中大臣和地方士绅的强烈反对。在这个过程中，雍正面临着重重压力，既要应对政治上的斗争，又要处理家庭中的矛盾。他与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利用，又有猜忌；他与兄弟们之间的争斗更是残酷无情，为了权力，亲情被抛诸脑后。这些情节充满了戏剧性和冲突性，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为雍正的命运揪心。

作品中还融入了丰富的知识、笑话、民俗等元素，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二月河凭借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在作品中展示了医学、棋艺、天文地理、阴阳八卦等方面的知识，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还能学到不少知识。他还在作品中插入了许多对联、笑话、民谣等，这些元素不仅为作品增添了生活气息，还能让读者在紧张的阅读过程中得到一些放松和乐趣。比如在《乾隆皇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在一家酒楼里遇到了一位才子，两人便以对联为乐。乾隆出了上联：“水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才子略加思索，对出了下联：“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这个对联巧妙地运用了汉字的结构和数字，既富有文化内涵，又充满了趣味，让读者在欣赏对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才情。

二月河始终将读者放在创作的核心位置，他曾直言：“我写小说，就是为了让读者喜欢看。” 在他看来，作家的责任就是创作出能够打动读者的作品。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他在创作中进行了诸多调整。在语言表达上，他摒弃了晦涩难懂的学术性语言，采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表述方式。比如在描写人物对话时，他运用了大量贴近生活的口语和方言，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让读者感觉仿佛这些人物就生活在自己身边 。

在情节设置方面，他精心设计了许多充满悬念和冲突的情节，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雍正皇帝》中，雍正推行新政时，遭遇了来自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每一次新政的推行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和冲突。这些情节充满了戏剧性，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紧张和期待的心情。二月河还注重在作品中融入情感元素，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动人的篇章。在《康熙大帝》中，康熙与苏麻喇姑之间那份真挚而又无奈的爱情，感动了无数读者，让人们看到了康熙作为帝王背后的柔情一面。

这种 “读者至上” 的创作理念，体现了二月河 “平民化” 的世俗情怀。他不像一些作家那样高高在上，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读者交流，努力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他深知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最终评判者，只有得到读者的认可，作品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然而，二月河的 “帝王系列” 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乾隆皇帝》中某些描写章节就引发了诸多争议。在第十四回 “游新苑太监窥秘辛，揣帝心军机传法门” 中，作者对那拉氏与王八耻的淫乐行为进行了放纵笔墨的描写；第二十四回 “龌龊吏献宠攀冰山，愚国舅纵淫众乐园” 中，对高恒嫖妓的详尽描写也让人感觉过于露骨。这些描写不仅对主题的表现及人物性格的刻画并无太多实质性帮助，反而给人一种游离于文章之外的感觉，难免让人产生 “粗俗化” 的质疑 。

这种 “粗俗化” 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市场化背景以及二月河 “讨好读者” 的创作追求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文学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提高作品的销量，一些作家可能会在创作中加入一些迎合部分读者的内容。二月河或许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乾隆皇帝》时，为了满足部分读者对猎奇和刺激内容的需求，而在描写方面失去了应有的节制 。

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版图中，二月河以《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帝王系列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当他说出 “都说我在歌颂康雍乾三帝，其实我写的就是六七十年代！” 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时，不仅颠覆了人们对其作品的固有认知，更揭开了历史叙事与时代记忆之间的隐秘关联。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作品，表面上聚焦于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风云与帝王生涯，从康熙擒鳌拜、平三藩的雄才大略，到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的锐意改革，再到乾隆开创盛世却暗藏危机的复杂局面，每一个历史场景都被描绘得波澜壮阔。但在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却处处可见六七十年代的时代影子。他曾在访谈中坦言：“我写康熙亲征噶尔丹时的艰苦卓绝，脑子里浮现的是当年下乡时在田间地头的汗水；我写雍正推行新政时遭遇的重重阻力，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打破思想桎梏的艰难。” 这种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书写相融合的创作方式，让帝王系列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再现，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镜像。

在《雍正皇帝》中，雍正帝推行新政的过程堪称一部改革者的悲壮史诗。他面对的不仅是权贵阶层的激烈反对，还有民间的误解与非议，甚至连身边的亲信也因利益纠葛而渐行渐远。二月河在描写这段历史时，字里行间都透着对改革者孤独与坚韧的深刻理解。他笔下的雍正，深夜批阅奏折时的疲惫身影，面对流言蜚语时的隐忍克制，像极了六七十年代那些在特殊环境中坚持理想、默默奉献的人部。正如二月河所说：“雍正的改革，本质上是在打破既得利益格局，这种阵痛与六七十年代社会变革中的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 作品中对官场腐败的痛斥、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也暗合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

《康熙大帝》中对人才选拔与任用的描写，更是折射出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康熙不拘一格降人才，既重用纳兰明珠、索额图等世家子弟，也提拔周培公、姚启圣等出身寒微却有真才实学的能臣。这种 “英雄不问出处” 的用人理念，与六七十年代 “不拘一格选人才” 的社会思潮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二月河在创作时，常常将自己下放劳动时遇到的民间智者形象融入历史人物之中，让周培公的刚正不阿、姚启圣的狂放不羁都带上了那个年代普通人的鲜活气息。他曾回忆：“当年在农村劳动时，我见过太多有才华却被埋没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在写康熙用人时充满了情感共鸣。”

为何人们会误以为二月河在 “歌颂康雍乾三帝”？这与历史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读者的阅读惯性有关。帝王系列作品以帝王为主角，难免会突出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人格魅力，加之二月河对历史细节的精准还原与宏大叙事的驾驭能力，很容易让读者沉浸在历史场景中，忽略作品背后的时代指向。但在二月河看来，他对帝王的描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我写康熙的雄才大略，也写他晚年对储位之争的优柔寡断；我写雍正的改革魄力，也写他手段的严苛与多疑；我写乾隆的文采风流，也写他的好大喜功与闭目塞听。这些帝王的优点与缺点，其实也是人性的优点与缺点，更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的社会现象。” 这种将历史人物与时代精神相勾连的写法，让帝王系列作品具有了超越历史题材的现实意义。

二月河的创作理念，本质上是一种 “以史为镜” 的文学实践。他曾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我写康雍乾，其实是在借古人的酒杯，浇现代人的块垒。” 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历，塑造了他对改革、民生、人才等问题的深刻认知，而历史小说则为他提供了表达这些认知的载体。他笔下的帝王将相、文臣武将，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那些宫廷斗争、改革风云，实则是社会矛盾的艺术再现。这种创作方式，让历史与现实在文学中实现了对话，也让帝王系列作品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