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如何操纵成吉思汗的后裔？愣是把德王扶持成傀儡！

前言：1935年7月，板垣征四郎偕同渡边大佐、田中隆吉参谋和蒙语翻译金永昌等人，乘坐飞机前来同德王进行了会谈。板垣对德王说：我们愿意帮助蒙古独立建国，但东部蒙古是满洲国的领土，满洲国是独立的国家，我无权答复。但是为了帮助你们筹划建国，可先派三个顾问前来帮助你们。”索王听到这里，马上严词拒绝说：“这不是满洲国第二吗？”板垣看到索王反对，使会谈无法继续下去，便回答说：“那么，我们以后再详细研究吧！”这次会谈对后来“蒙古军政府”的建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板垣会谈后，德王便开始了“蒙古独立建国”的行动。1935年12月，德王亲自去伪“满洲国”新京和日本关东军进行所谓“日蒙合作”的谈判。双方商定：日本帮助德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盟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并答应给德王以财政上的援助。德王接受了关东军送给的五十万日元和五千支步枪，作为扩编蒙古军队的经费和武器之用。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就和日本关东军驻该旗的特务机关长宋浦共同研究了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领导机构的问题。当时宋浦向德王建议说：“现在日、蒙既已合作，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

因为这样做是继承已成事实，能够驾轻就熟，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德王认为，这个办法倒不错，但若不征求云王的意见，则有失稳妥。于是，他就带了十万日元，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赴百灵庙向云王报告了他长春之行及与日本关东军勾结的经过。云王听后便说：“既然这样做了，就应本着怕了不做，做了不怕的精神继续进行，但必须慎重从事，力求稳妥为宜。”

当时，德王又向云王提出：“现在急需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个办法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你看哪一个办法好？”云王在权衡了各方面利弊之后，采取了两面讨好的办法，对德王说：“我看在你盟那边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联络上较为方便，在百灵庙这边强化蒙政会，做为统一指挥机构，不大方便。”

此时，日本关东军派田中隆吉又来德王府，德王闻讯后，便由百灵庙急忙返回苏尼特右旗，与田中共同商谈这一问题。德王首先提出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意见，而田中则主张成立“蒙古军政府”，并强调这个名称响亮，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可以指挥行政和军队。而德王则考虑到云王的关系，坚持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并说这是和云王商洽后得出的意见。当时田中隆吉因急于要返回多伦策划指挥李守信伪蒙古军进犯察东的事件，便没有坚持他的意见。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36年2月12日，在德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典礼大会。会上，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宣读就任伪“蒙古军总司令”职的誓辞。誓辞的主要意思是：“我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恢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等。开会期间，日本关东军西尾参谋长特乘飞机赶到，并代表关东军司令官祝辞。他在讲话中主要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但是在他的祝辞中提到的是祝贺“蒙古军政府”的成立，而不是祝贺“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这说明在这个伪组织的名称上，日本关东军和德王是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起来。

1936年，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不久，由于地处偏僻牧区，交通不便，造成指挥失灵，物资运输困难等许多棘手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关东军又派田中隆吉、横山顺等飞来苏尼特右旗对德王说：“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后回去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这时，吴鹤龄为了讨好日本人，也向德王建议说：“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蒙古军政府’这个名称，我们就成立‘蒙古军政府’吧，何必非强调叫‘蒙古军总司令部’不可呢？弄得名称上下不一致。”德王也以吴鹤龄的建议为是。因此，召集幕下人员进一步研究改弦更张，成立“蒙古军政府”。于是，出现1936年4月12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的闹剧。

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又派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德王因怕引起索王的不满，首先向田中隆吉作个别密谈说：“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怕你们派来顾问，过问蒙旗行政，希你以来宾的资格在大会上讲话时，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一俟工作就绪，就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决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根据德王建议，在大会上以关东军司令部代表的身份致贺辞。他在宣布“日蒙提携”政策要旨时，恶意挑拨我国民族关系，他说：“成吉思汗的子孙，多少年来受尽了汉人的压迫，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接着又将他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给各盟旗有实力的王公每人一支，以资拉拢。

在大会宴会时，田中隆吉又向与会代表们宣布：“满洲国兴安北省（呼伦贝尔）省长凌升私通苏联，被皇帝枪毙了。”当场许多王公听了这个消息，都感到毛骨悚然。索王、卓特巴扎普因与凌升素有深交，闻听之后，都有不胜叹息之表情。而田中隆吉正是以此软硬兼施的手段，威胁利诱参加大会的王公，使其驯服地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

最后，会议通过了吴鹤龄起草的《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根据这一大纲，德王掌握全部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德王经过多年的钻营投机之后，终于实现了“统治”内蒙的梦想。对此，他也不免有些飘飘然了。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中，也常有不尽人意的事情。首先是日本军方为了进一步控制德王，常常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利用伪蒙古军内部第一、第二两军互相勾心斗角的矛盾，向他施加压力。例如，伪蒙古军成立不久，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因德王有时不愿听从驱使，遂对德王产生不满，曾以第一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来威胁他。

当时，田中玖带着第一军参谋长刘星寒前来见德王，以军费不足，部队供给困难为由，故意给德王出难题。又如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公路局以后，任命张少庭(恩和阿尔木)为局长，负责办理德化至张家口各县旗之间的汽车运输。而当时满铁株式会社公路局的汽车，生意冷淡至极。田中玖为了使日本人经营的满铁汽车公司赚取垄断交通运输的高额利润，曾向德王提出不供给伪蒙古军政府公路汽油，企图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田中玖采取这些政策手段，无非是给德王点颜色看看，以便使其成为日本关东军驱使的傀儡。

其次是在缔结伪“满蒙协定”的问题上，日本人大包大揽，横加干涉。如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德王提出，蒙古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还不充足，如果受到外来威胁时，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以后，“满洲国”即应撤兵。但是，关东军的代理人满洲国外交次长大桥忠一则认为这样做有些不尽然。他说：“从外交惯例上讲，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或规定，不能你们叫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兵就撤兵。”

当时，田中隆吉看到德王和大桥忠一两人为此问题争执不下，便插话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吧，本着蒙满亲密合作的精神，就按照德王的意见办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办吧。”事实上，伪满、伪蒙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操纵扶植起来的两个傀儡组织，它们所缔结的“满蒙协定”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至于出兵或撤兵的一切决定权，最后还得日本关东军作出才能算数。所以，经田中隆吉这样一说，双方就不再争执，谈判至此便告结束。由此不难看出，新成立的“蒙古军政府”只不过是个徒具形式的僵尸，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

1937年10月14日，李守信率伪蒙古军随同日寇占领绥远省首府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后，继而吴鹤龄、陶克陶、王宗洛、德古来等率伪“蒙古军政府”职员，由张北迁至归绥。旋即给驻在百灵庙的德王打电报，催他速来绥商洽蒙古“建国大计”。德王接电后，即乘飞机自百灵庙来归绥。

此时，日冠自东而西在其所占领平绥铁路沿线地区的张家口、大同等地，采取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当地一小撮汉奸，相继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两个伪政权。继而又指使德王以伪“蒙古军政府”的名义通过各地于10月27日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新的伪蒙古政权问题。筹备会议期间，在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伪政权问题上，德王、吴鹤龄等与日本方面商洽时产生了分歧。

当时，德王提出“蒙古独立建国”的问题，请日本驻归绥市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和伪“蒙古军政府”日本顾问部主任村谷彦治郎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村谷当即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问题，关系重大，牵涉到国际上的《九国公约》问题，需要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慎重研究，一时不能确定。”

此时，德王认为村谷彦治郎和桑原职位不高，对于蒙古建国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敢自作主张。于是，他便去找驻在归绥的日本关东军部队长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帮助。当酒井隆说不同意马上建立“蒙古国”时，德王当即向酒井隆提出说：“蒙古建国是田中隆吉的诺言，为什么现在又不算数呢?”酒井当时答复德王说：“田中隆吉这个人非常冒失，他主持进攻绥东时，我正在天津，曾去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受失败。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过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

当锡察两盟代表到达后，德王又怂恿各盟旗代表们共同向村谷彦治郎提出要求说：“蒙古建国问题，既经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田中隆吉参谋也早有帮助蒙古建立的诺言，这次田中隆吉到达张北也是为此问题，曾向驻大同的东条英机参谋长请示，据说俟攻占绥远就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现在已经攻占绥远省城，而蒙古建国反倒成了问题，我们身为盟旗的代表，还在此地做什么，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彦治郎回答说：“你们这样说，不是连关东军的话都不听了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嗣后，德王又和吴鹤龄等研究，认为蒙古“独立建国”既然一时不能实现，就仍以“蒙古军政府”作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的政权。理由是：蒙古原有的领土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仍是军事时期，所以，仍以“蒙古军政府”为政权机构。但经和日本方面商量，他们仍然不同意这样做，并授意德王等只能成立一个与察南、晋北相同的伪政权，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无可奈何中，德王等只好遵照关东军的授意，与陶克陶、吴鹤龄等人重新研究成立伪蒙古政权问题。他们商量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责成吴鹤龄拟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院院长管理政务，蒙古军总司令管理军事。同时决定以归绥为新政府的“首都”，并将归绥市改名为“厚和浩特”。组织大纲拟定之后，即交由桑原和村谷彦治郎等，由他们转请关东军研究决定。

日本关东军迅即电话通知，表示同意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但在首脑设置问题上，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并指定德王为行政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吴鹤龄看过这个电报以后，对关东军在人事安排上这种越俎代庖，先为指定的做法极为不满。吴鹤龄对德王说：“如果不照关东军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满。而主席一职应由你担任，但必须云王表示不就，才为妥当。要不我们去面见云王，劝他自动让出主席一职，推他为元老，你看怎样？”

德王当时的主要目的是由自己直接抓军政大权，至于担任伪主席的职位，他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还是让云王担任为宜，因为云王出任伪主席，不过徒具虚名，而军政实权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既便利于利用云王的威望号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关东军的旨意，是一箭双雕有利无害的事情。于是他便故作姿态表示谦虚说：“云王年高望重，仍宜推为主席，我当行政院长就行了。”至于把伪蒙古军总司令的职务让李守信担任，德王从内心感到不满。但为避免发生矛盾，也只好依照日本关东军的意见，仍内定李守信为总司令。

商定之后，各地拼凑的代表均已到齐，通过预备会议，推选出九人主席团。但主席一职的人选还未作最后确定；是否设置副主席一职，也未得到解决。最后，只好由日本参谋长东条英机拍板，内定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就行了。会议通过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暂行组织法”和“第二次蒙古大会宣言”。同时任命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为参议会参议长。

日本关东军为了全面控制伪蒙政府的各级政权，特设日本顾问部，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当时在张家口搞“蒙疆联合委员会”，始终未到任，由次席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实际负责。其下设有：总务部顾问：中岛万藏；财政部顾问：栉部正晖；保安部顾问：大园长喜；军事最高顾问：高场损藏。

这些日本顾问，实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伪“蒙军总司令部”各级领导的太上皇，即使德王、李守信等人亦无不仰其鼻息。但在某些问题只要和关东军的根本利益不发生矛盾，这些顾问有时还能表面上尊重德王的意见。因此，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实现他“蒙古独立建国”的美梦，干得很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