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最牛作品？《安娜》为何碾压《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2012）》

曾经有174个国外优秀作家评选最伟大的小说，第一名是《安娜·卡列尼娜》，磅礴的《战争与和平》只能屈居第二。

很多人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有读者疑惑，相比于托尔斯泰其他呕心沥血之作，为什么一部描写女性出轨后自杀的小说能得到如此高的赞誉。

今天的文章，作家蒋方舟将结合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即便时代变化，对于婚姻、出轨、两性关系里的情感和矛盾的讲述，没有一部作品超过《安娜·卡列尼娜》。

01.

穿越时间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百年前，这部小说就被改编成电影，不算电视剧、戏剧、舞剧等等，它仅仅被搬上大荧幕就有十二次之多。而且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在影视改编上屡战屡败不同，《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编都在水准之上，甚至有几版堪称经典。

《安娜·卡列尼娜》的影视改编见证了电影审查的历史，1935年的改编电影由葛丽泰·嘉宝主演，当时电影审查非常严格，影片中不能呈现长时间谈情说爱，不能热烈接吻，不能表现非婚生子女，不能暗示男女主角发生过关系。但是小说本身就讲述了关于通奸的故事，所以电影进行了大量删改。

《安娜·卡列尼娜（1935）》

最近的《安娜·卡列尼娜》电影版本于2012年上映，由英国导演乔·怀特创作。电影使用大量舞台剧元素，创造了一种戏谑和距离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19世纪的俄罗斯上流社会人士，就是生活在舞台上的人，ta们模仿西欧人的举止和打扮，有很强的身份危机，而且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能靠浮夸虚伪的言谈举止来维持表面的体面。

但是电影评价并不高，也只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这样不算重量级的奖项，豆瓣评分7.3分，很多差评都在评价安娜·卡列尼娜的饰演者，女演员凯拉·奈特莉的长相和身材。

而且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卡列宁由裘德洛饰演，有观众认为：“有这样的老公还出轨？身在福中不知福。”讨论本身就让电影和生活构成了一种互文：是不是老公是裘德洛，女人在婚姻里就不会感到乏味、痛苦，就不会想出轨？人在婚姻中感到痛苦，究竟是来自内心深处，还是取决于结婚的对象？

凯拉·奈特莉收到恶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娜之前的扮演者包括苏菲·玛索、费雯丽、葛丽泰·嘉宝等女神级演员，她们在电影里贡献了巅峰的美貌和演技。苏菲·玛索在电影里穿着黑色皮草站在雪中火车站的一幕，让小时候的我被美得说不出话。

《安娜·卡列尼娜（1997）》

相较之下，很多观众认为凯拉·奈特莉从外表到表演方式都不够女神，甚至有点轻浮，但是这恰恰就是我觉得这一版改编好的地方。

最近几年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版本改编，是2021年奈飞进军俄罗斯投资的首部原创俄罗斯剧集《安娜·卡列尼娜》，叫做《安娜·k》。奈飞版剧集发生在现代，安娜是俄罗斯名媛，安娜的丈夫是圣彼得堡未来的市长，情人是寡头富二代。

主创表示过，改编不再聚焦于三角恋的故事，而是反映国际化的莫斯科和俄罗斯村庄的残酷对比，我很期待从中看到当下俄罗斯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和寡头经济的影响，甚至希望看到俄乌战争前，俄罗斯社会的躁动不安和战争的征兆。

我另一个期待的原因，是其中列文的演员叫做尤拉·鲍里索夫，曾在《阿诺拉》中饰演最后和阿诺拉暗生情愫的亚美尼亚光头保镖，他身上有一种隐忍的性张力，是最近几年影视剧里少有的具有强烈性魅力的男演员。

但俄乌战争爆发后，奈飞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安娜·k》虽然已经制作完成，但不得不流产。什么时候能看到这部剧集，是否取决于战争结束？还是战争结束之后也永远看不到？没有人知道。

小说里安娜是脆弱的，最终卧轨自杀，但是小说外的安娜十分顽强，甚至是不死的，她穿越了电影审查的历史，如今正在穿越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场最重要的战火，就像托尔斯泰想了一辈子的，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从未结束过一样。

安娜一遍遍死于车轮下，又一遍遍复活，每一次新生，都承担着这个世界新的生长和变化，这样的角色在文学史上，男有哈姆雷特，女性应该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02.

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脱手

《安娜·卡列尼娜》的引言来自《新约全书》：“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引言结束，就是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故事以一个不幸的家庭开场，安娜的哥哥出轨家庭教师，被老婆发现，因此向妹妹安娜求助，安娜从莫斯科的家里出发到圣彼得堡的哥哥家。

安娜以一个破裂婚姻修复者，家庭关系整理师的身份出现，她最后又死于出轨，其中有着强烈的讽刺。而她在坐火车去往哥哥家的过程中，第一次见到了英俊的军官渥伦斯基，两人后来发展成情人关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从一个小的裂痕开始，更大的破坏已经悄然在路上。

《安娜·卡列尼娜（1997）》

开头中还藏着很多魔鬼的细节。比如托尔斯泰写人总是从身体开始写起，让读者从身体看清一个人的本质。女主角安娜出场的时候，托尔斯泰写：“她的身段那么丰满，步态却那么轻盈，真使人感到奇怪。”

托尔斯泰一句“使人感到奇怪”，是想提醒读者，安娜的脚步轻得不正常。这里的轻盈指步态，也指对生命的态度，道德上的单薄。这种“轻盈”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安娜卧轨自杀的时候，她轻轻地跳到铁轨上，轻轻地两手着地。从安娜出场的脚步，就预示着她将死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安娜·卡列尼娜还有一个文学上的姐妹，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本质是在讲同一个故事：出轨的女人自杀了。而且这两本书也是同时代的作品，分别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包法利夫人》早二十年。

包法利夫人为了逃避沉重的现实，而逃到轻盈的幻想中去。可是安娜的轻盈不是因为幻想，而是某种程度的无知，或者说天真，她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的后果无知无觉。

安娜和渥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是在火车上，当时火车站发生了一个事故：一个看路的工人被火车轧死，这是安娜最后会葬身于铁轨的一个伏笔。

但托尔斯泰写这个看路工人并不是自杀，而是“要么喝醉了，要么因为严寒裹得太紧，没听见火车来”。这就暗示着安娜也是如此，她不够警觉，根本没有听到火车过来，没有意识到生命的悲剧随着她心思的荡漾，从远到近疾驰而来。

在大部分后来的影视改编里，安娜都被塑造成一个社会规则和道德的牺牲品，一个无辜、纯真而痛苦的女人，但只有2012年那一版《安娜·卡列尼娜》里，凯拉·奈特莉演出了安娜的躁动和轻浮，有时候显得笨拙，还有很多展示情欲的大尺度场面。

《安娜·卡列尼娜（2012）》

凯拉·奈特莉曾在采访中谈到，她看了几十遍原著，发现之前绝大多数版本里的安娜都被塑造得太天真无邪，太圣洁了，但她觉得这个角色有反英雄色彩。

所谓反英雄（anti-hero）就是指作品里有反派缺点，不同于传统英雄角色的主角，最典型的反英雄角色是死侍和蝙蝠侠。我很认同凯拉对安娜的理解。因为至少在最开始，托尔斯泰的确是把安娜当作一个反英雄，或者说负面角色去写的。

《安娜·卡列尼娜》其实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托尔斯泰的一个邻居有个叫做安娜的情妇，安娜被这个邻居抛弃之后卧轨自杀，托尔斯泰当时去看了解剖的场景，安娜赤身裸体躺在桌子上，头皮从后脑勺掀起，浓密乌黑的头发垂在脸上，很多男人兴致勃勃地围着解剖。

托尔斯泰当时被这个场景吓到了，他后来在小说里用上了这个情节。安娜·卡列尼娜去世之后被解剖，她的情人渥伦斯基看到安娜的尸体躺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嘴唇半开半闭，眼睛也没有完全合上，好像在说——你会后悔的。

安娜·卡列尼娜的另一个原型来自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托尔斯泰的妹夫出轨，和家里的奶妈、清洁女工都有染，甚至把私生子女的尸体随便扔在庄园顶楼。玛丽亚很伤心，给老公写了封信就离开了，她在信里说：“我不想做您成群妻妾里的皇后。”

离开之后，玛丽亚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被整个社交圈抛弃，后来她和一个船员恋爱，生下私生女，船员去世之后，玛丽亚就去了修道院。托尔斯泰很心疼自己的妹妹，他认为妹妹的一系列悲剧都是源于不道德。

所以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谴责人只为了自己的欲望，不顾后果，不负责任地生活着。

小说初稿五天就写完了，在小说初稿里，安娜是个非常臃肿、头脑空空的女人，安娜被戴绿帽的老公则是一个圣徒，和现在的版本完全不同，后来托尔斯泰决定花两周修改，改着改着，两周变成了四年。

托尔斯泰在写的过程中非常痛苦，他给朋友写信说：“要是有人能替我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就好了！这件事简直让我厌恶到难以忍受。”

托尔斯泰的厌恶不是缘于难写，恰恰是因为他太会写，他接受不了一个人是脸谱化的，他必须不断完善这个人物，给ta补充血肉和灵魂，直到ta像一个真人。他说自己写东西最累的地方，就是要在一个人物的一百万种反应中找到最合理的那种。

《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个后世经常提到的经典细节，就是当安娜坐火车回家，当时她心里刚刚有了渥伦斯基，她老公卡列宁来站台接她，她忽然觉得老公的耳朵太大了。如果托尔斯泰写安娜开始“愧疚心虚”，那就太容易想象，也太顺理成章。但是安娜开始嫌弃丈夫的耳朵就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应。

托尔斯泰为了让安娜的行为可信，把她越写越可爱，越写越让人心疼，托尔斯泰的烦躁不只是因为工作量大，还是因为他反复爱上一个自己应该讨厌的女人。

比如托尔斯泰给了安娜一双极其美的眼睛，一双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眼睛，过剩的生命力从闪烁的目光里倾泻而出，那眼睛太亮了，亮得安娜躺在床上，都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芒。

《安娜·卡列尼娜（2012）》

安娜越美丽，她的丈夫卡列宁就显得越古板不可爱，这里面有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罪人变得越来越美丽，圣徒变得越来越虚伪。

安娜魅力的巅峰时刻，就是小说前半部分的高潮，赛马会的篇章。在那之前，安娜虽然已经在和渥伦斯基偷情，但是一直不愿意承认，而且她要是坚决不承认，也能在社交圈蒙混过关。

但是，当她在赛马会上看到渥伦斯基坠马的时候，她完全克制不住，非常惊慌，当众大哭，正式做实绯闻。赛马会结束之后，面对丈夫的问责，安娜直接说：“我就是克制不住自己！我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看到你我就受不了。”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小说的结局开始。安娜只有一种选择，背叛婚姻。她离家不离婚，抛弃儿子，和渥伦斯基在一起，从此，她生活的支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渥伦斯基的爱。

因此，安娜变得患得患失，她开始不断怀疑渥伦斯基在外寻欢作乐，勾搭别的女性。其实渥伦斯基不是一个渣男，他也和哥哥说，无论安娜有没有离婚，他都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在于激情的消退，而是一种现实的剥夺。安娜因为这桩丑闻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要是渥伦斯基也遭遇同样的剥夺，两人倒是可以干脆当一对落难鸳鸯，可是因为渥伦斯基是男人，他还能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还能博取功名。

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当时的俄罗斯，男性出轨毫发无损，男性当第三者也没有什么影响，渥伦斯基还是被邀请到各个社交场合，仕途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女性一旦出轨，就被整个社交圈抛弃。

安娜想：“他有一切权利，我却一无所有。”她因此变得患得患失，她虽然发誓不要抱怨，但是还是抑制不住地不断要求渥伦斯基保证还爱自己，渥伦斯基说了爱，但是，他“眼睛里闪烁一种被逼到走投无路，还在负隅抵抗的人的一种冰冷的目光”。安娜生活唯一的支点也失去了，她只能脚步轻盈地走向死亡。

大多数版本的电影都在安娜卧轨那一幕结束，但是在2012年版电影的结尾，裘德洛演的安娜的丈夫带着他和安娜的孩子，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私生女幸福地在一片草丛中游玩。

很多观众看了会不舒服，觉得追求爱情的女人死了，自私冷漠的丈夫还快快乐乐地生活。

《安娜·卡列尼娜（2012）》

但是，导演乔·怀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安娜》讲的不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之前的导演都拍错了。”

《安娜·卡列尼娜》不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惩罚的故事。安娜忠于自己的激情，所以社会惩罚她，她用自己的死惩罚渥伦斯基，托尔斯泰写她在死前倒在铁轨上想的就是——“我要惩罚他。”

但是，这两重惩罚在托翁看来都是不对的，社会没有资格审判安娜，安娜也没有资格报复渥伦斯基，因为惩罚的权力在主。就像题记那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意思是你不必为自己鸣冤和复仇，在上天那里自有公义。安娜的罪使人无权评判，上帝自有定夺。

所以托尔斯泰用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只为讲一个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是不报日子未到的故事。

托尔斯泰一定要把他笔下出场就像钻石一样闪烁的人物，磨损成一块最普通、最没有棱角的普通石头。普通，这是托尔斯泰眼中最具美德的人类。

但是，他这一招在安娜那里失效了，伟大的托尔斯泰也控制不住安娜，他让本该受惩罚的安娜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他自己的同情，托尔斯泰脱手了，在托尔斯泰代替上帝审判的法庭上，安娜为自己的无罪辩护打动了所有人，她是一颗拒绝被磨损成石头的钻石。

因此，安娜·卡列尼娜成为了托尔斯泰笔下所有角色中，唯一一个自由的人物。

人们对于创作者经常会有个问题：你创作出的人，是你控制他的走向，还是让他自己发展？

其实大部分走向失控的角色都有点失败，人物忽然变得单薄或者不合理，但是安娜是最成功的失控，她从托尔斯泰的道德世界里逃逸出来，并且因此具备了某种不能被束缚，不能被打败，不能被惩罚的属性，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小说中另一个值得分析的角色是康斯坦丁·列文。

在小说里，列文出现比安娜还早，他是安娜哥哥的朋友，一个富裕的农村庄园主，他进城只为了一件事：向所爱的女孩吉娣求婚。

但吉娣喜欢的是风流倜傥魅力四射的渥伦斯基，后来渥伦斯基爱上了安娜·卡列尼娜。吉娣惨遭抛弃，后来接受了列文的爱，两个人幸福地结了婚，生活在一起。

这条故事线非常简单，我小时候读到列文的情节时总是快速翻过，觉得太无聊。托尔斯泰设置列文其实是作为安娜的对照组，安娜因为激情和肉体享乐背叛婚姻，列文的婚姻则是一种基于宗教原则，也合乎道德的爱。

两条故事线对比鲜明：第一部分的舞会场景，是安娜和渥伦斯基刚刚相爱的人生高峰时刻，却是列文和吉娣的人生谷底，因为ta们同时认识到自爱而不得；而当安娜因为出轨，人生曲线逐渐下降的时候，列文的人生曲线却因为娶了所爱的姑娘，过上了向往的生活而逐渐上扬。

《安娜·卡列尼娜（2013）》

我十三岁觉得列文有多无聊，我三十岁就有多喜欢列文，他淳朴善良、不爱社交，而且忠心耿耿，为人正直只想结婚。

他在小说里见到滑冰的吉娣，就像见到太阳一样，不敢向她望，可吉娣又像太阳一样无处不在。而这种爱到结婚之后也没有变过。

我前几年相亲的时候，会讲一个关于列文的故事当作检测题，测试对方对婚姻的真实态度。

故事是说列文只有猎熊一个爱好，但是未婚妻吉娣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猎熊，朋友都说，列文结婚之后就不自由了。列文不仅没有不满，反而非常幸福，让他幸福的正是他牺牲掉的自由。

我讲完这个故事就会观察对方的反应，要是对方不懂或者不屑一顾，我就知道他对婚姻的想象和我不同，要是对方真情实意地赞同，我就知道我和对方同频。

面对婚姻，不同人对于自由的理解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自己还拥有自由，拥有别的选择，那他大概率心猿意马骑驴找马；有的人很痛苦和遗憾地认为自己以后就要放弃自由，那说明他心有不甘，觉得自己做出了莫大的牺牲，以后要交换别的权利；但是一个人，如果像列文一样，放弃自由不仅不难过，反而觉得是莫大的幸福，那么他大概率想明白了婚姻这件事。

人经常缺乏的，并不是不计回报的魄力和勇气，而是看清什么东西值得全部下注的智慧。

对列文来说，吉娣就是他值得全部下注的事物。和吉娣结婚的确定性，胜过列文和其他女性试探、迷恋、暧昧、嫉妒和拉扯的快乐。在与吉娣结婚这个选择面前，自由是被高估的价值。比自由更难得的，是知道愿意为了什么牺牲自由的笃定。

但就是这个如此笃定且幸福的列文，在小说的一章，忽然想要自杀。小说写：“列文这个身强力壮、家庭生活美满的人竟几次想到自杀，他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

为什么幸福的列文忽然想死？因为这是托尔斯泰的想法。这段想要自杀的话原原本本出现在了托尔斯泰的日记里。

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这是文学史上公认的结论。

列文的名字，Levin本身就包含了托尔斯泰的名字列文Lev，他们的身份都是富裕的农场主，他们思考的问题都关于人类的幸福，他们都同情底层，都热爱用劳动改造自己。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看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跟托尔斯泰说：“列文就是没有才华的你！”

而且就像是列文面对婚姻的态度一样，托尔斯泰34岁娶了18岁的索菲亚之后，也非常开心。在结婚之前，托尔斯泰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他同时和很多女人维持性关系；有很多私生子；他是个赌徒，输到债台高筑；他脾气很差，住在屠格涅夫家一段时间，险些一枪打死屠格涅夫。

所以对托尔斯泰来说，婚姻是一次重生，和列文娶了吉娣一模一样，托尔斯泰把婚姻当作生命的奇迹。他结婚之后，确实努力经历家庭，努力把自己的庄园打造成人间乐园，同时写作上也迎来了高峰。

为什么在明明应该幸福的时候，托尔斯泰却痛苦得想要自杀？不用谈大的主义，我们聚焦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性欲。或者说，都是“卧室里的悲剧”。

托尔斯泰说过：“人能挺过地震、疫病、重大疾病和各种精神折磨等磨难，但卧室里的悲剧却永远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安娜·卡列尼娜（1997）》

托尔斯泰是个欲望非常旺盛的人，但这同时又和他的理念相违背，托尔斯泰是一个厌恶享乐的人，他写作和生活的头号敌人就是享乐主义。所以如果性不能服务于肉体享受，就只能有生育一个目标。

托尔斯泰一生中有十三个孩子，五个夭折，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托尔斯泰六十岁，索菲亚四十四岁。《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个细节，安娜当时已经公开出轨，被社会抛弃，她告诉嫂子一个秘密，医生教了安娜如何避孕。

避孕的知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并不神秘，但是在十九世纪非常神秘，甚至禁忌。嫂子非常惊讶，安娜说一旦不生孩子，女人就可以一直维持性魅力。嫂子虽然因为带孩子而憔悴不堪，但是听到之后，依然露出了厌恶的表情，认为安娜太不道德。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厌恶，他既厌恶女人享受肉体关系，也厌恶女人打扮自己，以便让男性享受肉体。所以他在日记里总是责怪女性挑逗自己。

但如果肉体关系是为了生孩子，这个理由对托尔斯泰成立，性爱也因此成为神圣的，道德的。生育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是逻辑闭环，但是，对于妻子索菲亚来说是非常具体的，索菲亚后来也出版了日记，大量的内容都在抱怨自己被困在农村庄园不断生孩子，肉体承受巨大的痛苦，一度险些丧命。

索菲亚的日记里有一段讲述丧子的经历，让人看了极其揪心。她把刚满周岁的儿子抱在怀里喂奶，儿子已经生病，丧失意识，但还是贪恋地吃奶，用已经长出来的七颗牙齿狠命啮咬母亲的乳头。

索菲亚一方面忍受着剧痛，一方面又知道，孩子还在吃奶，就意味着孩子仍然有生命气息。最后孩子又撑过了一周，最后在母亲怀里，四肢逐渐发硬。

这次丧子是在1875年，《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874年到1877年间，1875年托尔斯泰正在改写安娜的故事，同样在1875年，他还有一个仅仅出生2天的女儿也去世了。

生活和写作齐头并进，生活也在扭转和改变着写作中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倒数第二章托尔斯泰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列文目睹吉娣分娩，在极端的喜悦和满足之后，列文抱着孩子，发现他对这个小东西产生的感情很出乎意料，这感情没有丝毫欢乐，相反只有一种难堪的恐惧，他害怕这个娇嫩脆弱的小东西将来吃苦。

一个婴儿能吃的最大的苦，就是早早夭折。托尔斯泰在失去最后一个孩子，第十三个孩子的时候，有人目睹他痛苦得几乎疯狂，在田野上狂跑，最后像野人一样大叫着：“没有人死！没有人死！”

他拒绝面对死亡，因为死亡就是他带来的。

到头来，托尔斯泰口中“卧室的悲剧”解决办法非常简单：他允许女人避孕节育，允许伴侣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或者不生，而他像他笔下的安娜一样，接受肉体作为一种享乐的工具。

到了晚年，托尔斯泰才对自己的传记作者承认：“没有女人，我就不能安宁。我的性欲过分强烈，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疾病。”

托尔斯泰嘴硬了很多年，但是他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他最后写脱手的地方。在构思小说的时候，他想法很简单，把自己强烈的欲望和激情分给了安娜，把理性与道德给了列文。

他以为这是个善恶分配，欲望和激情是不好的，只会带来不幸；理性和道德是好的，会带来幸福。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帝的公义。

可是写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一边在书里造人一边思考，欲望真的有罪吗？他在生活中，也一边造人一边承受丧子的痛苦。这一定带给托尔斯泰巨大的怀疑和信仰的崩溃。

如果“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有的罪责都来自上帝的惩罚，那么孩子又犯了什么罪？如果孩子是无辜的却承受死亡，那么上帝凭什么惩罚安娜·卡列尼娜，让安娜去死？安娜有没有可能也是无辜的？世界可不可能是无因且无序的？

《安娜·卡列尼娜（1997）》

到了小说完成的一刻，他把本来应该不幸的安娜写得光芒万丈，把本来应该幸福的列文写得抑郁想死。

这种失控和脱轨，这种背离和失手，恰恰是《安娜·卡列尼娜》最了不起的地方。如果说《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的成功，《安娜·卡列尼娜》却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的失败。

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如何千方百计地控制，却让自己的理性被撕扯，被自己的内心被带偏。他想获得理智，但是理智被挑战；他想获得宁静，但是宁静离他而去；他想获得幸福，却离幸福越来越远。

托尔斯泰在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危机，甚至一度想要放弃写作，认为艺术都是邪恶的。

这并不是因为他写到巅峰之后独孤求败，或者感受到整个人被掏空的空虚，而是托尔斯泰被安娜打败了，他本来想用安娜的故事去强调道德的必要，去说服大家只有遏制激情，符合道德地生活，才能获得幸福，但是安娜与托尔斯泰搏斗，成为了唯一一个，打败了不可能被打败的托尔斯泰的人。

所以这也是在我心目中，《安娜·卡列尼娜》比《战争与和平》了不起的地方，我不仅看到了故事，在故事中看到了人性，看到了时代，我还看到了作家与角色一场精彩绝伦的搏斗。

而最后，作家输给了自己所创作出来的角色，这是何等的荣耀。

当我又一次读完《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页，我忍不住回到第一页，看到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觉得非常讽刺，整部小说在我看来讲的是一个更残酷的真理——“幸福的家庭都是不幸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