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潮】郑劲松｜文脉存续：另一种“愈炸愈强”

新重庆-重庆日报 郑劲松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百多年来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来入侵的完全胜利。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期《两江潮》，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战火中奋力抗争的普通人的身影。

那烽火中高校师生们西迁的艰难跋涉；那背“抗战炭花”的拐耙子哥们在崎岖山路上的血泪行走；那《南京照相馆》里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恐惧与坚守、泪水与期盼、勇敢与坚毅，让历史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历史的丰碑上，既有英雄的名字，也有无数平凡人的印记。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微光汇聚，照亮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漫漫征途。

致敬每一位在战火中挺身而出的英雄儿女！ ——编者

一

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悲壮而温馨的一幕。

1938年11月，一天黄昏，沙坪坝街头突然走来一群“风尘仆仆”的鸡鸭牛羊牲畜大军，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像乞丐似的。

“牛来了，牛来了！我们的牛来了！”有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前身）农学院的学生在激动地呼喊，他们还认得这些一年前曾朝夕相处的伙伴：荷兰牛、英国猪、美国鸡、北京鸭……

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正乘车从沙坪坝进城，与这群牲畜大军不期而遇。

后来，他在题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的回忆文章中动情诉说：“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罗家伦先生的比喻很妥帖，赶牛人、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王酉亭真像苏武那样不辱使命，千里“放牧”，把这批优良品种一个也不少地带到了大后方。

“动物西迁”成了抗战时期教育内迁史上的一则佳话。那段烽火岁月，来到重庆的高校大多是西迁，它们一路向西，保存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文脉存续，这是另一种“愈炸愈强”的重庆坚韧精神的历史内核。

与其他内迁高校相比，中央大学动身最早而且一开始就明确地点，避免了“一迁再迁”的折腾与损失。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经感慨：“抗战时期，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中央大学松林坡校舍手绘图。 欧阳桦 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央大学接到内迁指令。“一路向西，直达重庆，没有丝毫犹豫。”1937年10月，在罗家伦的主持下，中央大学7个学院1500名学生、1000名教职员工及家属总共4000人，携带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共1900个箱子开始西迁。在下关码头，他们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鼎力相助，至11月基本完成迁徙，主校区设在了沙坪坝松林坡。

二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当我在南京大学校史资料上看到这两句话时，禁不住眼睛湿润。

面对农学院无法带走的1000多只动物，罗家伦宣布：“学校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均可，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此外，每个品种挑选最好的一对迁走，留做实验之用。”

这项任务落在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技术员王酉亭肩上。1937年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千钧一发之际，王酉亭高价雇佣四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至江边上船。

四艘大木船在枪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在浦口登陆，一上岸就沿浦镇至合肥的公路驱赶前行。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之际，“动物大军”已行至百十里之外。

第二年秋天，“动物大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到宜昌。宜昌交通部门负责人深为感动，同意将轮船底舱改造成家禽临时专用舱并免收运费，输送至重庆。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

那天，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还有附近的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师生、市民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或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

同仇敌忾，患难真情。

动物们来了，中央大学却没有适合的农场供其放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伸出援手，借出本校磁器口农场，供放养和实验之用，还提供房屋四间给农场人员寄宿办公；巴县中学租借附近10亩土地，给中央大学开辟为乳牛场，南京运来的名贵乳牛全部得以在此繁殖；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部分专家还到了荣昌刚创办不久的四川建华农业职业学校（今西南大学荣昌校区）指导“荣昌猪”“内江猪”等地方著名种猪的繁育。

教育内迁，保存中华文脉。可侵略者不会放过一张这样的“宁静书桌”，中央大学在重庆就被炸过三次。

1941年夏天，罗家伦在警报声中怀着悲愤的心情写道：“敌人还是不放过我们的……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下，我照常的和同仁们在‘室徒一璧’的房子里办公。修好以后，照常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里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上课……”

三

敌机轰炸中死伤最惨重的是内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1940年5月27日，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等7名师生在轰炸中遇难。

但轰炸没能炸垮复旦大学师生的意志。

“以嘉陵江畔的琅琅书声作为对轰炸声的最强有力回击。”复旦大学校友蔡可读在《夏坝岁月》中写道：“校园上空时常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但更常听到的是同学们的琅琅读书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做功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学校不通电，就用电石灯、桐油灯、蜡烛挑灯夜战；学生们把掺着虫、皮、稗、石、沙、老鼠屎的粥饭叫‘八宝饭’，戏称碎石沙子助消化；下饭的盐煮胡豆也是粒数有限，大家互相监督不许多吃。”

同样艰难而动人的情景出现在沙坪坝的小龙坎和九龙坡的黄桷坪。

1940年秋，上海交大（指上海交大总校，当时该校有北京、唐山、上海等多所分校）在重庆重新建立。校舍暂借沙坪坝小龙坎无线电厂宿舍改建而成。

上海交大校友束耀生在《重庆小龙坎交大初见时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大部分为沦陷区来的穷学生，依靠贷金读书，生活清苦简朴，连课本也买不起。大多数同学是上课记笔记，课后互相对照着补充，互相切磋，亲密无间……有时日机日夜不断，紧急警报日夜也不解除，以致只能24小时躲在防空洞中……后来我们习惯了，就用听到飞机声才进防空洞的办法来对付。全校师生都同仇敌忾，无所畏惧，有时还上课，以补失去的时间。”

1942年夏天，上海交大迁到九龙坡黄桷坪，校舍由交通部电讯人员训练所改建而成，位于现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

上海交大在九龙坡的校舍。上海交大校史文博中心供图

“初建九龙坡时，房子虽已建好，但电灯未装，晚上自修靠菜油灯。”交大老校友袁森泉在《银发忆旧学》中回忆：“每人一盏，油烟很大，我戴着口罩，一会儿鼻口就变黑了。但学生们专心做功课，别的都不顾，也无怨言。”

在九龙坡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走在校园里。上海交大校史文博中心供图

由于条件过于简陋，宿舍卫生条件很差，“最令人头痛的是讨厌的臭虫。”另一位校友孙良起回忆：“为防臭虫从地面爬上床，我们把四个床脚分别用香烟罐头套上，灌水，在地面和床脚间构成一圈护城河，臭虫就不能入侵了。”

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无须更多引用内迁高校师生的回忆文字，足以说明80多年前的大学经历着怎样的烽火岁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这句名言，出自抗战前夕。我以为用来概括抗战内迁高校的境界更为精准。

不管是昆明的西南联大，陕西汉中的西北联大，还是西迁贵州湄潭的浙大，迁到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以及迁到重庆的多所大学，校舍都十分简陋，大多泥墙草屋凑合。

没有大楼，却有大师，更有信仰、有风骨、有气节、有才情、有血性与使命。这，或许正是“愈炸愈强”的基因密码。

这样的密码在哪里呢？重回历史现场，或可以解密。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松林坡有一处纪念亭，亭里有一块镌刻着“中央大学迁渝纪略”的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几句——

“万里流离，会于蜀山，居陋室，食粝粟，且时有敌机之扰。于是敌忾同仇，夙兴夜寐，益发愤于授业传道……渝校师生，国难飘泊，忠义愤激，救亡雪耻，弦诵不绝……”

从碑文里，我们该读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