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舌虽无骨，却能碎骨。

《资治通鉴》有言：“明者慎微，智者识几。”

言语得失之间，常系身家性命。

古往今来，多少豪杰因一言不慎而万劫不复。

口舌之祸，猛于虎狼。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才学盖世，深得信任。

他奉诏主持编纂北魏国史《国记》，务求实录。

书成后，有同僚建议将这部详实记载拓跋氏早期历史的巨著刻石立碑，公诸于世。

崔浩自恃功高，竟欣然同意。

石碑矗立通衢大道，过往行人皆可驻足观看。

书中那些拓跋鲜卑先祖不光彩的秘辛与习俗，瞬间暴露于天下。

鲜卑贵族们看到后，无不羞愤难当，怒火中烧。

拓跋焘闻讯震怒，认为崔浩此举是故意羞辱皇室。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一场大狱兴起。

崔浩被锁拿入狱，备受酷刑。

最终，这位北魏第一谋臣连同其家族、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尽遭屠戮，史称“国史之狱”。

刻石纪功，本是彰显功业，却因泄露了不能言说的隐秘，酿成滔天大祸。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于此沉痛记载：“备五刑之具，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股栗。

历史的教训，在近代亦能找到冰冷的回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基于实地调查所见，忧心忡忡，直言上书。

他的“万言书”坦率陈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后果。

其言辞恳切，本为匡正时弊。

然而，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下，这封坦陈民瘼的信件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彭德怀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罢免国防部长等要职。

此后多年，他远离权力中心，处境艰难。

直言敢谏，反罹奇祸。

无论是崔浩的“刻石泄密”，还是彭帅的“上书言事”，皆因触及了当时最为敏感的核心，纵然初衷非恶，亦难逃祸从口出之劫。

西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出身显贵，才华横溢，却因言语尖刻得罪权贵而罢官。

赋闲在家，他心怀怨望。

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写信劝他闭门思过，低调自处。

杨恽非但不听，反而回了一封著名的《报孙会宗书》。

信中，他不仅为自己辩解，更以嬉笑怒骂之笔，描绘自己“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的狂放生活，甚至讽刺朝廷“遭遇变故，横被口语”。

其中“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等句，更显桀骜不驯。

此信落入他人之手。

汉宣帝刘询读罢，勃然大怒。

他认为杨恽毫无悔过之心，且语含讥刺，大逆不道。

当时恰逢天现日食，这本是自然现象。

宣帝却将天象异变归咎于杨恽“骄奢不悔”。

五凤四年（前54年），杨恽被以大逆不道之罪腰斩于市，妻儿流放酒泉。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记此惨剧，足见怨言泄愤之祸烈。

逞一时口舌之快，图片刻宣泄之畅，终招致身死家亡。

历史的警钟，在近代文人的遭遇中亦能听到沉重的余音。

革命家瞿秋白被捕后，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

这篇长文以罕见的真诚进行自我剖析，流露出对政治的复杂感受和对文学未竟的遗憾。

其中某些低沉、彷徨乃至略带消沉的文字，如“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本是其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

然而，当它被公之于众，在特定的解读语境下，这些“多余的话”却成了“叛变投降”的“铁证”。

这极大地影响了他身后的评价，使其长期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

杨恽的怨怼书信与瞿秋白的狱中独白，时隔两千年，却同样因文字承载了个人复杂乃至“不合时宜”的心绪，在传播中被曲解、放大，最终酿成个人无法承受之重。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笃信图谶之术，常以此决定国家大事。

大中大夫桓谭，学识渊博，性情耿直。

他屡次上书，痛陈图谶荒诞不经，绝非圣人之道，劝谏光武应以儒家经典治理天下。

言辞激烈，态度坚决。

一次朝议，光武帝欲以图谶决断灵台选址。

他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

桓谭沉默良久，直言：“臣不读谶。”

光武追问其故。

桓谭竟再次激烈抨击图谶是欺世惑众的“巧慧小才”所为。

光武帝刘秀勃然大怒，厉声呵斥：“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金殿之上，杀气骤起。

桓谭吓得叩头流血，苦苦哀求。

良久，光武帝怒气稍解，但仍将他贬为六安郡丞。

年逾古稀的桓谭，在赴任途中忧惧交加，郁郁而终。

《资治通鉴》卷四十四记载此事，揭示了直言强谏在帝王权威前的巨大风险。

即便出于公心，若不顾及君王颜面与接受程度，亦会引火烧身。

近代中国，亦不乏因言获“咎”的深刻案例。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著名学者梁漱溟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农民问题发言。

他认为建设时期不应过度损害农民利益，并希望领导能“雅量”听取不同意见。

其发言中“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比喻，引起轩然大波。

领袖当场严厉驳斥，斥其言论为“反动思想”。

会议风向骤变，梁漱溟被猛烈批判为“伪君子”、“用笔杀人”。

他虽未被处以古代般的刑罚，但自此在思想界陷入长期沉寂，失去了公开表达的平台。

桓谭的廷争面折与梁漱溟的政协发言，虽时代迥异，却都因触及了当时最高权威的认知或决策，其直率的表达方式未能被接受，反遭严厉打压，展现了“谏言不当”带来的另一种祸患。

《资治通鉴》如镜，映照千年兴替。

口舌之祸，贯穿古今，从未断绝。

崔浩刻石、杨恽怨书、桓谭廷争，皆以血泪印证“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之箴。

近世之鉴，亦声声在耳。

言语非刀剑，却可断前程，甚者毁身家。

智者当知，言贵适时，语贵有度。

于纷繁世相中，守住口舌，便是守住了安身立命的一道屏障。

口能载舟，亦能覆舟，慎之，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