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瞿秋白慷慨赴死，建国后毛主席却说：以后少纪念他！有何隐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生命很短暂，才活了36岁，就在1935年被国民党处决了。很多人记得他，是因为他在临终时从容唱着《国际歌》，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精神。不过建国后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那样的同志。”

1899年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瞿家曾是当地的显赫家族，拥有较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但到瞿秋白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他的父亲是一位传统儒家学者，从小便培养瞿秋白研读经典诗文，尤其是唐诗宋词，随着家境衰败，这种宁静的家庭生活迅速被打破。

家道中落让瞿秋白的父亲难以再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家里的负担愈加沉重。面对困境，年轻的瞿秋白很早便肩负起家庭重担。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辍学谋生，放弃了原本广阔的未来。

1916年，瞿秋白的母亲在债务和生活压力的重压下选择了自尽。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深深震撼了17岁的瞿秋白。三天后他痛心写下《哭母诗》，诗中充满了悔恨与悲痛，也让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贫弱是导致家庭破败的根源。从那一刻起，瞿秋白心中的革命理想开始萌发。

次年瞿秋白为摆脱困境，前往北京继续学业。由于经济原因，他未能进入北京大学，而是选择了俄文专修馆，这里免费提供教育，并让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他心中生根发芽，革命的火种悄然点燃。

在这段时期瞿秋白的革命思想逐渐成型，他开始明确自己要投身于改变社会的浪潮中。参与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他逐步认识到，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改变国家命运，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

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受命前往苏联考察。这段经历让他亲眼见证了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革，深受触动，随后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作品，系统介绍了苏联革命的经验，使他成为第一个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苏联革命的人。

1922年，瞿秋白在张太雷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国共两党开启第一次合作，瞿秋白作为共产党代表，参与起草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他对国民党纲领的理解深刻，孙中山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才华出众，帮助国共合作顺利展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洗共产党人。陈独秀未能有效应对危机，瞿秋白临危受命，成为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成功带领党渡过难关。

1929年，共产国际再次给中共下达指示，要求党采取更为冒险的进攻策略，发动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当时，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攻入长沙，李立三在东北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立即在哈尔滨和沈阳发动工人起义。

李立三的意图很明显，他想利用东北的暴乱，激化苏联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希望借此让苏联支持中国的革命。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直接把李立三给训斥了一番，还决定彻底放弃他，并派瞿秋白回国处理这件事。

瞿秋白因此第二次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国际的真正意图，反而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为李立三辩护，结果被王明等人猛烈攻击。

在随后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迫下台，从此退出了党内的核心圈子，转向了自己多年来一直热爱的文学领域，王明并没有就此放过他，王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瞿秋白的“错误”，并将他调到条件艰苦的中央苏区，几乎是把他“流放”了。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瞿秋白与毛主席有不少接触。毛主席常常开玩笑，而瞿秋白则总是保持严肃的面孔。事实上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还曾批评过毛主席，甚至提议中央政治局不要让毛主席继续担任候补委员。

1931年瞿秋白回到上海治疗肺病，并与鲁迅结识，两人共同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在上海瞿秋白翻译了大量俄文革命作品，包括《国际歌》，并写下了许多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系统地传播马列主义理论，为党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4年，瞿秋白前往中央苏区主持教育工作。在苏区，他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开展扫盲活动，培养了大批文化干部。毛主席称他为“老师”，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

次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然而瞿秋白由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无法随军而留在苏区继续战斗。长征开始后他的病情愈加严重，最终决定前往上海治疗。为了避免暴露，瞿秋白与邓子恢等人乔装成商人，悄然离开瑞金。

他们不熟悉路况，在途中不幸被国民党保安团发现并遭到围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瞿秋白劝邓子恢带队突围，他自己则决定留在树丛中掩护队伍。邓子恢不同意，但瞿秋白执意如此，最后他被敌军发现并俘虏。

被带到长汀后，恰巧遇到了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认识的宋希濂。宋希濂对瞿秋白的才学深感钦佩，虽身为敌人，却对他“优待”有加。宋希濂曾劝他投降，但瞿秋白坚决拒绝，始终保持着革命信仰。

在监禁中，瞿秋白没有被敌人打垮，而是用笔写下了近2万字的《多余的话》。文章中，他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既有对革命的深刻思考，也流露出矛盾和痛苦。许多人读后误以为这是瞿秋白的“投降书”，但事实上他在文章中并未出卖同志，也未为自己的生死求情。

蒋介石为何非要杀瞿秋白不可？瞿秋白是1927年八七会议上为党的方向定调的人，更是那个时期共产党内深受重视的理论家。尽管他在后来的领导层中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但他的思想影响力依旧强大。

瞿秋白以其犀利的笔触，特别是《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向世人揭示了国民党劝降的虚伪，将国民党的政治策略戳得千疮百孔。文章表面看似是自我反思和检讨，但实际上它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的虚伪立场，并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软弱和无能。

当时蔡元培等大佬曾联合起来向蒋介石求情，希望能救瞿秋白一命，但蒋介石毫不动摇，甚至愤怒地摔碎了手中的茶杯：“这个人如果还活着，我们脸往哪里搁？”如果他活着，就意味着共产党和革命的理想依然存在，这样的威胁蒋介石绝不能容忍。

有人说瞿秋白曾在中统递交的劝降报告中冷静回应：“我瞿某的头颅可以给你，信仰不能给。”到了6月17日，瞿秋白突然请求见宋希濂，简单说是想喝一杯茶，聊几句，宋希濂那时在办公室里踱步，反复思考着是否该去见他，最后他没有去。

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不是不想见，而是怕见了面，喊出那声‘老师’，就没法执行命令了。”这种深刻的矛盾感，折射出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在瞿秋白临刑前三天，宋希濂曾悄悄站在窗帘后，默默注视着瞿秋白在院子里散步，甚至看见他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那一刻宋希濂的心情复杂，既有对这位“老师”的深深敬意，也有对即将发生的事的无奈和痛苦。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穿上整洁的白裤子和黑色对襟唐装，泡了一杯浓茶，点燃香烟，静静地坐在窗前思考。当枪决命令宣读时，他镇定自若，只提出两点要求：“我希望坐着受刑，不要跪下。第二，请不要打头。”

9点20分，瞿秋白走出囚室，神情从容。他站在刑场上，面对围观者，简短而激昂地说道：“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十分钟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行刑前，他平静地环顾四周，缓缓说道：“此地正好，开枪吧。”

三声枪响划破了长汀的天空，鲜血洒在草坪上。宋希濂站在远处，默默向瞿秋白的遗体行礼，转身离去，心中充满了悔恨。他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刻，泣不成声：“一生罪孽，唯杀瞿先生最为悔恨。”

瞿秋白的牺牲虽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精神却如烈火般永存于历史之中，成为后人永远敬仰的革命英雄。

不过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一直坚定地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为了政治需要伪造的。而与她的观点相反，丁玲在延安看到瞿秋白的遗稿后，认为那是瞿秋白亲自写的。她根据自己对瞿秋白文风的了解，觉得文章的风格符合瞿秋白的写作方式。

解放后，我党内部对瞿秋白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毛主席和周总理曾认为他晚节不保。1962年毛主席看到香港报纸上刊登的《多余的话》后，亲自批示：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像方志敏这样的英雄。

直到1979年，瞿秋白的妹妹瞿轶群积极争取，中央才成立专门调查组，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走访，最终确认方志敏的文稿是党内地下工作者通过艰苦努力从敌人手中带出来的，而瞿秋白的文稿则是从敌人那里流传出来的。经过这次调查，瞿秋白的事情得到了澄清，他的名誉也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