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爸是火葬场守夜人，捡到一个布包，打开后全家连夜搬走

我爸叫李建国，一个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名字。

但他有个不那么普通的工作。

他是火葬场的守夜人。

九十年代，这份工作在旁人眼里，晦气，还带点邪性。

但在我们家，这只是一份能换来三餐温饱的差事。

我家的房子，就在火葬场后面的职工宿舍区。

一排灰扑扑的红砖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院子里种着几棵歪脖子槐树，据说能镇住不干净的东西。

小时候，我最怕的不是鬼，是别的小朋友问我爸是干什么的。

我一说，他们就做着鬼脸跑开，好像我会传染什么厄运。

后来我学聪明了，我说我爸是民政单位的。

这倒也没错，火葬场归民政局管。

我爸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背有点驼，手上全是老茧。

他很少笑，但看我的时候，眼神总是温和的。

他身上总有股淡淡的烟味和若有若无的焚香味道。

我妈总说，那是洗不掉的“死人味”。

她说这话时，脸上总带着一股愁苦和认命。

火葬场离镇子中心很远，在城郊的山脚下。

白天，这里是人间悲欢的终点站，哭声震天。

到了晚上，一切归于死寂。

只有焚化炉那根高耸的烟囱，偶尔在夜里还会冒着不易察觉的轻烟。

我爸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份死寂。

防止有人来偷东西，也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

他有一间小小的守夜人值班室，就在焚化车间旁边。

里面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老旧的军绿色暖水瓶。

桌上的搪瓷缸子，茶垢厚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我爸不信鬼神，他说，人死了就是一把灰，哪有那么多故事。

他还说，活人才可怕。

我当时不懂，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那件事，发生在1994年的夏天。

那年的雨水特别多，天总是灰蒙蒙的，像是烧坏了的宣纸。

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腐烂的潮湿气味。

我记得那天晚上，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石棉瓦上，噼里啪啦，像是有一万只手在疯狂敲鼓。

我妈絮絮叨叨地在屋里各个角落放上脸盆和水桶，接住那些从房顶漏下来的雨水。

“这鬼天气，”她一边忙活一边抱怨，“你爸今晚又得受罪了。”

我爸临走前，我妈给他煮了两个鸡蛋，让他揣着。

“晚上饿了垫垫肚子，别总抽烟。”

我爸没说话，只是接过鸡蛋，用他那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

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披上雨衣，拿起手电筒，就走进了茫茫雨幕里。

他的背影，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不安稳。

窗外的雷声一声接着一声，闪电把屋子照得惨白。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院子里的槐树倒了，砸穿了屋顶。

半夜，我被一阵响动惊醒。

不是雷声，是开门的声音。

我睁开眼，看见一个人影站在门口，浑身湿透，正在往下滴水。

是我爸。

他本该在值班室，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的。

我妈也被惊醒了，她坐起来，声音带着睡意和惊慌：“建国？怎么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我爸没开灯，只是反手把门插上。

他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异常沙哑和压抑。

“别开灯。”他说。

然后，他借着窗外偶尔划过的闪电，走到桌边，将一个东西放在了上面。

“咚”的一声闷响，听起来沉甸甸的。

我妈下了床，摸索着点亮了那盏煤油灯。

昏黄的火光跳动着，照亮了我爸的脸。

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在发抖，额头上的雨水和冷汗混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的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恐惧。

那不是撞见不干净东西的害怕，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具体的，仿佛被野兽盯上一般的惊恐。

我妈也被他的样子吓坏了。

“你这是怎么了？快说话啊！”

我爸的目光，落在了桌上那个东西上。

那是一个布包。

一个很普通的蓝色土布包，被雨水浸透了，颜色深一块浅一块，上面还沾着泥点。

布包的口，用一根红色的棉绳紧紧地扎着。

“这是什么？”我妈问。

“捡的。”我爸的声音干涩。

“在哪儿捡的？”

“告别厅门口的台阶上。”

他说，今晚后半夜，送来一个加急的。

据说是车祸死的，家里人着急，托了关系，连夜就要烧。

家属来得匆忙，哭哭啼啼，手续办完就把人送进了焚化车间。

我爸看他们走了，就循例去各处巡查一下门窗。

走到告别厅门口，手电筒的光扫过，就看到了台阶角落里的这个布包。

“可能是谁家丢的，”我妈说，“明天给人家送回去就是了。”

我爸摇了摇头，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

“不是……我本来也这么想的。”

“可我拎了一下，太沉了。”

“不像是衣服或者骨灰盒。”

他咽了口唾沫，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我得打开看看。”

我妈也紧张起来，盯着那个布包，仿佛那里面会跳出什么怪物。

我爸伸出颤抖的手，去解那根红色的棉绳。

绳子被水打湿了，系得很紧，他解了半天都没解开。

最后，他失去了耐心，从裤腰带上摸出一把小折刀，割断了绳子。

布包的口松开了。

我爸没有立刻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他只是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就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把手缩了回来。

“是钱。”他几乎是在用气声说话。

“很多钱。”

我妈愣住了，我也屏住了呼吸，躲在被窝里，只敢露出一双眼睛。

我爸一咬牙，抓着布包的底，猛地一抖。

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都倒在了桌子上。

真的是钱。

一沓一沓的“大团结”，用牛皮筋捆着，整整齐齐，散落开来，几乎铺满了整张桌子。

九十年代的十元纸币，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

我妈捂住了嘴，眼睛瞪得滚圆，煤油灯的光在她眼中跳跃，映出贪婪和恐惧交织的复杂光芒。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但是，钱的下面，还压着别的东西。

我爸拨开钱，把那几样东西拿了出来。

一把小刀，刀刃不长，但很锋利，上面还带着暗红色的，已经干涸的血迹。

一张照片，黑白的，上面是一个男人的脸，寸头，眼神很凶，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显眼的疤。

还有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起来的硬物。

我爸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他慢慢地，一层层地解开那个红布包。

里面，是一截断掉的手指。

指甲盖青紫，切口很不平整，像是被硬生生砍下来的。

“啊——”我妈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随即死死捂住自己的嘴，身体瘫软下去，靠在了墙上。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窗外的雨声和我们沉重急促的呼吸声。

桌上的钱，不再是财富，而成了一堆烫手的炭火，散发着血腥和危险的气息。

我爸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呻吟着。

“这不是普通人丢的钱。”他喃喃自语。

“这是要命的钱。”

“今晚送来的那个车祸死的……可能根本不是车祸。”

“这是黑吃黑，是杀人抛尸。”

“他们把这里当成了毁尸灭迹的地方。”

“这包东西，是他们慌乱中落下的。”

我爸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敲在我妈和我心上。

“那……那怎么办？”我妈带着哭腔问，“报警？”

“报警？”我爸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怎么说？说我一个守夜的，半夜三更捡到了一个装满钱和断指的包？”

“警察会信吗？”

“就算信了，那些人要是知道东西在我们手上，他们会放过我们吗？”

照片上那个男人凶狠的眼神，仿佛穿透了相纸，正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我们。

“那……那把东西扔了？放回原地？”我妈颤抖着提议。

“晚了。”我爸绝望地摇头，“我拿着它一路跑回来，万一被人看见了呢？”

“而且，值班室我没回去，明天一早他们发现我不在，肯定会怀疑。”

“我们说不清了。”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我妈突然开始小声地哭泣，压抑又绝望。

我爸盯着桌上的东西，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有恐惧，有挣扎，最后，变成了一种决绝。

“不能待在这儿了。”他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我们得走。”

“走？去哪儿？”我妈茫然地问。

“不知道，去哪儿都行，离这里越远越好。”

“现在就走，连夜走。”

我妈被我爸的决定惊呆了。

“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东西……”

“命重要还是东西重要？”我爸低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妈这么大声说话。

我妈不敢再出声了。

我爸开始行动起来。

他把那把带血的刀，那张照片，和那截手指，用原来的布包重新包好，塞进了炉灶最深处的灶膛里。

“这些东西，烂了也不能让人看见。”

然后，他把桌上的钱飞快地分成两沓，找了两个布袋装起来。

他把一个布袋递给我妈：“你缝在贴身衣服里。”

另一个，他自己也同样处理了。

“快，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别拿多了，吃的带上。”他催促着我妈。

我妈擦干眼泪，也开始机械地收拾起来。

我从被窝里爬出来，呆呆地看着他们。

我爸走过来，蹲下身，用他冰冷的手摸着我的脸。

“强子，别怕。”他说，“咱们……就是搬家。”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满是血丝和恐惧，我知道，我们不是在搬家。

我们是在逃命。

十分钟后，我们收拾好了一个小小的包裹。

里面只有几件衣服，一些干粮，和我家全部的积蓄——不到三百块钱。

我爸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们住了快十年的家。

他的眼神里没有留恋，只有急迫。

他吹灭了煤油灯。

“走。”

他打开门，外面的雨好像小了一些，但天还是漆黑一片。

他背起我，我妈提着包，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消失在了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专挑泥泞的小路和庄稼地穿行。

我爸的脚步很快，很稳，即使在黑暗中，他也像一头熟悉自己领地的野兽。

我趴在他宽阔但已经不再坚实的背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剧烈的心跳。

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才走到了邻镇的火车站。

那是一个破旧的小站，站台上冷冷清清。

我爸买票的时候，手还在抖。

“去哪里？”售票员懒洋洋地问。

我爸看着时刻表，随便指了一个最远的地名。

“广州。”

那是一趟绿皮火车，拥挤，缓慢，充满了各种混杂的气味。

我们在硬座车厢找了个角落坐下。

我爸把我们俩夹在中间，他自己靠着过道，一双眼睛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上车的人。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好像才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瘫在了座位上。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在火车上的几十个小时，我爸几乎没有合眼。

任何一个穿着打扮有点凶悍的男人走过，他的肌肉都会瞬间绷紧。

他不敢用那些钱，连买饭都用我们自己带的零钱。

那些钱，像烙铁一样，烙在他的胸口，也烙在我妈的胸口。

我妈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抱着我，不停地流泪。

到了广州，我们并没有停留。

我爸说，大城市人多眼杂，容易被找到。

他又买了一张车票，去了一个我们谁都没听说过的小县城。

我们就这样，像浮萍一样，一路南下，一路漂泊。

每到一个地方，都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东西。

我爸的警惕心，没有丝毫放松。

他换掉了我们所有的衣服，扔掉了所有可能和家乡有关的东西。

他甚至开始学着说蹩脚的南方口音。

他让我们管他叫“老王”，管我妈叫“王嫂”。

我的名字，也从李强，变成了王强。

李建国一家，从那个雨夜开始，就已经“死”了。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在一个偏远的海边小镇安顿了下来。

这里天高皇帝远，南腔北调的人很多，没人会在意我们的来历。

我爸用那些钱，盘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开了一家杂货铺。

他把剩下的钱，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铁盒子里，埋在了杂货铺后院的地下深处。

我们的生活，似乎重新开始了。

杂货铺的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维持生计。

我爸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了。

他学会了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到半醉才肯睡觉。

我知道，他是在用酒精麻痹自己，麻痹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经常在半夜惊醒，大喊着“别过来”，然后满头大汗地坐起来，点上一根烟，一抽就是一整夜。

我妈也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爱唠叨的女人。

她变得小心翼翼，看谁都像坏人，每天除了守着店，就是把我关在家里，不许我出去。

那个布包里的东西，成了我们家一个绝口不提的禁忌。

但它就像一个幽灵，笼罩着我们新的生活，让我们喘不过气。

我上了学，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别的孩子一样。

但我知道我不同。

我没有过去，没有老家，没有除了父母之外的任何亲人。

当老师问起我的家乡时，我只能含糊地说，很远，不记得了。

几年过去了，我们似乎真的安全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那个遥远的北方小镇，那个雨夜，联系起来。

我爸的酒喝得少了，但烟抽得更凶了。

他的背，也更驼了。

我妈的脸上，有了些许笑容，但那笑容底下，总是藏着一抹化不开的忧愁。

那笔钱，我们家再也没有动过。

它就像一个罪恶的源头，被深深地埋在地下，我爸宁愿起早贪黑地做生意，也不愿去碰它分毫。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而又压抑地过下去。

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年。

那是2003年，距离那个雨夜，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

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需要一笔不菲的学费。

家里的积蓄不够。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妈叫到后院，两个人商量了很久。

我躲在门后，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把那个……取出来吧。”我妈的声音很低，“为了孩子上学。”

我爸沉默了很久，只听见他一声长长的叹息。

“作孽啊。”他说。

那天夜里，我爸挖出了那个铁盒子。

盒子已经锈迹斑斑，打开后，里面的钱因为潮湿，有些已经发霉了。

我爸一张一张地把钱擦干净，晾干，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进行某种沉重的仪式。

他数出学费的数目，剩下的，又原封不动地包好，重新埋了回去。

拿着那些带着霉味和泥土气息的钱去交学费时，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总觉得，这些钱上面，沾着血。

大学四年，我过得很节俭，拼命拿奖学金，做兼职。

我不想再用那个铁盒子里的钱。

我想靠自己，把我们一家从那个泥潭里彻底地拉出来。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报社，成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

或许是潜意识里，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去寻找某种答案。

我很少回家，因为每次回去，看到父母那饱经风霜的脸，我都会想起那个无法摆脱的夜晚。

2010年，我爸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得厉害，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多年的担惊受怕和烟酒侵蚀，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

我把他接到省城最好的医院，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想挽回他的生命。

但医生说，太晚了。

在我爸最后的日子里，他反而变得很平静。

他不再做噩梦，也不再半夜惊醒。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病床前，对我说：“强子，有件事，憋在我心里太久了。”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爸，都过去了。”我握着他枯瘦的手。

他摇摇头，喘着气说：“过不去。”

“我这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除了那件事。”

“我拿了不该拿的钱，像老鼠一样活了大半辈子。”

“我没给你和你妈一个安稳的日子。”

“我对不起你们。”

他的眼角，流下一行浑浊的泪。

“爸，你别这么说，如果不是你，我们一家可能早就没了。”

他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死后，你回老家一趟，把剩下的钱取出来，匿名捐了吧。”

“就当是……赎罪。”

说完这些，他的精神迅速地衰败下去。

几天后，他走了。

临终前，他一直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石头，到死都没能放下。

处理完我爸的后事，我按照他的遗愿，回到了那个海边小镇。

我挖出了那个铁盒子。

里面的钱，大部分已经粘连在一起，霉变得不成样子。

我把它们送到了银行，费了很大功夫，才兑换出一部分。

然后，我以一个匿名的名义，把钱全部捐给了一家孤儿院。

做完这一切，我并没有感到轻松。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源头，还没有解决。

我利用记者的身份，开始调查一起陈年旧案。

——1994年，北方某小镇，火葬场抛尸案。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卷宗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跑了无数个部门，找了无数个当年的办案人员。

终于，我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当年，确实有一个外地来的犯罪团伙，在本地进行了一场火拼。

死了一个人，另一个人带着钱和“信物”跑了。

所谓的信物，就是那截断指。

而那个带着钱跑路的人，就是照片上那个眉骨有疤的男人。

他叫陈虎，是个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

警方当年追查了很久，但陈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案子，成了一桩悬案。

我找到了当年负责这起案子的一位老刑警，他已经退休了。

我把我爸的故事，隐去姓名和关键信息，当成一个“听来的故事”，讲给了他听。

老刑警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故事里的这个人，他做了一个普通人在那种情况下，最可能，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他保住了自己的家，但也背负了一辈子的枷锁。”

“至于那个陈虎，”老刑警喝了口茶，“这种人，要么早就死在哪个角落了，要么，就是换了个身份，躲起来了。”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跑不了一辈子的。”

和老刑警的谈话，让我心里好受了一些。

我爸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想要保护家人的普通父亲。

我把母亲也接到了省城生活。

她的话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她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她在想我爸，在想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随着我爸的去世，永远地尘封起来。

直到有一天，报社接到了一个任务。

去采访一个知名的企业家，他最近给家乡捐了一大笔钱修路，是个慈善家。

主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看了看资料，那个企业家的名字叫王德发，一个很俗气的名字。

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面带微笑，看起来和蔼可亲。

但在看到他左边眉骨的那一刻，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那道疤，虽然过了近二十年，变得淡了一些，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它和那张黑白照片上的疤，一模一样。

他就是陈虎。

我拿着资料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没有死，他改了名字，洗白了身份，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一个慈善家。

而我的父亲，一个善良本分的普通人，却因为他，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最后在痛苦和悔恨中死去。

一股巨大的愤怒和不甘，涌上了我的心头。

凭什么？

我接下了这个采访任务。

我要去见他，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毁了我们一家的人，现在是什么样子。

采访的地点，在他的公司总部，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

我见到了他。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显老态，但精神很好，举手投足间都带着成功人士的自信。

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谈论着他的发家史，他的慈善事业。

他说他出身贫寒，全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

他说他信佛，相信因果报应，所以要多做善事。

我看着他虚伪的脸，听着他冠冕堂皇的话，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采访快结束时，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王总，我听说您不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儿的？”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一瞬间的僵硬。

“呵呵，老家啊，北方的，一个小地方，不说也罢。”

“听说王总年轻的时候，经历也很坎坷？”我又追问了一句。

他的眼神变了。

那和蔼可亲的面具下，透出了一丝当年的凶狠。

“小王记者，你问的有点多了。”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没有退缩，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只是对您的过去很感兴趣，特别是，1994年的那个夏天。”

我说出“1994”这个年份的时候，他端着茶杯的手，明显地抖了一下。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像刀子一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吗？”我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放在了桌上。

那是我特意去老家，从灶膛里挖出来的，那个早已腐朽不堪的蓝色布包。

虽然已经看不出原样，但那根被我爸割断的红色棉绳，我还留着。

看到那个布包和红绳，陈虎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就和我爸当年从雨夜里跑回家时，一模一样的脸色。

“你……你是谁？”他的声音在发颤。

“我是谁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火葬场的那个守夜人？”

他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拿着带血的钱，成了大善人。”我的声音冰冷，“而那个被你吓得背井离乡的普通人，却在恐惧和自责中，过完了他的一生。”

“你信的因果，现在来了。”

我站起身，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走出那栋大楼，我抬头看了看天，阳光刺眼。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老刑警的电话。

“喂，张叔，关于那桩1994年的悬案，我……有新的线索了。”

我把所有的证据，包括我的采访录音，和我父亲的遗言，全都交给了警方。

半个月后，著名企业家王德发，也就是陈虎，被警方逮捕。

尘封了近二十年的案子，终于告破。

新闻出来那天，我给我爸的墓碑前，放了一份报纸。

“爸，你看到了吗？”

“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您……可以安息了。”

一阵风吹过，报纸被吹得哗哗作响，像是在回应我。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爸，还是当年的样子，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

他没有说话，只是对着我，露出了一个久违的，温和的笑容。

他的背，好像也直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