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之璋:中国科技落后不是从清朝开始,因为中国古代就没有科技!
发布时间:2025-08-16 19:12 浏览量:4
这是台湾“历史学家”武之璋针对“李约瑟之问”做出的回答。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序言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也叫“李约瑟难题”: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一问,引发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中外学术大讨论,至今热度不减。
武之璋认为:中国古代在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政治氛围下,从来就没有过科学技术。
他认为:西周和东周的早期,中国政 治环境宽松,约束松散,齐楚、晋国等诸侯国都出现过短期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政 治环境就再也没有宽松过。而在同期的希腊,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常态。
最典型的代表是齐国搞了一个类似“中央研究院”之类的机构“稷下学宫”,诸子百家由此产生。
诸子百家都在为诸侯称王称霸献计献策,尤其是道家、法家结合形成的黄老学派,其理论最邪恶,专门为专制独裁制造理论,成为君王南面之术的御用工具。
除了道法两家,还有一个墨家。墨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些小制作,但思想却跟道家、法家一致,主张“尚同”就是要天下共同尊同君王。
这三家学术都是迎合统治者的学术。但断灭中国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主要是道法两家。
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儒家,因为它不妨害思想自由,孔子就批评颜子“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所以儒家反对迎合、取悦。
真正尊崇道法思想的是帝王,是秦始皇、汉武帝,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汉儒董仲舒之流。
为了迎合统治者,董仲舒对原始儒家思想改头换面,把道家、法家、阴阳家塞进儒家思想里,汉儒们把精力用在讨好帝王、帮助帝王搞一言堂、文字狱和愚弄、控制臣民方面。
在这种帝王专制的环境里,根本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没有科学思想和技术发明。
作为“20世纪文艺复兴人”的科技史学者李约瑟,通过对中国科技40多年的研究,结论是:
“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是起源时间,还是发展的完美程度上,都堪称卓越。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就有着高度发达的科技和文明。
在武之璋眼中“最邪恶”的道家理论,在李约瑟看来却是中国科学之根:“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相媲美,而且成为中国整个科学的基础。”
“道家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
在武之璋眼中为独裁制造理论的道家思想,在李约瑟看来却是民主的、科学的:
“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源于道教的“四大发明”早在二战时期,就被李约瑟公之于世,引起世界震动。
武之璋认为道家是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大敌,但“道法自然”“无为之治”的根本主张的核心正是民主、自由。
“自然”事老子思想的最高价值。就是君王不得干涉百姓的自由发展(自化)和自主创造(自富),“无为”在于限权:不可以暴政威慑百姓,不能以“天下多忌讳”的条条框框束缚百姓。要以“能辅百姓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大道原则,辅助百姓各施其长,各得其所,实现“无不为”。
在君王与百姓之间,君王是“辅”,百姓为“主”,不可本末倒置。老子警告:“鱼不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百姓是君王之水,国家权力不可对百姓耀武扬威,离开百姓,政权将崩塌。
老子思想启蒙了法国魁奈的重农学派,启蒙了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同胞,哲学家克拉克说: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源于《道德经》的无为而治”。
美国中国经济专家邓正莱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中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
武之璋断定“中国古代从来没有科学技术”,但中国制陶业,青铜业、金属冶炼业,以及眼镜、钻井、天然气管道、中医中药、火枪火炮、齿轮、放大镜、避雷针、高炉炼铁、牛痘技术等等,却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创造。
李约瑟整理出古代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一百项“世界第一”。
武之璋不承认墨家有科技贡献,但当《墨经》明确记载十进制计数法时,西方人还没有数字的倍数概念,李约瑟感慨: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
《墨经》给直线以及点、线、面所下的定义非常精当,比西方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至少早一百年,墨家对“力学”的定义早于牛顿两千年。
墨家的小孔成像及其详细的科学实验记录,领先世界光学史。墨翟对杠杆、滑轮、浮力、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原理等的研究,被李约瑟称为“独步”:墨家的科研与技术处于“导夫先路”的地位,比希腊和印度更早”。
如果只是小发明,墨子何以配得起“科圣”?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第一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又何以称之为“墨子号”?
基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证,美国人类科技史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强调:“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源于中国:
从造纸到瓷器,从机械钟到马具、炼钢,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
李约瑟将中国科技的转折点确定为17世纪,有庞大的数字支撑和学界共识为什么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造船业和火炮,反过来被列强欺侮?为什么皇权独断专行得以历代维持?作为历史学家,武之璋为什么罔顾历史事实,曲解中国古代文化,否定中国古代科技?
《中国科学技术史》 总字数4500万字,内容涵盖哲学、历史、科学思想及数理化天地生农医等领域,历时50年完成。
在如此庞大的技术数据和历史资料、学界共识的支撑下,不得不让他发出“李约瑟之问”: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科技发达的中国,反而产生于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很显然,他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科技领先于西方,但17世纪以后落后了。
李约瑟将中国科技的转折点确定为17世纪,这100年,正处在全球殖民扩张与科学革命的转折期。而中国则处于明清易代的动荡期。1644年,李自成进京,明朝灭亡,满清入关。这才是李约瑟确定的转折点。
就是说在明朝的中前期,中国科技一直是领先世界的。
前几年,媒体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假如古代有诺奖,中国人可能要包揽所有奖项,比如墨翟物理学奖,葛洪医学奖,范蠡经济学奖,最可能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选是中国炼dan家群体。
这不是作者的虚妄之词,而是人民网、中国日报网、上观新闻等权威媒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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