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是一种最高级生活状态

胡适曾言：“中国哲学史上，若论思想的自由与超脱，庄子当为第一人。”

庄子一生淡泊名利，隐于市井却心游天地，以一支笔写尽世间逍遥。

他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红尘纷扰，多少人困于得失，而庄子独以一颗逍遥心，化枷锁为云烟。

庄子生于战国乱世，诸侯争霸，百姓流离。

他却如淤泥中的白莲，始终以超然之姿面对世事。

《庄子·逍遥游》开篇便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大鹏振翅高飞九万里，需借六月海风方能远行，而蜩与学鸠却讥笑：“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庄子借大鹏与蜩鸠之辩，道破世人局限：蜩鸠眼界狭小，以为飞翔不过树梢之高，又如何懂得大鹏俯瞰天地的境界？

世人常如蜩鸠，困于眼前得失，或追逐功名，或沉溺财货，看似忙碌，实则被外物所缚。

庄子在濮水垂钓时，楚王派使者邀他出仕。

他持竿不顾，反问：“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使者答：“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笑言：“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富贵如庙堂龟骨，自由如泥中龟尾，庄子选择了后者。

他深知：外物再美，若需以自由为代价，便是牢笼。

老子曾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庄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坐忘”——忘是非，忘生死，忘物我。唯有挣脱外物的执念，才能如大鹏般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战国名士惠子曾嘲讽庄子：“子言无用。”

庄子答：“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默然。

庄子以“无用之用”点破世人功利之弊：若眼中只有“有用”，人生便如立于悬崖，稍有不慎，万劫不复；而懂得“无用”之美，方能在方寸之间，开辟出逍遥天地。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读《庄子》，慨然写道：“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

红尘中人，若能如庄子般看淡荣辱，以“无用”修心，以“坐忘”处世，便再无可困住脚步的藩篱。

庄子曾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战国烽烟四起，世人或为权谋厮杀，或为生计奔命，庄子却独坐陋巷，以一支笔勾勒出超越生死的宇宙观。

《庄子·齐物论》中写：“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梦醒时分，他竟分不清自己是庄周化蝶，还是蝶化庄周。

这一“物化”之思，道尽庄子对自然法则的敬畏——万物本无界限，生死荣辱不过是造化的戏码。

楚王慕名拜访庄子，问他：“天下纷争，先生何以独善其身？”

庄子指向院中梧桐树：“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雁以不能鸣免于庖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楚王不解，庄子又道：“顺应四时，不逆风雨；安于天命，不争人欲。此谓‘天籁’。”

庄子笔下，真正的逍遥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与自然同频。

《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刀刃游走于筋骨之间，“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文惠君惊叹其技，庖丁却答：“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在庄子看来，庖丁的“解牛之道”正是逍遥的隐喻：看清世间规律，如庖丁目无全牛；顺应万物本性，如刀刃避开筋骨。如此，方能在纷繁世事中游刃有余。

战国名士惠子与庄子争论“鱼乐”之辩，亦成千古佳话。

二人游于濠梁，庄子见鱼悠然戏水，叹道：“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笑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这段对话看似诡辩，实则暗藏庄子对“天人合一”的追求——放下主观评判，以自然之心体察万物，便是逍遥的起点。

北宋文豪苏轼贬谪黄州时，写下《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字里行间，尽是庄子“齐物”思想的回响。

他观江月而悟：“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正如庄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唯有放下执念，顺应天地节奏，才能如江水般浩荡自在。

庄子妻死，惠子往吊，却见他“鼓盆而歌”。

惠子怒斥：“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淡然道：“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生死如四季轮转，哭嚎不过是违逆天道的徒劳。

《庄子·至乐》中写：“列子行食于道，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

髑髅入梦，对列子言：“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借此颠覆世俗对生死的恐惧：死亡并非终结，而是回归自然大化的安宁。

秦末隐士严遵读《庄子》后，弃官归隐，著书立说。

他在《道德指归论》中写道：“生者，假借也；死者，归真也。”

此言深得庄子精髓——生如借居客栈，死如归还故乡。

东晋陶渊明临终前作《自祭文》：“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这份面对死亡的从容，恰是庄子“安时而处顺”的践行。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

他笑拒：“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

弟子泣曰：“恐乌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答：“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这份超越生死的豁达，令唐代李白慨叹：“庄周梦胡蝶，胡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

庄子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世人常赞颂患难中的温情，庄子却道破真相：与其困于绝境相互依存，不如在广阔的江湖中各自逍遥。

《庄子·大宗师》中，子桑户死，孟子反、子琴张临尸而歌。孔子闻之，派子贡质问：“临尸而歌，礼乎？”

二人笑答：“是恶知礼意！”

庄子借此讽刺儒家礼法的桎梏——真正的逍遥，在于超脱世俗规范，回归本真天性。

魏晋名士嵇康深谙此道。

他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

即便面对司马氏的屠刀，他仍从容弹奏《广陵散》，临终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气度，恰是庄子“逍遥游”的绝佳注解。

北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庄子则更进一步：莲不染淤泥，人亦不必厌弃红尘。

《庄子·人间世》中，匠石见栎树“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却嗤之以“散木”，认为其木质疏松无用。

栎树托梦道：“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

庄子以树喻人：世人眼中的“无用”，恰是保全性命的“大用”。

明代思想家李贽读《庄子》，痛批道学虚伪：“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他主张“童心说”，认为人应如赤子般纯粹，这与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不谋而合。

可惜李贽最终因“离经叛道”入狱，临终前写下绝笔：“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这份宁死不屈的率真，正是庄子精神在明代的悲壮回响。

在996工作制与内卷焦虑蔓延的今天，庄子的逍遥哲学愈发显现出穿越时空的智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引用庄子“鱼乐”之辩，在《存在与时间》中探讨“诗意栖居”的可能。

他认为，现代人陷入“沉沦”状态，被功利与效率异化，而庄子的“无用之用”恰是一剂解药。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草枕》中写道：“难居世间，便在非人情的天地间暂游。”

这与庄子“乘物以游心”的境界异曲同工——当现实令人窒息时，不妨如大鹏展翅，在精神世界中开辟一方净土。

企业家稻盛和夫将庄子“庖丁解牛”的智慧融入管理，提出“看见事物本质”的经营哲学，带领京瓷穿越数次经济危机。

心理学家荣格从《庄子》中汲取灵感，提出“自性化”理论：人应像庄子笔下的栎树，接纳自身“无用”的部分，才能实现完整人格。

他在《金花的秘密》中写道：“让光明与黑暗和解，才是真正的圆满。”

这与庄子“混沌开七窍而死”的寓言遥相呼应——过度追求完美与秩序，反而会扼杀生命的自然韵律。

作家三毛一生践行庄子式的逍遥。

她在撒哈拉沙漠中写道：“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

即便遭遇丧夫之痛，她仍坚持“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

这种将苦难化作诗意的能力，正是庄子“安之若命”的现代演绎。

学者钱穆曾说：“中国思想大传统中，庄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庄子于濠梁观鱼，二者皆以独特方式参透生命真谛。

不同的是，阳明心学教人“事上磨练”，庄子哲学则说“虚室生白”——清空杂念，方见本性光明。

今日重读《庄子》，并非要人避世隐居，而是启示我们：

在房贷压力与职场竞争中，仍可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

在信息爆炸与价值混乱时，仍能如北冥之鱼化鹏高飞；

在生老病死的无常里，仍敢如庄子鼓盆而歌，笑对天地大化。

逍遥从来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选择。

正如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所言：“庄子是水的哲学家，他教会我们如何流动。”

若觉人生如困局，不妨翻开《庄子》，让两千年前的智慧，带你游于无何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