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6岁，跟妻子AA制几十年，如今母亲卧病在床，妻子连夜跑回

母亲的账本

＂这是......＂我的手指颤抖着翻开那本泛黄的账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王明生＂＂李淑芳＂两栏，每月的数字整整齐齐。

屋外的雨丝如针，窗户上结了一层雾气，恍如我此刻模糊的视线。

我叫王明生，今年五十六岁，在第二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如今也算半个退休人员。

八十年代初我进厂时，那可是铁饭碗，全厂职工近千人，三班倒，生产的拖拉机配件供不应求。

妻子李淑芳比我小三岁，在市百货商店当营业员，那时候的百货商店可是香饽饽，需要布票、棉票才能买到的确良、的确凉，需要粮票才能买到的大米白面，还有难得一见的进口商品，都让她在姐妹圈里倍有面子。

我们是同乡，是大院里的青年男女，八零年结的婚，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

说来也怪，我们夫妻从结婚第一天起，就坚持AA制生活。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西方的一些思想开始传入，我订阅了《参考消息》，对国外男女平等的婚姻观念极为推崇。

＂过日子各付一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叫真正的平等。＂我常这样对淑芳说。

最初她有些不解，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算常见的相处方式。

每月工资发下来，我们就照比例各自存入生活费，房租水电、油盐酱醋，甚至给父母的赡养费，都是一人一半。

母亲是老一辈人，从来不理解我们的做法。

＂过日子哪有算这么清的？你爸在世时，工资都是交给我的，家里大事小情都是一本账。＂母亲常皱着眉头说。

每当这时，我就会义正言辞地讲：＂新社会新风尚，男女平等，各自付一半，才是真正的尊重。小算盘不是小气，而是责任！＂

＂就你鸡蛋里挑骨头！＂母亲总是摇摇头，转身去厨房择菜。

那时候，我总觉得老人家思想老旧，跟不上时代步伐。

日子就这样过着，一晃就是三十年。

记得是二月的一个傍晚，北风呼啸，天还没黑透，我骑着二八大杠从厂里回来，推开家门就听见卧室里有异响。

我急忙冲进去，发现母亲躺在地上，身边翻倒着搪瓷水杯，嘴角歪斜，眼神恍惚，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那一瞬间，我的心揪成了一团，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太太，您这是咋了！＂我慌忙扶起母亲，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大声呼喊。

邻居老张听见动静赶来帮忙，我们合力将母亲送到了市立医院。

＂脑血栓，情况不太乐观。＂值班医生推了推眼镜，神情严肃，＂需要长期护理，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行动能力。＂

我站在走廊的白炽灯下，感觉天旋地转。

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拨号盘电话找淑芳。电话那头传来商店里熙熙攘攘的声音，我简短地说明了情况。

＂明生，真是不巧，我妹妹家出事了，我得回老家几天。＂淑芳语速很快，＂你先安排着，回头再说。＂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母亲住进了医院，我向厂里请了假照顾她。那时候的病房是六人间，每天清晨五点多就要起来排队打热水，抢着使用公共卫生间。

每天看着母亲无神的眼睛，我心如刀绞。

医院要求病人家属必须有人陪护，我只得在病床旁边的折叠椅上过夜，腰酸背痛不说，还得随时照应母亲的一切需求。

＂老王，你爱人咋没来啊？＂同病房的家属问我。

＂她有事出去了。＂我含糊应付着，心里却在盘算着每月的医药费。

按照我们的规矩，该各付一半，可淑芳却不在身边。

一天、两天、三天......

拨了几次电话到她娘家，都说人不在。

这些天里，我一边照顾母亲，一边跑前跑后去抓中药、煎药。我笨手笨脚地学着给母亲翻身、擦洗，心里又急又怨。

＂淑芳到底去哪了？这种时候怎么能不在？＂我心中不住地埋怨。

第七天的时候，母亲病情稍有好转，能说一些简单的话了。

＂淑芳......＂母亲颤抖的手指向门口，眼中含着期待。

我无奈地摇摇头：＂她去她妹妹家了，有事。＂

母亲的眼神黯淡下来，重新闭上眼睛。

电话里，淑芳依旧简短地说妹妹家的事情还没处理完。

＂什么事这么重要？＂我忍不住问道，声音因为疲惫而沙哑。

＂回来就知道了。＂她只这样回答，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入院的第十天，天下起了小雨。

我正在病房里给母亲喂药，护士小王探头进来：＂老王，有你电话，快去接一下。＂

是淑芳，说她明天回来。

这让我心情略微舒畅了些，至少终于有个盼头了。

到了深夜，值班室的钟敲了十一下，病房里的灯都熄了，只剩走廊上昏黄的应急灯。

我正迷迷糊糊地在椅子上打盹，忽然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抬头一看，淑芳拎着大包小包站在病床前，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眼睛里却闪着光。

＂你......＂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又惊又喜，还带着一丝埋怨。

不等我问，她径直走向母亲的床边，轻轻抚摸着母亲的额头，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只保温壶。

＂这是我托人从老中医那里求的药膳，专门对脑血栓有好处。＂她小声说，生怕吵醒了熟睡的病友。

然后又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叠钱：＂这是我的那份医药费，还有一些我存的私房钱，都用上吧。＂

我愣住了：＂十多天不见，你就给我带这个？你妹妹家到底出了什么事？＂

淑芳叹了口气，把我拉到走廊上，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见她眼中有掩不住的疲惫。

＂哪有什么事。＂她低声说，＂我是回去凑钱的。我妹前些年借了我的积蓄办厂子，这次去要回来了。＂

＂就为了钱？＂我有些不可思议。

＂不然呢？＂淑芳抬头看我，＂妈这病不是小事，咱俩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宽裕，我总得想办法。＂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感动还是该心疼。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我问。

＂来不及了。＂她擦了擦额头的汗，＂再说，按咱们的规矩，各付一半，我得负起我的责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头一热，多日来的委屈和怨气瞬间烟消云散。

后来的日子，淑芳请了假，和我轮流照顾母亲。

她白天上班，晚上来医院接班，我回家休息，第二天一早再来换她。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春天。

慢慢地，我发现她和母亲之间有种奇妙的默契。

母亲虽然说话不利索，但眼神在看到淑芳时总是格外明亮。

淑芳总能猜到母亲想要什么，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她就会心地笑着照做。

有时候我值夜班，假装睡着，偷偷看见淑芳坐在母亲床边，小声给她讲商店里的趣事，讲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讲电视里演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母亲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点头微笑。

这样的时刻，我心中总是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和惭愧。

到了五月，母亲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可以坐起来了，说话也渐渐利索了。

医生说可以出院修养了，但还需要长期吃药和康复训练。

＂这段时间的医药费怎么算？＂回家的路上，我主动提起这个话题。

＂就按咱们的老规矩，一人一半呗。＂淑芳推着装满母亲随身物品的自行车，轻松地说。

我点点头，心里却默默记下了她为母亲垫付的那笔钱，打算找机会还给她。

回到家里，母亲的房间已经被淑芳收拾得干干净净。

床单换了新的，窗帘洗得泛白，屋里还摆着一盆月季，是母亲最喜欢的花。

＂这些你都是什么时候准备的？＂我惊讶地问。

＂昨天下班早，就顺便收拾了一下。＂淑芳不以为然，忙着帮母亲安顿。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淑芳仍然保持着AA制的生活方式，但照顾母亲的事情，她却承担了大部分。

每天清晨，她会早起熬药；晚上下班回来，又会帮母亲按摩、洗澡。

我有时帮忙，但总觉得自己笨手笨脚，不如她细心周到。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翻开母亲枕头下的存折，上面每月都有一笔小额存款，金额不大，但非常规律，来源一栏写着＂淑芳＂。

这让我震惊不已，存折的最早日期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这是怎么回事？＂我拿着存折去问淑芳。

她正在厨房淘米，闻言只是淡淡一笑：＂哦，那是我每月给妈的零用钱，不多，就是让她买点水果零食什么的。＂

＂可我怎么不知道？＂我皱眉问道。

＂你没问过啊。＂她抬头看我，目光坦然，＂再说，这是我自己的工资，按咱们的规矩，各自的钱各自做主，不是吗？＂

我无言以对，心中却五味杂陈。

更让我震惊的是，当我整理母亲的抽屉时，发现了那本账簿。

那是一本普通的老式记账本，纸张已经泛黄，上面工整地记录着这三十年来，我和淑芳每次AA制的生活费用、房租水电，甚至包括对父母的供养费用。

而在我的名字旁边，母亲总是画着一个小小的叹号。

翻到最后几页，竟然还记录着这次住院的费用明细，以及淑芳偷偷给她的额外零用钱。

那一刻，我的手微微发抖，眼前模糊一片。

晚饭后，母亲早早睡下，我把淑芳叫到小院里的石凳上。

夏夜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远处响着知了的鸣叫。

＂为什么瞒着我给母亲钱？＂我直截了当地问。

淑芳沉默了一会，抬头望着星空：＂明生，你还记得咱们刚结婚那会儿吗？＂

我点点头。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刚分到一间筒子楼的小房子，家徒四壁，但憧憬满怀。

＂那时候你特别推崇AA制，说这是最公平的方式。＂淑芳继续说，＂我其实不太理解，但我尊重你的想法，就照做了。＂

＂这三十年来，咱们过得挺好的，不是吗？＂我有些疑惑她为何提起这个。

＂是挺好的。＂她轻声说，＂但有些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她告诉我，多年来她一直私下里额外照顾着我的母亲。

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她会从自己那份里挤出一部分给母亲做零花钱；

过节的时候，她会偷偷买些补品塞给母亲；

甚至有时候母亲身体不适，她会请假带母亲去医院，从不告诉我。

＂你那么在乎你的那份尊严和规矩。＂淑芳轻声道，＂可妈却一直把我当亲女儿。我尊重你的坚持，但我也有我的孝心。＂

＂可你为什么从不告诉我？＂我感到一丝委屈和愧疚。

＂你知道我第一次给妈钱时她说什么吗？＂淑芳微微一笑，＂她说：＇闺女，别让明生知道，他要强，受不了这个。＇＂

我哑口无言，内心如同被重锤击打。

＂其实妈一直很理解你，知道你耿直，要面子。＂淑芳继续说，＂她怕你过意不去，所以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肯麻烦你。＂

＂那你呢？你就不在乎我们的规矩了？＂我轻声问。

＂在乎啊，所以这些年我从不拿咱们共同的钱去做这些事，都是我自己的工资。＂淑芳眼中闪着光，＂你的规矩是你的，我的孝心是我的，我只是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而已。＂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真正的爱。

第二天，母亲的病情突然好转很多，能下床活动了。

午饭后，我扶着她在小院子里晒太阳，鼓起勇气把那本账簿给她看。

＂妈，您为什么要记这些？＂我小心翼翼地问。

母亲抚摸着发黄的纸页，眼里含着泪水：＂我不是要记账，儿子。我是想记住，在这个家里，爱从来不曾AA过。＂

她颤巍巍地翻到最后一页：＂淑芳这孩子，这些年偷偷塞给我不少钱，每次都说别告诉你。我知道你们过日子有你们的规矩，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私下里记着，想着有朝一日把这些都还给她。＂

＂可我没想到，她会为了给我凑医药费，大老远跑回老家要账。她妹妹家本来就困难，那钱怕是要不回来的。＂

母亲的话如同闷雷在我心中炸响。

我这才明白，淑芳所谓的＂要回债＂，不过是为了不让我担心编造的借口罢了。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了淑芳上班的百货商店。

八点半正好下班，她拎着饭盒从后门出来，看见我站在路灯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怎么想起来接我了？＂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接过她手中的饭盒，然后郑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她疑惑地问。

＂咱们的新账本。＂我哽咽着说，＂从今天起，不再AA。＂

信封里是我取出的全部积蓄，和一张写着＂家庭共同基金＂的纸条。

淑芳怔住了，然后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

＂明生，你这是......＂

＂这些年，我太固执了。＂我握住她的手，＂我以为公平就是各付一半，却忘了家人之间的爱，本就不应该计较得失。＂

回家的路上，我们推着自行车，像年轻时一样说说笑笑。

路过小卖部，我特意买了一瓶汽水，掰成两半，和她一起喝，就像三十年前我们刚认识时那样。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责任不是分得多清，而是付出多少。

清晨，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我和淑芳一起收拾房间、准备早饭，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和淑芳重新商量着家里的事，不再提AA两个字。

因为我们终于懂得，爱的账本，原来从来都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它一直都是共同署名的。

那本泛黄的账簿，我们小心地收藏起来，它记录的不仅是数字，更是一段执着的岁月，一份深沉的爱，以及我们共同成长的证明。

现在，我们开始书写新的篇章，一个不再计算得失，只记录付出与感动的故事。

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