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父亲去卖豆腐，在一户人家歇脚，吃了一碗面，把我的亲事定

一碗面的姻缘

＂爹，这亲事怎么就这么定了？连人都没见着。＂我放下手中的搪瓷碗，声音里带着不解和抵触。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事了。那年我二十二岁，在县城轧钢厂当了三年车工，攒了些票证，每月四十多块工资，在厂里也算个小有本事的青年。

父亲王德善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村里做豆腐，手艺在周围十里八村都有口皆碑。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每天凌晨三点就开始和豆子、烧锅，从不偷工减料。

我们家的豆腐，色白如玉，嫩得一戳就破，却又不失韧劲。村里人常说：＂德善的豆腐，软硬适中，吃着放心。＂

那年冬天特别冷，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村里的小路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北风呼啸着穿过田野，连房檐下的冰凌都有半尺长。

父亲扛着一担豆腐进县城卖，天不亮就出了门。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脚上是缝了又缝的千层底布鞋，头上戴着我娘亲手缝的老式棉帽。

＂啥天气都不耽误咱们做买卖。＂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

那天早市，父亲的豆腐刚摆出来就被抢购一空。人们排着队，手里攥着粮票和钱，生怕晚了就买不到。

谁知那天风雪更大，等卖完豆腐，天色已晚，归途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困住。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雪片大如棉絮，一会儿工夫就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

＂你是不知道，那雪大得睁不开眼啊。＂父亲吧嗒着旱烟袋，眯着布满皱纹的眼睛回忆道，＂我当时腿都冻僵了，走一步滑两步，担子越扛越沉，要不是刘家搭救，怕是要冻死在路上。＂

刘家坐落在半山腰上，是通往我们村必经的一个小村。一排青砖灰瓦的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此时已是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雪花。

屋主刘长林是个泥瓦匠，手艺在当地也算得上拿得出手。那双修过无数房屋的手，粗糙却有力。他见父亲浑身是雪，胡子上都结了冰碴子，二话不说将人让进屋，烧起了热炕。

＂老哥，快进来暖暖身子！这鬼天气，出门就是拿命换钱啊！＂刘长林的话朴实无华，却透着一股子暖意。

刘母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见状，连忙架起煤球炉，下了一碗面，还打了个荷包蛋。那面条是纯手工擀的，筋道十足，热气腾腾，上面飘着几片青菜叶，旁边是金灿灿的荷包蛋。

＂那碗面啊，救了我的命。＂父亲说到这儿，眼里闪着光，像是回到了那个雪夜，＂刘长林家的面煮得筋道，碗里还有两片腌萝卜，咸香可口。那会儿吃上一口热乎饭，浑身的寒气都驱散了。＂

饭桌上，刘长林一边给父亲倒着二锅头，一边拉着家常。煤油灯下，两人的影子在墙上摇曳，屋里虽简陋，却充满了人情味。

＂听说你儿子在轧钢厂当工人？那可是铁饭碗啊！＂刘长林眼中透着羡慕。

＂是啊，建国这孩子争气，初中毕业就考上了技校，现在在厂里当车工，每月能拿四十多块钱工资呢。＂父亲脸上挂满了自豪。

＂我家巧云今年也二十了，在公社卫生院当护士，手脚麻利，人也懂事。＂刘长林若有所思地望着墙上的老式挂历。

就是这样，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那碗热气腾腾的救命面前，在那个连媒人都省了的情况下，我的亲事就这么定下了。

父亲临走时，硬是留下两斤上好的豆腐，说是感谢救命之恩。刘长林推辞不过，才收下了。他们还约定，等开春路好走了，就让两家孩子见上一面。

＂你这臭小子，人家刘巧云可是护士呢，多吃香的工作！整天穿着白大褂，干净又体面。＂母亲李桂芬在一旁帮腔，她一边择菜一边絮叨，＂现在哪有这等好事找上门来？人家姑娘识文断字，会打针发药，比那些只会刨地种田的强多了。＂

我一开始是不乐意的。没见过面就定了亲，这不是封建社会那一套吗？再说了，我在县城里也是响当当的技术工人，平时工友们介绍对象也不少。

＂这哪成啊？我又不是买白菜，看都不看就拿回家了。＂我嘴上硬气，心里却也犯嘀咕，这个刘巧云到底长啥样？

＂你懂个啥！＂父亲拍了桌子，烟袋锅在灶台上敲得当当响，＂刘长林那是啥人？那是个实诚人！他家闺女要不好，我能给你说吗？＂

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许多家庭的相亲法则。我虽在县城打工，思想比村里人开化些，但对父母的话还是不敢不听的。

厂里的老王头听说我的事，吸溜着茶水笑道：＂建国啊，你这是撞大运了！护士多金贵啊，又是常年在卫生院工作，干净利索，还会照顾人。咱们车间的老李，为了娶个护士，送了人家两条金项链呢！＂

就这样，在父母的软磨硬泡和工友们的怂恿下，我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相亲那天，我特意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厂里发的新蓝色工装，抹了点老大哥借我的发油，骑着二八大杠，硬着头皮去了刘家。

一路上，我心里直打鼓。万一这姑娘长得不好看怎么办？万一她嫌我是农村出来的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路。

刘家的院子很整洁，冬天刚过，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开始冒新芽。推开院门的一刻，我愣住了——刘巧云穿着一身白大褂站在院子里，扎着一条红头绳，清秀的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容。

阳光从树枝间洒下来，落在她的脸上，晕染出一种温柔的光晕。她不是那种张扬的美，却有一种恬静的气质，让人一眼就觉得舒服。

＂你就是王建国吧？我爹常提起你。＂她的声音很轻，却似一股暖流涌进我心田。

那天，我们两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桌上有刘母亲手腌的萝卜干，还有一盘用我父亲带来的豆腐做的红烧豆腐。

席间，我偷偷打量着刘巧云。她不像城里姑娘那样讲究穿着，但一举一动都很得体。给长辈夹菜时，眼疾手快；听大人说话时，始终带着微笑。

饭后，长辈们借口休息，故意留我们两个年轻人在院子里说话。初春的风还带着丝丝寒意，但太阳已经很暖和了。

＂你在轧钢厂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刘巧云问道，眼睛看着地面。

＂还行，就是有时候要加夜班。＂我挠挠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在卫生院，应该也很忙？＂

＂嗯，每天都有很多病人，特别是赶集的日子，更忙了。＂她抬起头，眼神里透着真诚，＂你爹的豆腐真好吃，我们这儿的人都喜欢。＂

就这样，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从工作聊到家庭，从电影《小花》聊到《庐山恋》，从县城的新商店聊到公社的变化。不知不觉，太阳西斜，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回家的路上，二八大杠骑得特别轻快，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怎么样？人家姑娘不错吧？＂母亲见我一回家就笑嘻嘻的，就知道有戏。

＂还行吧。＂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已经认定了这个姑娘。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往来。每周休息日，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看她。有时带着父亲做的豆腐，有时带着厂里发的罐头。

刘巧云也会偶尔来县城看我，穿着朴素的蓝布裙，带着自家腌的咸菜。我们一起在县城的人民公园散步，看露天电影，吃五分钱一个的冰棍。

那时的爱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海誓山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只有平淡中的相互了解和欣赏。

结婚前，我曾担心城乡差异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她是见过世面的护士，认识的字比我多，会打针发药；而我不过是个粗人，虽然在厂里是技术工人，但骨子里还是农村出来的。

＂你怕什么？＂刘巧云笑着问我，＂我爹不也是农村人吗？我娘不也是每天洗衣做饭吗？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

婚礼是在那年秋天举行的。按照当地习俗，我骑着借来的二八大杠，挂满了红绸带，去接刘巧云。

那天，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大褂，头上盖着红盖头，看不清表情，但我知道她一定和我一样紧张又期待。

村里人都出来看热闹，孩子们追着我的自行车跑，大人们则评头论足。＂建国娶了个护士，真是有出息了！＂＂听说是王德善卖豆腐时认识的，缘分啊！＂

婚宴是在我家院子里办的。父亲特意杀了年养的一头猪，母亲请来村里最好的厨师，做了十几个硬菜。饭桌上，酒杯碰撞的声音、人们的笑声、祝福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新婚之夜，我们住在用红纸贴满的新房里。煤油灯的光晕中，我看着刘巧云羞红的脸，心里满是幸福和感激。

＂谢谢你嫁给我。＂我笨拙地说。

＂谢谢你爹的豆腐，和我爹的那碗面。＂她俏皮地回答。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我们在县城租了一间小平房，每天早出晚归。我去轧钢厂上班，她去卫生院工作。

克扣司空见惯的年代，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为了一张粮票，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为了节省煤球钱，大冬天也只烧半个小时的炉子。

但巧云从不嫌弃，每次我回村帮父亲做豆腐，她都会帮着一起干活，那双给病人打针的手被豆腐水泡得发白也不抱怨。

＂学门手艺总是好的，＂她常说，＂万一哪天你下岗了，咱们还能靠做豆腐养活自己。＂

那时候，＂下岗＂这个词对我们来说还很遥远，但她的这种未雨绸缪的想法，让我更加珍惜她。

婚后第三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小县城。国营企业开始改革，轧钢厂也不例外。

我在厂里技术过硬，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了调去技术科的机会。工资从四十几涨到了六十多，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大的提升了。

＂咱们攒点钱，以后买个冰箱吧，＂巧云憧憬着，＂听说新出的冰箱能把东西冻得硬邦邦的，夏天吃西瓜再也不用去井里冰了。＂

那天整理行李准备搬新宿舍时，我在岳父给的箱子底层发现了一个小布包，里面竟然装着父亲当初送的豆腐票，已经泛黄，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豆腐票上还有父亲工整的字迹：＂德善豆腐坊，上等豆腐二斤。＂边角已经磨损，但那是父亲对品质的承诺。

＂这么些年过去了，他一直留着这个。＂巧云站在一旁解释道，眼里闪着泪光，＂爹说，这是他看人最准的一次。他说你爹做的豆腐，和人一样，绵软中带着刚毅。＂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真正富足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份淳朴的情谊。一碗热面，两斤豆腐，编织成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开端。

日子一年年过去，我和巧云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取名王小满，意为生活小有富足。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县城里开始有了彩电，有了冰箱，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慢慢提高。

我在厂里当上了班长，每月工资涨到了一百多。巧云在卫生院也评了职称，成了护士长。我们终于凑够钱，在县城买了两室一厅的小楼房，告别了多年的租房生活。

搬家那天，两位老人都来帮忙。我爹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坚持每天做豆腐；岳父刘长林的泥瓦活也越接越多，手艺在周围远近闻名。

＂咱们两家都靠手艺吃饭啊！＂岳父笑呵呵地说，他的脸上多了些皱纹，却依然精神矍铄。

＂是啊，手艺不怕人老。＂我爹点点头，两位老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岁月的痕迹，也有人生的通透。

晚上，我们在新家摆了一桌饭菜，请来两位老人和亲朋好友。席间，父亲破例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兴致很高。

＂要不是那天下雪，要不是那碗面，你们两个现在在哪儿呢？＂父亲感慨道，＂缘分啊，就是这么奇妙。＂

岳父也举起杯子：＂那碗面算什么，是老王家的豆腐好吃，把我女儿的胃口都养刁了！＂

大家哈哈大笑，酒杯碰撞的声音在新家里回荡。

有时我会想，若不是那场大雪，若不是那碗热腾腾的面，我和巧云的缘分又会在何处相逢？或许，这就是命运给我最好的安排。

如今，我和巧云已经在一起三十多年了。鬓角的白发悄悄爬上了我们的头顶，皱纹也渐渐爬上了眼角。

县城改造了，轧钢厂也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搬进了商品房，小满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每逢冬日大雪，我和巧云都会煮一碗面，放上两片腌萝卜，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雪景，回忆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冬天。

那碗面，早已入腹成空，但它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幸福，却如同雪夜里的灯火，照亮了我们一生的路。

＂咱们这辈子啊，活得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心满意足了。＂巧云常这么说，眼里满是知足。

我点点头，握着她的手，感受着掌心的温度。是啊，人这一生，能遇到对的人，平平安安走过岁月，这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无论是父亲的豆腐，还是岳父的那碗面，都是我们家故事中最美的开端，也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最温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