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牧师”余心清回忆“北平谍案”4：急骤的敲门声

1

我在北平住的地方，是孙(连仲)替我预备的。

这个房子座落在北平铁狮子胡同，隔壁就是“绥署”——当年北洋政府时代的海军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曾屠杀过一大批学生造成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据说这个胡同在明朝时是阁老的官邸区，陈圆圆也在这里住过。

到清初的时候，是蒙古王公府。

民初不知道经过了一个怎样的手续，就转移到张昌宗这长腿将军的名下，当他从山东督军卸任以后，就住在这里，把所有房间都编成号码象大旅馆一样，分配给他自己也记不清的姨太太们居住，直到他在山东被杀死的日子。

后来宋哲元使华北特殊化的阶段中，他向张宗昌的遗族手中，买了这座房子，作为他们的俱乐部，即“进德社”，里面现在还挂着当代冠盖人物所送的丈二长的歌功颂德匾对。

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代，因为隔壁那座海军部做了冈村宁次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而我所住的这座房子，也就成了冈村宁次的官邸。

有人说这是一座凶宅，谁住这里谁倒霉。

我住在这房子的西跨院内，中间几座官殿似的正厅，就用作为“设计委员会”的办公室。

一年的时间，在这座房子里，开过不少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多次的专家座谈会和各门各式的座谈会，为了教育孙，要他进步，要他转变，请了不少知名的大学教授来，和他一道讨论国际问题，朋友们很热情地帮助这一工作，知道这不是甚么“捧”和“巴结”的事。

一些革命的朋友，在这里住过，联系过。

中共方面的徐冰常常突然闪到这里和什么人接头。

后来我同许多地下工作者，也在这里接线。

我在这里的日子，军事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显着严重、恶化，工作的进展又是那般地迟缓，效果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作军事工作，比赶牛车还费力。

这些显赫一时的“将领”们，他们知识是贫乏的，思想是反动的，能力更说不上，简直是一群“草包”。

他们的自私观念和野心却是很大的，都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其实不过是兔子充老虎，蚯蚓冒蛟龙。

他们对于现状不满，很少是由于认识，而是为了个人利害！

我们明明看到了他们是燕处火堂，鱼游沸鼎，他们还想乘机会捞一笔横财。

浪费了时间，无限的苦痛藏在我的心里。

但是为了工作，为了整个的革命前途，不能不耐心地和这般家伙熬火候。

中共的大军，正进行着革命的主力战，我所能做的，只不过在挖挖蒋介石王朝的腐朽墙脚，挖多少，算多少，即使让这蒋流氓的部队将领，丧失一点点作战信心，也是好的。

为了挖墙脚，那么，力之所及，就无所不挖了。

在军队里挖，在大小头目中挖，在美国人中挖，这也是我和魏德迈在北平见面的主因。

学生们不断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同样是在挖，只要挖去了这小子一点墙基，就是革命胜利了一点。

五月里由于沧州的解放，平汉路的“剁鳝鱼段”的攻势，促成我给中共打了一个电报，电报是由孙的一位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转发的，在我以为这是工作上唯一的收获，却没有料到陈因此而悄然离平，我也因此而落入虎口。

冶秋夫妇走了以后，我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烟，瞅着天花板发呆，我担心冶秋这样地回去，有没有特务们在后面盯梢呢？

会不会今夜就被捕呢？

明天早晨他要来，我是不是陪着他一同去呢？

孙要是把他交给那个姓王的特务，我又怎么办呢?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也考虑着，既然电台被破获，又搜到大批文件，我的那个电报怎样？

香烟盒上写的东西，该不会留着吧！

不会，决不会的。

我这样的宽慰着自己，"万一被搜到了怎么办？"我反问着自己。

那就乱子大了，事情也不可想象了！

因为我刚把他——孙——领上路，他现在还在摇摆中，如果这时候出事，胆小的他，也许一下就倒下去，一年来的工作，等于白费，整个打算，功败垂成，华北的问题，从此也就大变了。

蒋介石不抓我则已，一抓起来，新帐且不说，旧帐也算不清，坐牢、枪毙，用不着问是连着的，死后的事怎么了？孩子呢？妻子呢？老母呢？

一连串的问题赶集似地堆上心头。

“管不了许多，怕死的就不造反，造反的就不怕死。”

把牙齿一咬，站起来就躺倒在床上。

我沉沉地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一阵急骤沉重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

我很奇怪，以为是什么朋友带了和昨天事件有关的紧急消息来，才这样敲门。

“这总不是生朋友吧！”我赶紧地从床上起来，穿着睡觉的那一条短裤和毛线上衣。

开了房门，喊起那招呼我的工友叫他快快去开门，等到工友把门打开，一个陌生的大汉快步地走进来，右手里握住一支左轮， 食指紧扣着扳机，我就感觉到事情的不妙。

后来才知道这大汉就是北平“警察局刑事警官队的大队长”、专门捕捉重大案件的顶顶大名的马快李连福。

紧随着就是“绥署”第二处的处长王耀先，他是来当向导的。

在他的后面又拥进来四个穿西装和中山服的特务。

我请那一位王处长到卧室外面那间客室里坐下，同时我也穿上了一件夹袍，(这件夹袍在牢里我一直穿着它)，袜子还没来得及穿上，我就坐下问他:“你们有什么事，这么严重地来看我。"

他脸上浮起一丝冷酷的微笑！

眼睛睨视着我:“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他们拖我一同来，听说有一点小事要和你谈谈，请你穿好衣服，跟我们一块儿去。谈完话便可以回来。”

我原来想问问他究竟是些什么事，但是这多年听说过特务们捕人的方式，万变不离其宗，先软后硬，抗辩也无用，拒绝也无用，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一套的实地表演吧。

我说:“好！我跟你们走！"

我便穿上了袜子和鞋子，那个大汉寸步不离地站在我旁边，那双豺狼的眼睛，盯着我每一个动作，也许是怕我会从口袋里掏出能致他死命的“那个”来吧！

我们就这么样站起来了。

我用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房间，我回头对我的工友老张说:

“你给孙主任打个电话，中午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好好地招呼她。”

这时候，我想到冶秋，他一定是先我被捕了。

他的家庭负担是那么重，孩子们又是那么幼小。

做事的时候，已经不能维持， 今后的生活怎样过下去？

现在他内心的痛苦，将是怎样的沉重。

从卧室走出大门，要经过几座大厅，我看见每一座房子里都站着几个端着手枪的陌生人，这是他们认为捉老虎必需的一种排场吧！

2

在我的大门口外，停着四部颜色不同的轿车。

对于这么多的汽车停在我的门口，我并不感到惊异，并且我知道这许多汽车，也许有我平时熟人的汽车在内，因为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我发现了这个秘密，有一天我向一个熟人的太太说:“前天的晚会，为什么他们请你，你答应了来，结果你没有来！"

她说:“很对不住，我本想来，因为车子不在家。"

我带玩笑地问她，“你丈夫不在家，车子干什么去了呢？”

她很天真地告诉我，“那天晚间他们抓人，车子借出去，一夜不能回来，所以我没来。"

听她说完了之后，我打了一个冷战:“原来你们一家都是特务啊！"

这对我也是一个不小的教训。

因为他们夫妇平常表示对我很友善，谈话中对于现状也深表不满，自然我不会同他们谈到任何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只是我不会怀疑到他们是特务。

这时，我们来到一辆红色轿车前面，那个大汉把车门扭开，那位王向导先进去，让我坐在中间，大汉坐在我的右边，他那一支左轮手枪始终紧紧地握在右手里，在汽车夫的旁边，坐着另一个矮矮的特务，把右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姿态颇为安然。

车子开动了，出了胡同的西口，转向到沙滩附近的一个胡同，在一棵大树对面的朱漆大门前，停下了车。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弓弦胡同十五号，戴笠的纪念堂，特务的机关部。

大汉和矮子先跳下车，好象熟练的侍从副官似的，小心地开车门在恭候着。

这位姓王的就领着我进了院子中的一个大客厅，客厅里放着五套沙发椅，里面坐着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有穿西装的，有穿军服的，还有的肚皮凸凸的，好象猪肉铺的老板，有的象跑街的小店员，还有两个象卖油条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家伙，大概都是进行各种各样“勾当”的特务们吧。

从前我想象中的特务，只是些鼻歪眼斜、面带杀气的副官型、流氓型的一批，没有想到还有这一般从不同的职业部门中挑选出来的牛头马面。

姓王的指给我一个沙发椅子，我便坐下，他转身由客厅的另一个门里走了，从此我再没有看见他，直到今天。

屋里的人，都向我投了一个好奇的眼光，他们互相间在耳语着，大概是在问：

“这捉来的是一只獐子？还是一只虎？”

等到那大汉进来，对一个穿少校军服的瘦小子耳语了一句什么，就走了。

于是这瘦小子死死地盯了我一眼，然后脸上浮出一种愉快的神情，“把你捉住了。" 好象他心里在说。

没有五分钟的时间，一个特务走到我面前说:“请你到后边屋子去。”

我便跟着他走，那是第二层院子，在左跨房里摆着一个长台子，一个沙发椅子上放着一床棉被，大概是捉了什么人夜里把他禁闭在这里，看守的人所用的。

地上抛满了烟卷头，领我进来的这个人，要我坐在他指定的一只椅子上，他坐在对面的另一张上，两个人默默不交一语。

过了不大工夫，忽然听到有人在院中说话，操的是湖南口音，声音很熟，“我的朋友谢士炎也被捕了吧！"

窗户上挂着很厚的帘子，我没法看到外面，只听见两三个人的脚步向外走，“大概是把他解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我心里一沉。

约摸坐了一个钟头。

在这么一个沉重而孤寂的空间里，我的神经好象麻木了似的，什么也不想，可是我在心里冷笑，笑着我的命运，笑着我身旁的那狗爪子。

你们今天抓我，哼！小心，不久的将来，有人会把你们照样抓起来。

早晨起床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立刻先喝一大杯凉开水，今天这习惯是没法继续了。

但喉咙非常干渴，因为昨天晚上喝了酒。

桌上放着一个茶壶，我和在家里一样举起就要倒，那看我的小子把眼一瞪，狠恶地说:“不要动！”

我望望他，把手缩了回来。

院子里又传进来边走边说的声音，这声音对我并不陌生，而且是我安徽家乡的声音，我知道这家伙就是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手下的大将倪超凡，他是陈的稽查处长，我在一个宴会上碰见过他，还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下。

他好象下命令似地告诉另外一个人，似乎是说把我解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要他到办公厅碰头。

又有十分钟的工夫，走进来两个人对我说:“请你出去。"

我就跟他们从侧门的一个夹道里走出去，上了一部黑色的小轿车，车在朦胧的朝雾中向前走，路上很少看到行人，细雨在飘着，深秋的风在吹着，身上感到微寒，心里感到凄凉。

车又走过了我的门口，我扭转头来向前看一看，两扇铁门，象伸开的两只手掌，仍和平时一样的在等待着我进去，只是我不能再进去了，我只留给它最后的一瞥。

“绥署”的大门口，还是站着那平时的两个岗兵，昨天我从这大门里走出来，今天我却要从这个大门外走进去。

那位朋友仍然是里面的主人，不知道在我被捕以后，他还是不是朋友？

他是不是能把腰杆子挺起来，和我一样地干到底？这一切只有留给事实来考验吧。

这时候，我对于生命倒没有什么顾虑，只可惜事件来得太快一点，把我的许多计划打破了。

一件使我惦念和不安的事，就是我的小女儿，她跟我由重庆来到北平，现在还在一个初中里住读，今天是星期六，她照例是十 二点半回来，我被捕了，把她交给谁？

朋友们是否还能和平时一样亲切地照顾她？

她一定会哭的，谁给我去擦干她的眼泪？

车一直向北驶，走过了北新桥便掉头向东，又曲曲折折穿过了好几道胡同，好象是在雍和官附近，我虽然是在北平住过了不短的时间，但是这些地方，我从来没有到过。

司机忽然向坐在他旁边的家伙伸出左手，意思是问，是不是向左方开去？

那家伙摇摇头，把右手向前一伸。

我猜想他们在这一个区域中，一定有不少秘密的窟穴。

那么，左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现在把我向一直的方向送去，这又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一条泥泞的路上，又转了一个弯，看见了一排高墙，我隐约看见墙边挂着的一块牌子“河北军人监狱”。

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放在这里，但是车还是向前驶，在这一排高墙的尽头，连接着还有围着一所院落的高墙，远远地看见墙上有岗楼，和一扇铁皮包着的黑门，门上还有一个小门，这时汽年喇叭尖声地叫响了，一个兵从门上的小方孔中伸出头来，望了一望，车上那个特务向他打了一个手势，于是这黑色的大门打开，车子就开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