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2位皇帝，严格来说仅5人配拥有庙号，剩下6人没资格

“清朝”，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它象征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落幕。这个王朝距离我们的时代并不遥远，近年来，大量以清朝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涌现，更让人们对它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朝的起源可追溯至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1644年，清军入关，随后逐步统一全国。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宣告了清朝的终结。从奠基者努尔哈赤到亡国之君溥仪，清朝共经历了十二位皇帝。其中，唯有溥仪未获正式庙号，其余十一帝皆有。然而，若严格遵循庙号设立的本义与标准，清朝这十二位皇帝中，真正配享庙号的，可能仅有五位。

清朝皇帝庙号现状一览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在位时清朝即告覆灭，故未获官方庙号。1967年，爱新觉罗家族后裔在台湾曾为其上庙号宪宗，并拟定冗长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但此举未获广泛承认，因此溥仪始终未被正式认定拥有庙号。

庙号制度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商代。当时在太庙祭祀祖先时，为避讳直书其名，故以特定称谓代之，此称谓因用于太庙而称“庙号”。唯有功勋卓著、德行足以被后世子孙永久敬奉的君主，才有资格进入太庙，获得庙号。其核心原则是“祖有功而宗有德”，即开疆拓土、奠定基业者称“祖”，守成有功、光大宗业者称“宗”。平庸乃至昏聩之君，按此古制，是无资格享有庙号的。历史上，一个王朝能入太庙享有庙号的君主通常极少，例如汉朝（含东西汉）二十八帝，仅七位有庙号。

然而，自隋唐以降，庙号授予渐趋泛滥，几乎每位皇帝都获得了庙号。清朝亦沿此风，除溥仪外的十一位皇帝皆有庙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符合“祖有功宗有德”的严格古义。以下依据庙号本义，逐一审视清朝诸帝是否名副其实

1. 努尔哈赤（太祖）：作为后金政权的开创者，他白手起家，统一女真各部，奠定入主中原的基础。虽未称帝且建立的是“后金”，但作为清朝实际奠基人，称“太祖”有其合理性。

2. 皇太极（太宗）：继承父业，改国号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并持续扩张实力，稳定内部，为入关扫清障碍。作为王朝实际建立者及开国制度的完善者，称“太宗”名实相符。

3. 福临（世祖）： 在其名义统治时期（实际由多尔衮摄政），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基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清朝从一个地方政权转变为统治全国的大一统王朝，这一划时代的转变，使其配享“世祖”庙号。

4. 胤禛（世宗）： 在位期间力行改革（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设立军机处），整饬吏治，充实国库，将康熙晚年遗留的诸多积弊一一清理，使国家重现生机，皇权达到顶峰。其“世宗”庙号（寓意承上启下、世代延续）恰如其分。

5. 弘历（高宗）：统治前期继承父祖基业，达到“康乾盛世”顶峰，并完成对新疆的统一（平定大小和卓、设伊犁将军），极大拓展了清朝版图。虽有后期统治失误（闭关锁国、吏治腐败），但凭其开疆拓土之功与盛世局面，配享庙号无疑。不过，其庙号“高宗”在传统上地位极高（仅次于太宗），与其统治后期国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身份，稍显不匹，或“中宗”（中兴之主）更为贴切。

6. 玄烨（圣祖）：功绩显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沙俄、三征噶尔丹、开启盛世），但严格按古制，“祖”号通常仅授予开国或定鼎中原之君。其功绩多属平定内乱、巩固统一、驱逐外患（沙俄），而非开创性拓土。其晚年亦存在诸多问题（吏治松弛、国库空虚、九子夺嫡）。清朝给予其“圣祖”庙号及“仁皇帝”谥号，实属最高级别的溢美，远超古制标准，有过度拔高之嫌。

7. 颙琰（仁宗）： 面对乾隆晚期遗留的严重社会问题（腐败横行、民变四起、鸦片输入），虽勤勉但能力有限，未能有效扭转国势下滑。其统治时期标志着清朝中衰的正式开始。给予“仁宗”庙号，与宋仁宗等相比，差距悬殊，名不副实。

8. 旻宁（宣宗）：延续嘉庆朝困境且更加恶化，尤以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为标志，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古制，失地辱国者断无资格入太庙。其“宣宗”庙号实属不当。

9. 奕詝（文宗）： 统治期间内忧外患空前加剧：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江山；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东北大片领土。京城沦陷，实乃奇耻大辱。如此境况下的君主，实难与“文宗”庙号相称，堪称清朝后期最无能的皇帝之一。

10. 载淳（穆宗）：在位期间虽有“同治中兴”表象（洋务运动），但内乱未止（捻军、陕甘回变、云南回变），外患犹存（阿古柏侵占新疆），民生依然艰难。其功绩不足以支撑庙号，“穆宗”之称亦显牵强。

11. 载湉（德宗）：虽有励精图治之心（戊戌变法），但受制于慈禧太后，终成傀儡。其在位期间经历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等重大国耻。以“德宗”为庙号，于古制、于实情，皆难言相配。

依据“祖有功宗有德”的严格庙号设立标准，清朝皇帝中，努尔哈赤（太祖）、皇太极（太宗）、福临（世祖）、胤禛（世宗）、弘历（高宗） 五人功业显著，配享庙号。其中弘历的“高宗”庙号略显过高。

而自嘉庆帝颙琰（仁宗）以降的六位皇帝——道光帝旻宁（宣宗）、咸丰帝奕詝（文宗）、同治帝载淳（穆宗）、光绪帝载湉（德宗），以及虽在名单前列但获“圣祖”庙号明显溢美的康熙帝玄烨，他们的功绩、德行或统治结果，均难以匹配其获得的庙号。这反映了隋唐以后庙号授予的泛滥化倾向，使其失去了最初的严格筛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