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成义】文明互鉴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显题，并在不同学科都有探索和推进。为了对此核心议题和任务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把握，有必要将其纳入文明互鉴的视域进行考察，并首先应该对研究视域、角度与方法展开辨析并保持自觉。

学术界同行对研究方法的自觉并不陌生，因为多数研究型论文都要求有研究方法的说明。然而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可供各个学科前沿研究选择使用的方法其实都已经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对研究角度的自觉则相对少一些。所谓“角度”，就是指观察事物的出发点，也可以简称为“观点”，我们如果有角度或观点的自觉，就更容易对别人所看到的内容或得出的结论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研究视域的自觉较之前两种自觉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指的是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后借以指观察或认识达到的领域，与视野等同。“视域”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境界”有一定的重叠，虽然后者已经远远超出视听等感官层次而进一步上升到心和意的层面，多指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达到的高度和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诠释学领军人物伽达默尔提出“视域的融合”的进步与不足。一方面，谈“视域的融合”的时候已经预设了视域的自觉；另一方面，如果换成“境界的融合”就不难理解这种理想何以是空中楼阁。

一、学术碎片化问题及文明互鉴视域的出场

学术研究的碎片化趋势在各个学科都日益明显，并对学术界和知识生产的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其突出表现在各个学科分支越来越细，研究问题越来越琐碎，话语体系越来越与普通民众日常话语脱节。这种趋势虽然带来对某些领域的深入探究，但也造成学术文献的海量增加，进而导致创新空间萎缩，研究成果与现实问题渐行渐远，从而使其应用价值降低，同时也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甚至一门学科内部的对话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合作、提升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等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现实的阻力和困难都很大。

学术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是加强跨学科研究。这种思路旨在把前沿的研究成果进行集成，从而进行横向的连接，最终将散乱的突破和创新点连成线、面甚至立体图景。第二个则是对学科进行追本溯源。如果说现在主流的碎片化学术研究都是在求新求异，从而走向细枝末节，那么这种追本溯源则旨在求同存异，以便走向更大的视域。可以说西方引领的“今学”明显属于“末学”，并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差异的地方，而恰如荀子在其《解蔽篇》中深刻地揭露道：“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总之，应对学术碎片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要么加大跨学科研究的力度，要么返本归宗，才能不断扩大“视域”，提升“境界”。

文明互鉴视域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并正当其时。第一，全球化推进到今天，文明互鉴不仅成为全球学术界的显题，而且日益变得关键和紧迫。30多年前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甚至争论。有学者指出亨氏提供的“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几乎精准地绘制出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学者展开了海量的旨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讨论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诸多场合为争取落实“全球文明倡议”进行呼吁和努力。可以说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当仁不让的责任与使命。

第二，文明作为研究单元在范围上也是恰当的。这种恰当性在时空两个维度都有体现。在空间上，文明介于天下与国家之间。所以一方面它不至于像一些人类学家或者全球通史学者那样将人类及其历史笼统地去加以谈论，另一方面也不会降到主权国家层面，因为后者对于理解当今全球化后的世界日益显得捉襟见肘。这事实上也是近代一些有大视野的思想家，如黑格尔、汤因比、斯宾格勒等采取的视角。在时间上，当我们试图从文明的视域去理解和把握当下时，常常将时间起点追溯到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也避免了一些持巨历史观（Megahistory）的学者将历史追溯到地球起源那般遥远，从而让人类历史显得微不足道，进而丧失对当前现实的启发意义。事实上，早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专门肯定了雅氏“轴心时代”的观念，同意其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间几大文明产生了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

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到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探索，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国关学界在应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中心论”背景下做出的系列独立理论构建努力。传统上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以西方学者提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理论都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为基础，无法全面解释和涵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模式。而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并尝试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外交经验出发，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目前，比较突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有关系理论、天下体系和共生理论等。“天下体系”是中国学派中极具标识性的理论之一，由赵汀阳率先提出。他提出一种以“天下”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通过包容性和非对抗的方式建立一个以全人类福祉为目标的世界秩序。“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秦亚青，他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性与互依性，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历史和文化互动不断生成和演化的。上海学派的“共生理论”则主张国际社会应通过合作与共存来实现多元共生，反对单一霸权或对抗式的国际秩序。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学派的探索都汲取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尚通重悟的认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