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哪来的勇气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收复新疆

1865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列强支持下入侵新疆，占据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沙俄以“代管”名义侵占伊犁，英国则妄图将新疆变为其势力范围的“缓冲国”。此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东南沿海面临列强海上威胁，西北边疆又危机四伏，朝堂之上围绕“海防”与“塞防”展开激烈争论。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集中资源加强东南海防；而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收复新疆。他的勇气并非盲目自信，而是源于对国家安危的清醒认知。

左宗棠对新疆的战略价值有着超越时代的深刻洞察。他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新疆作为西北屏障，其得失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全。若放任新疆被列强侵占，蒙古将暴露于威胁之下，进而危及中原腹地。这一观点与林则徐临终前的期许不谋而合——“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左宗棠认为新疆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放弃新疆不仅会动摇国家统一根基，更会助长列强侵略野心。这种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捍卫，成为他决心收复新疆的重要精神支柱。

在军事准备上，左宗棠展现出惊人的务实精神和执行力。面对新疆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后勤难题，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是精兵策略，裁撤冗员，将西征军精简至8万人，既减轻了补给压力，又提升了战斗力。其次是粮草运筹，开辟蒙古北路运输线，在甘肃、宁夏等地屯田积粮，并从沙俄控制区采购粮食，形成“三路运粮”体系。为解决运输难题，他调集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多匹驴和骡子，外加29000匹骆驼，同时借助山西商人乔致庸的帮助，确保粮草供应。在武器装备方面，左宗棠通过兰州制造局仿制西洋枪炮，如德国螺丝炮、后膛七响枪等，还从上海、汉口购置先进军火，使清军装备水平接近欧洲军队。此外，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先集中兵力收复北疆，再南下扫荡阿古柏势力，避免两线作战。

1876年4月，左宗棠坐镇甘肃肃州（今酒泉市），指挥刘锦棠、金顺兵分两路率军出关入疆。首战目标是北疆门户古牧地。8月13日，清军进围古牧地，经过数天激战，于17日晨用开花大炮轰塌城墙，全歼守敌六千余人，清军仅伤亡613人。古牧地之战后，刘锦棠乘胜进军乌鲁木齐，敌军闻风而逃，清军顺利收复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随后，清军进攻玛纳斯，经过近三个月的围攻，于11月6日攻克玛纳斯南城，至此北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

1877年4月，清军开始南下收复南疆。刘锦棠率领一万五千余人及炮队从乌鲁木齐出发，迅速包围达坂城。4月19日，清军发起总攻，全歼城中守军，生俘一千二百余人，自身仅伤亡一百余人。与此同时，另一路清军从哈密西进，兵临吐鲁番城下，敌军不战而降。达坂城、吐鲁番的收复，打开了南疆门户。阿古柏见大势已去，服毒自尽。清军乘胜追击，至1878年1月，先后攻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及和阗等地，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地区。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不仅要面对军事上的挑战，还要应对朝堂上的政治博弈。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新疆“千里旷地”，得不偿失，主张放弃。左宗棠则从历史、地理、经济多角度论证新疆不可弃。他指出，新疆物产丰富，可通过屯田开发实现自给自足；若放弃新疆，将使蒙古暴露于列强威胁，进而危及京师安全。他的论证最终说服了清政府，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面对沙俄与英国的干涉，左宗棠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他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兵力打击阿古柏伪政权，避免直接与沙俄冲突。在收复北疆后，通过军事威慑迫使沙俄坐到谈判桌前。1880年，左宗棠抬棺出征伊犁，以“壮士长歌”的决绝姿态震慑俄方，最终促成《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收回伊犁地区。

左宗棠的勇气还根植于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精神。青年时期，他钻研舆地之学，与林则徐彻夜长谈西北边防，埋下经略新疆的种子。从创办福州船政局到推广“左公柳”，他始终以务实行动践行报国之志。1885年病逝前，他仍念念不忘台湾防务，奏请专设海防大臣，体现了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不仅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打击了英俄等列强的侵略野心，更彰显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他推动新疆建省，废除伯克世袭制，实现中央直接管辖，奠定了现代中国西北版图。同时，他推广先进农具、种植经济作物、修筑道路，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梁启超赞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称他是“近百年历史上的世界伟大人物之一”。

从抬棺出征的孤勇到新疆重建的卓识，左宗棠以勇气与智慧书写了晚清最辉煌的篇章。他的历史功绩至今仍在边疆大地回响，激励着后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