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霞：杜鹃山排练时，只要他一到场，效果立马不一样！

1963年，上海正在大力推动京剧的现代化变革。当坐在天蟾舞台观众席的观众看到《杜鹃山》这出戏时，他们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这出以农民武装斗争为主题的革命题材剧目，既具备传统戏曲的精髓，又带有新时代的特色，正是众人一直苦苦找寻的典范。

北京京剧团随即搭建起了实力强劲的创作团队。由薛恩厚、张艾丁负责总体框架的搭建，文学素养极高的汪曾祺负责雕琢唱词，萧甲掌控舞台的调度安排。演员阵容更是璀璨夺目：裘盛戎饰演乌豆、赵燕侠饰演贺湘、马连良饰演郑老万，每一位都是声名远扬的角儿。这些戏曲界的资深前辈日夜钻研，对原本的唱腔和身段进行重新构思，使得传统表演程式与现代生活找到了绝妙的契合点。1964年夏季，这出汇聚了众人心血的《杜鹃山》终于在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会上登台亮相。

然而，谁都未曾料到，在同一个舞台之上，竟冒出了另一株“杜鹃花”。来自西北之地的宁夏京剧团同样带来了他们的《杜鹃山》。由李鸣盛所扮演的乌豆身形魁梧壮实，一开口便是融合了花脸腔调的老生演唱方式，将那草莽英雄演绎得栩栩如生。台下的资深戏迷们看得兴奋不已，直拍大腿，就连北京团的裘盛戎都不住点头。李丽芳所塑造的贺湘更是英姿飒爽，那一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里，既蕴含着革命者的坚毅，又透露出女性的温婉柔情。

在会演期间，两部名为《杜鹃山》的作品引发了广泛热议。北京版本着重于唱腔的细腻雕琢，每一个身段动作都彰显出名家的风采；而宁夏版本则以气势雄浑见长，演员们将在部队的生活感悟都融入到了表演当中。观众们在观看结束后，私下里纷纷提议把宁夏版《杜鹃山》拍成电影。然而就在此时，一份调令将李丽芳调往了上海《海港》剧组。失去了核心人物的宁夏版《杜鹃山》，宛如折翼之鸟，再无机会登上大银幕。

于会泳接管《杜泉山》后，马上依照指示对整部剧作了彻头彻尾的革新。剧本里的革命战士“贺湘”更名为“柯湘”，绿林好汉“乌豆”变成了“雷刚”，这些变动看似平常，实则背后藏着复杂的思虑。编剧团队除了原本的汪曾祺、杨毓珉，还调来了上海的王树元、黎中城；导演团队由周仲春带领，吸纳了话剧界的刁光覃、朱琳等人。后来还专门从上海青年京剧团调来杨春霞扮演柯湘，这位曾凭借《白蛇传》《杨门女将》闻名中外的演员，很快就要迎来她艺术生涯里最具挑战性的角色。

在排练场度过的日子极为艰难。于会泳亲自承担唱腔设计工作，领着龚国泰、胡炳旭等人整日整夜地钻研。演员们常常练到深夜。杨春霞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讲：“我们仿佛是在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身高一米六八的她，体重急剧下降到不到四十七公斤。有一回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望着她清瘦的面容，忍不住嘱咐她要留意休息。但她哪敢有丝毫懈怠？连家中三岁的孩子都无暇顾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戏里。

新版《杜鹃山》在音乐方面开展了大胆革新。于会泳将西洋乐器的和声织体引入传统京剧伴奏当中，使得“乱云飞”等经典唱段在留存皮黄韵味的同时，还增添了磅礴气势。武打设计同样耳目一新，田大江的“飞脚”、雷刚的“抢背”均经过反复打磨，每个动作的精准度都极高。杨春霞也曾感慨：排练《杜鹃山》时，只要于会泳一来，效果马上就不同了！

剧组前往井冈山体验生活的那段时光，最为让人难以忘怀。演员们脚蹬草鞋，再次踏上红军曾走过的道路，于黄洋界上对着连绵群山练习发声。为了能体会到柯湘“刑场斗争”时的状态，杨春霞专程拜访了当年的红军女战士。归来之后，她剪短了头发，平日里也始终保持着剧中人物的昂扬姿态。而这些努力，最终都转化为舞台上那个鲜活逼真的革命者形象。

杨春霞刚到剧组的时候，十分不适应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这个来自上海的姑娘早已习惯了弄堂里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如今却不得不过上与世隔绝的日子。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铃声就会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她匆匆洗漱完便开始晨功练习。剧组的纪律严格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练功服必须穿戴规范，排练期间禁止交头接耳，甚至连喝水都要统一安排时间。最让她痛苦的是没办法见到家人，年仅三岁的儿子只能交由远在上海的婆婆照料。

语言障碍成了摆在眼前的首个难题。剧组专门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来帮演员们纠正发音，演员们每天都得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杨春霞的上海口音十分难改，老是把“革命”念成“革您”，把“同志”读成“同兹”。她便含着石子练习，直至舌头磨出了血泡。某天深夜，同屋的演员被一阵轻微的声响弄醒，看到杨春霞正对着窗户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杨春霞立于排练厅的镜子跟前，不断地操练着柯湘的亮相姿态。这位往昔凭借《白蛇传》里温柔多情的白素贞令观众折服的花旦演员，此时正为怎样塑造一名共产党员的形象而烦闷。她的上海腔调在念到“革命”这两个字时总会带上绵软的尾音，这和剧中所要求的掷地有声大不相同。更让她窘迫的是，每当她念出“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这句台词时，台下总会响起几声嗤笑——这个演习惯了闺门旦的演员，着实和劳动妇女的形象相差悬殊。

真正对人构成考验的还是那些具有高难度的表演。整部剧时长接近三小时，柯湘的戏份就达到了两小时，唱、念、做、打无一不有。那一段广为人知的“乱云飞”唱段，要求演员在持续的高音区域维持饱满的音色；刑场斗争这场戏，则需要演员在激烈的武打过程中保证唱腔的稳定。杨春霞的膝盖在排练期间多次受伤，不过她总是简单处理伤口后便接着上场。有一回深夜，值班人员发现排练厅的灯还亮着，推开门一看，杨春霞正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拔枪动作，汗水早已湿透了练功服。

只要肯下功夫，就会有收获。当杨春霞所塑造的柯湘第一次完整登台亮相时，曾经被人取笑的“铁打的肩膀”模样，已然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革命者形象。她的演绎既有传统青衣的稳重端庄，还融入了武生的飒爽英气；其唱腔在保留京剧独特韵味的基础上，增添了革命者的壮志豪情。尤其是刑场那场戏，她一个干脆漂亮的“鹞子翻身”，搭配上坚定的眼神，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魄展现得十分到位。

《杜鹃山》走红之后，杨春霞所塑造的柯湘形象为大众熟知。她那清爽的齐耳短发造型引得全国女性纷纷效仿，被叫做“柯湘头”；剧中“家住安源”等唱段也被广泛传唱。然而，鲜有人知的是，这个经典形象的诞生，是一位演员用三百多个日夜的辛勤付出换来的。每当有人询问成功的诀窍，杨春霞总是轻轻一笑，说道：“哪有什么诀窍，不过是把角色铭记于心，让自己成为柯湘罢了。”

《杜鹃山》在戏剧冲突的设计上堪称典范。在第五场“中流砥柱”里，温其久四次煽动战士的情节逐步推进。王忠信在塑造这一反派角色时，得到了李少春的亲自指导。这位老艺术家传授给他一个独特技巧：每次煽动时眼神都需有所变化——首次要装作焦急模样，眼珠快速转动；第二次要含泪演出“骨肉情深”之感；第三次则要悄悄观察众人的反应；到最后走投无路时，瞳孔要猛然收缩。这些细致的处理让温其久这个反派并非简单的脸谱化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投机者。

舞美设计的创新同样给人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在第三场“情深如海”里，雷刚踹凳拍刀这一情节原本的设计相当普通。后来舞美团队前往井冈山实地考察，了解到当地农户家中的条凳都是用榆木制作的，踹上去会发出沉闷的声响。于是他们专门定制了相同材质的道具，当雷刚一脚踹下去，那声厚重的“咚”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为之一震。柯湘举手制止的造型也经过了多次斟酌——一开始的设计是单手水平举起，后来改成了带有一点弧度的“推掌”姿势，这样既展现出女性的特点，又透露出不容抗拒的威严。灯光师还特地在柯湘的掌心投射了一束追光，寓意着“明灯在心头”。

在背景铺陈方面，其艺术造诣更能体现创作者的深厚功力。开场的“长夜待晓”运用虚实结合之法描绘时代背景：舞台左侧呈现出一座写实风格的土豪宅院，青砖灰瓦间悬挂着红灯笼；右侧则是写意的山峦剪影，寓意着革命火种。当雷刚唱到“三起三落”时，天幕上先后三次闪过火光随后熄灭的投影，无需一句台词，便将农民运动屡次受挫的历史展现得十分到位。这种表现方式在当时可谓大胆创新之举，后来成为了革命历史剧的经典模式。

在音乐设计方面同样取得了突破。杜妈妈的唱段融入了湖南山歌的旋律特色，还借助琵琶模仿出山涧潺潺流水的声音；雷刚的唱腔借鉴了湖北渔鼓的节奏韵律，这与他渔民的出身背景相契合。最为精妙的当属柯湘在刑场的唱段，乐队在传统京剧三大件的基础上，增添了西洋管弦乐里的低音提琴，那低沉压抑的弦乐声与“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唱词相互映衬，营造出了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染力。

在这些艺术上取得的突破背后，是整个创作团队的殚精竭虑。编剧团队用过的稿纸将半个房间都堆满了，单单第五场戏就进行了十七次修改；唱腔设计团队为了一段过门旋律，能一直争论到凌晨；就连道具组的老李也成了熟知井冈山土炮的“行家”，能讲出各类武器射程的差异。正是凭借这种追求卓越、精雕细琢的精神，才铸就了《杜鹃山》这一中国现代京剧的标志性作品。当舞台大幕缓缓开启，这些旁人看不到的辛勤付出都转化成了舞台之上令人动容的艺术感染力。